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在萬物非凡的國度，
得勝的秘密把我們禁錮。
可在我們中間，絕非偶然，
輕易地，一道黑黑的玻璃幕布
把我們分隔，那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無法打破這道幕布，
也無力去祈求別人幫助；
我頭抵黑黢黢的幕布，
凝視著無歡的昏暮，
玻璃的冰涼令人心怵……
呵，愛情呀愛情！請給我一把鐵錘，
把幕布打碎，我無所謂，
只有一點我們要記住，
在那萬物非凡的國度，
既非偶然，也不是出於我們的意圖，
最終的秘密把我們禁錮……
上帝終將聽到。那是光明的國度。
他會賜我們以力量，打破這道鐵幕。
作者
簡介
吉皮烏斯（З .Н .Гиппиус，1869—1945）是俄羅斯“白銀時代”最具個性、最富宗教感的女詩人之一，她的創作被譽為“有著抒情的現代主義整整十五年的歷史”，“仿佛是以濃縮的、有力的語言，藉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畫出了一顆現代心靈的全部體驗”。
生平經歷
俄羅斯白銀時代詩壇又一位被稱作“薩福”的女詩人是季娜依達·吉皮烏斯（Zinaida Gipius，1869－1945）。關於這位女詩人，勃柳索夫認為，“吉皮烏斯女士屬於我們最傑出的藝術家之列。她的詩仿佛是以濃縮的、有力的語言，借 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畫出了一顆現代心靈的全部體驗”，安年斯基則宣稱，她的創作“有著我們抒情的現代主義整整十五年的歷史”。兩位象徵主義詩歌的巨 擘對她作出如此高的評價，可見她在俄國現代主義文學詩歌史上那不可忽略的地位。
吉皮烏斯誕生於俄羅斯中部圖拉省的別寥瓦城。父親的遠祖是德國移民，本人是律師，母親是西伯利亞一位縣警察局長的女兒。吉皮烏斯的童年和少年在烏克蘭的涅 仁縣度過。為了讓女兒能接受正規的教育，父親曾經嘗試把她送到基輔的女子學院學習。可是，由於無法承受親人離別的悲傷，她大部分時間都不得不在學院的附屬 醫院裡度過。面對這種情形，父親只好讓步，把她重新接回家。於是，吉皮烏斯開始以自學的方式來汲取知識與智慧。吉皮烏斯的自學儘管不太系統，但閱讀量大得 驚人，她幾乎讀完了俄羅斯文學所有的名著，對果戈理、屠格涅夫了如指掌，尤其喜愛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9年1月8日，吉皮烏斯嫁給了著名作家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婚禮舉行得十分簡單、樸素，按照她在回憶錄中的記述，“有點像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 娜》中所描寫的吉蒂的婚禮”。不過，接下來的場景就超出了托爾斯泰的想像。婚禮完畢的當天晚上，這對新人依然各自進行養成了習慣的閱讀。然後，梅列日柯夫 斯基回到自己的旅館裡；而吉皮烏斯倒頭便睡，全然“忘記了自己已經嫁人”。直到清晨，母親來敲門：“你還在睡，你的丈夫已經來了。快起床！”而這就是他們 那種婚姻－聯盟－同志式的友誼的開端。對他們而言，精神上的眷戀似乎遠遠大於肉體的親近，正是這對夫妻，“自從在提比里西結婚以後，52年來，沒有分離過 一次，沒有分離過一天”。
婚後不久，他們就來到了彼得堡。在丈夫的引薦下，吉皮烏斯很快進入了彼得堡的文學圈子，她在《北方導報》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1904年，出版了第一部 詩集《1889－1903詩集》，這部詩集收入了很多在當時驚世駭俗的作品，如：“我的道路殘酷無情，它把我帶向死亡。可我愛自己，就像愛上帝，愛情將拯 救我的靈魂”、“愛，只有一次，好比只有一次的死”、“我追求我一無所知的東西，……我追求的東西呀，這世界上沒有”。在主題上，吉皮烏斯的詩歌大體與 “老一代”象徵主義詩人相同，描述孤獨、愛、死、個性，人的無力感，神性和獸性的交織與糾纏，等等。在詩歌語言上，她喜歡運用祈使句，直抒胸臆，卻又注意 在詩中注入深刻的哲理，關注存在的根本問題，力圖在有限中追求無限，在必然性中尋找偶然性，在絕望深處捕捉希望。
1901年，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組織宗教－哲學協會，吉皮烏斯夫婦是它的第一批參加者。至於他們的寓所“莫羅茲之家”，就成了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被看成 當時俄國知識界的一塊綠洲。沙龍的女主人也博得了“彼得堡的薩福”、“頹廢派的聖母”、“穿裙子的俄羅斯路德”、“綠眼美人魚”和“俄羅斯的卡桑德拉”等 稱呼。吉皮烏斯根據自己的宗教觀，把人類的歷史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聖父階段，也就是“舊約”的時代，那是人類體會上帝的力量和權威，認識世界的真 理的階段；第二階段是聖子耶穌階段，也就是“新約”的時代，同時也是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愛在這一階段成為真理的象徵；第三階段是聖靈階段，永恆的女性－ 聖母階段，也就是“第三約”的時代，那是人類的未來，自由將成為愛的象徵，到那個時代，人類生存中的一切矛盾——性與禁慾、奴役與自由、恨與愛、無神論與 宗教，等等，都將得到解決。在整個俄羅斯詩歌史上，吉皮烏斯或許稱得上最具宗教感的大詩人之一，她認為，人的本性最自然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祈禱。在她的 心目中，真理或探索真理，要高於人間的幸福，因此，她在詩中宣稱：“我並不為你們去祈禱幸福，我祈禱的內容遠比幸福高尚。”
由於不滿沙皇的專制統治和官僚們的腐敗，吉皮烏斯發自內心地渴望自己的祖國能夠出現變動，渴望出現革命，希冀從革命和變動中創造一個新俄羅斯。為此，她熱 烈歡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來臨。可是，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在日記中寫道：“這種沉重地靠壓在過去的奴隸身上的‘自由’過於殘酷”。她所理解的革命是精 神的革命，是屬於宗教層次上的革命。但是，現實的粗鄙、暴力和血腥與她的理想差距很遠，以致於她根本無法接受隨之而來的十月革命。1920年初，吉皮烏斯 與丈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偷渡出境。自1921年底開始，便一直僑居於巴黎。他們在巴黎繼續宣傳 “第三約”和“新基督教”的精神，組織宗教－哲學團體“綠燈社”，舉辦沙龍“文學星期天”，在自己的周圍集聚了一大批僑民知識界的精英人物，為僑民文學的 第一個浪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晚年，她一直堅持著寫作，留下了兩部出色的回憶錄《活生生的面孔》和《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她留下的最後一首詩則是：“最後一棵松樹被照亮。/黑色的木 墩在下面凸現。/而今，它也即將消失。/臨近結束的白晝一去不返。/白晝消失。白晝內部有什麼？/我不知道，它像鳥兒一般飛走。/它不過是一個平常的白 晝，/可是，畢竟呀，——一去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