現代中文形成的背景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之一。根據考古所證實，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已經超過了五千年。在紙的發明出現之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只能把文字銘刻在甲骨和器皿之上，或者用毛筆書寫在皮革、絲綢和竹簡上。這樣的書寫方式，自然要求文字要儘可能地少，而每個字所表達的含義，則要儘可能地多。如此，文言文作為古代漢語的文字表達形式，也就出現了。而古代漢語沿著口語表達和文字表達這樣兩個方向發展的基本格局，也就由此而確定了。
在古代漢語的發展過程中，文字表達形式影響口語表達形式的實例屢見不鮮。我們今天使用的口語中依然保留了大量的成語、諺語和習慣用語，就是一個明證。公元前一世紀中葉的西漢時期，中國出現了造紙技術。公元105 年，東漢人蔡倫用樹皮、麻頭、破布、漁網等材料作為原料，生產出了成本比較低廉的紙。在造紙技術不斷得到改進之後，以當時的白話寫成的話本在宋代就已經出現了。而這些話本則又發展成為後來的明清小說，如馮夢龍的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等等。這種情況表明，隨著文字載體容量的大幅度增加，口語表達形式影響文字表達形式的現象，也在歷史上出現了。儘管在古代漢語的發展過程中，口語表達形式與文字表達形式互相影響的現象始終存在，但由於當時的官方的文字表達形式，在蔡倫的造紙技術的出現之後長達一千八百多年的時間內，一直以文言文作為唯一的標準，所以，古代漢語也就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沿著口語表達和文字表達這樣兩個方向發展的基本格局。
現代中文的形成與語言改革
現代中文是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經過持續百年的中文語言改革而逐步形成的。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中國的社會內部出現了要求變革的呼聲。而這種呼聲則涉及了社會變革的方方面面，從而，逐步形成了巨大的社會潮流。發生在“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則成為當時社會潮流中的主流。1916年底，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第2卷5期上，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首先提出了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學改革的主張。陳獨秀則在緊接著的下一期《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一文，對胡適的主張給予了聲援。其後，魯迅、李大釗、易白沙、吳虞、錢玄同、周作人、劉半農、等許多新文化運動中的知名人物，也都支持這一主張，並開始用白話文來寫文章和發表文學作品，從而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僅僅從提倡白話文這一點上來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實際上就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學改革的範疇。這場運動通過提倡白話文，已經徹底地扭轉了古代漢語沿著口語表達和文字表達這樣兩個方向發展的基本格局，實現了中文口語表達和文字表達的一致。這不僅導致了現代中文的出現，而且，還引發了延續至今的中文語言改革。
中文語言改革首先出現在媒體領域。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一大批倡導新文化的刊物曾如雨後春筍一般脫穎而出。僅在“五四”後的一年裡，全國境內新出版的期刊，就由《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新潮》等少數幾種，猛增至四百餘種。事實上，中文語言改革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提倡白話文的層面上。隨著出版業的發展，大量外語名著和教材的翻譯著作，不僅為中文語言改革帶來了大量的外來辭彙，而且，還從外語中引進了標點符號，以及一些沿用至今的新的表達方式。
在出版業得到發展的同時，興辦新式學校的風潮，也席捲了全中國各地，並把中文語言改革推進到了教育領域，從而，產生了跨越各種地方語言和民族語言、以及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範圍更大、意義更為深遠的影響。在教育領域中，中文語言改革通過國語和國語的推廣、從外語中引進標點符號、漢語拼音改用字母、中文教學中引進外語語法概念、通過譯音詞和譯意詞大量從外語中引進新辭彙、以及簡化字的推廣、等等一系列具體的運動而得到了發展。此外，這些新式學校中，不僅有了大學，而且也有了更為普及的中學和國小。學生們在這些新式學校中，通過學習組詞、造句和寫文章，也直接地參與了中文的語言改革。由此，中文的語言改革已經形成了整箇中華民族全民參與的巨大規模。
在中文語言改革的過程中，毛澤東所起到的歷史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積極參與了新文化運動。在奪取全國政權的漫長過程中，他一直採用白話文來發布命令、發表講話和發表文章。取得全國政權之後，毛澤東作為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還積極推動了一系列涉及現代中文發展的語言改革運動，例如，漢語拼音和簡化字的推廣、組織大批專家修訂大型語言工具書《辭海》、等等。
總之，儘管在是否採用漢語拼音和簡化字的具體問題上，人們還有許多不同的見解，但經過百年來全體華裔同胞共同參與的中文語言改革，以口語表達與文字表達相一致為特徵的現代中文，已經發展成了整箇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
現代中文的來源
現代中文是一種非常開放的語言。現代中文中的許多要素，不僅僅來源於古代漢語，也來源於中華民族中其他民族的語言，還來源於中華民族之外其他民族的語言。
現代中文中所使用的漢字來源於古代漢語，而這些漢字的發音，卻基本上已形成了以北京地區為基準的格局。從歷史上來看，這一地區曾有多個民族建立過自己的王朝，因而，這些民族的語音和他們的某些表達習慣，就不可能完全沒有在漢字的發音中留下自己的印記。
現代中文中還有許多來自於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套用詞。例如，來自滿族語言的“薩其瑪”、來自於蒙古族和藏族語言的“哈達”、來自於哈薩克族語言的“東不拉”、等等。
通過大量翻譯來自全世界各國的各種著作，現代中文中也含有了大量的外來詞。這些詞中的有些詞通過使用漢字而有了詞義，如來自於英文的“酷”，而另外一些詞則成了漢字的譯音詞，如“阿拉伯”。近幾年來，現代中文中還出現了一些漢字和拉丁字母混合在一起的套用詞，如 “B超”、“A股” 、等等。通過翻譯外語中帶有從句的語句，現代中文也形成一些新的表達方式，如“這個大型的、即儲量豐富的氣田，被勘探了出來”、“這是一輛吊車，即一種具有專業用途的機動車”、等等。就連我們現在常用的標點符號是從外語中引進的。
從現代中文的來源來看，現代中文作為當代整箇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這個概念比現代漢語的概念，更加準確。
現代中文的特點
現代中文除了具有與古代漢語彼此區別的口語表達與文字表達一致的特點之外，還具有三個功能上的特點。其一是具有極強的兼容性。其二是具有表達方式的多樣性。其三則是比較簡練。
現代中文中常用的套用詞，幾乎全部由三千來個常用的單音節詞組合而成。這種情況，也就使現代中文的許多套用詞之間，可以通過某個或某些單音節詞，而在詞義上建立一定的聯繫。這種聯繫非常重要，它使普通人能夠通過這些單音節詞的詞義，而對大部分涉及特定專業的套用詞有所了解。例如，對於大多數有中文基礎的人們而言，他們幾乎不需要專門的解釋，就可以直接從“電腦”、“人造衛星”、“通貨膨脹”的字面上，了解這些套用詞的含義。這就是現代中文所具有的兼容性。
對於使用字母和拼音的各種語言來說，儘管這些語言中也含有一定量的複合詞，但由於這些語言中，並沒有類似於中文單音節詞的那種，由最基本的概念所構成的詞類，所以，這些語言的兼容性，也就自然而然地遜色於現代中文一籌。這樣，人們需要通過學習定義才能了解的常用詞，就可高達一萬六千個單詞以上。而在日常用語以外，也會普遍地出現“隔行如隔山”的現象。
現代中文的兼容性還表現在先現詞和連詞短語的套用上。如“智慧型手機，即帶有多媒體功能和多種用途的新一代手機，正在進入我們的生活”，等等。這類表達方式的套用，是百年來大量外語著作被翻譯成為中文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現的。這類表達方式可以以非常近似的形式，表達某些外語中的各種從句。
在每天都會有許多新辭彙被創造出來，又有許多舊辭彙被淘汰的現代社會裡，在現代中文必須適應與國際上其它語言進行交流的需要的今天，現代中文具有極強的兼容性，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現代中文的另一個很大的優點，來自於它的表達方式的多樣性。這種表達方式的多樣性，使現代中文非常便於使用。這就像人身體上通向各個器官的血管網路一樣，某一條通道出現了故障，其它的通道還可以繼續保證血液的輸送。有人認為，中文很活，怎么說都可以，並由此而認為，這是因為中文語法簡單的緣故。其實不然，現代中文表達方式的多樣性及其便於使用的特性，恰恰是建立在比較複雜的語法結構之上的。就像一個好用的軟體，它好用的特性未必是因為它本身程式簡單，相反，它好用的特性卻往往是因為它本身的程式複雜而合理。
現代中文語言結構比較簡練的特點已經被許多人感覺到了，其中也包括許多外國人。在同樣的內容下，現代中文所占的篇幅明顯地比其它語言要少。這種現象有其語法上的原因。例如，現代中文的主語、賓語和名稱性表語中，都可以包含補語，如“李奶奶她們幾位老人家”、等等。而在其它語言中，此類內容則通常需要使用代詞，並採用從句來表達。再例如，現代中文中敘事短語可以直接作為主語，如“到全世界去看看是許多年輕人的夢想”，等等。而在其它語言中，此類內容則通常也需要使用代詞，並採用從句來表達。
現代中文語言結構比較簡練的特點再加上現代中文音節相對較少的特點，顯然可以使人的思維速度因此而達到較高的水平。因此，現代中文比較簡練的特點，也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那么，現代中文有沒有缺點呢？
現代中文使用的仍是方塊字，因而難於書寫。這在很長時間內，被人們認為是一個缺點。當年魯迅先生就曾認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但隨著現代中文中拼音的普及以及電腦的使用，這個問題好像一下子就不存在了。
值得慶幸的是，在我們生活的今天，中文字沒有滅亡，中國也沒有滅亡。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正隨著現代中文的進步而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