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王鼎墓誌系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穆彰阿篆蓋，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卓秉恬撰文，戶部尚書祁雋藻書丹，全文共兩千餘字。志石共兩副：一副為正方形石刻，有篆蓋，隨棺柩埋入墓穴(墓在“文革”時被平毀)；一副則刻於四塊條石，嵌於王鼎家祠享殿牆壁(祠堂在城內達仁巷東頭路北，今已失去原貌)。方形墓誌尚未出土，四塊條石墓誌，在十年動亂中被挖出拋棄。後來僅找到兩塊，現收藏於縣博物館石刻室，每塊大小為107公分X 35公分。另外，博物館還收藏一部王鼎墓誌全文拓本，字跡十分清晰。
王鼎墓誌解讀
王鼎墓誌不僅是珍貴的歷史文物，又是研究王鼎歷史的重要資料。今天，通過墓誌的介紹，想探討一下人們關心的幾個問題：墓誌為什麼不談“尸諫”？穆彰阿為什麼為墓誌作篆蓋？墓誌的實際撰文人是誰?
穆彰阿為王鼎墓誌篆蓋的意圖穆彰阿是滿州貴族，道光時任首席軍機大臣，是鴉片戰爭時期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王鼎就是因為反對穆彰阿、力保林則徐而自殺“尸諫”的。清末改良主義政論家薛福成所著《庸庵筆記》記“蒲城王文恪公尸諫”一段中寫道：“……河決祥符，上命大學士蒲城王文恪公(鼎)臨塞決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見林公，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薦之。及大工合龍，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還朝，力薦林公之賢。上不聽。是時，蒲城與穆相同為軍機大臣，每相見，輒厲聲詬罵，穆相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召見，復於上前盛氣詰責之，斥之秦檜、嚴嵩，穆相默然不與辯。上笑視蒲城日：“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廷諍甚苦，上怒，拂袖而起，蒲城牽裾，終不獲伸其說，歸而欲仿史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薨……”。1982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詞典．王鼎》詞目中介紹說：“王鼎……鴉片戰爭時，極力主戰抗英。後和議將成，林則徐又遭譴謫，憤甚。自草遺疏，劾大學士穆 彰阿誤國，閉戶自縊，冀以尸諫。” 根據有關資料，王鼎尸諫發生在北京郊外的圓明園，而家屬皆居城內，當時無一人在側，王鼎的遺疏被穆的親信盜走，呈送給穆，很快換了個沒有什麼內容的“臨終謝恩”折呈送皇帝。穆為了掩人耳目，抓緊時間為王鼎蒙理後事，當日即頒恤典，賜給治喪費銀一千五百兩，晉賜查保，派成郡親王載銳，帶領侍衛十員前往祭奠，穆為王鼎墓誌篆蓋，實際上是為掩蓋他與王鼎的矛盾。
王鼎的兒子王沆，當時任翰林院編修，聞訃趕到園邸，恤典已下，根本沒有看到其父遺疏。後來雖有所聞，但沒有實物作證，也無法申辯，所以為其父作“行述”時：也就不提“尸諫”了。墓誌系據“行述”而作，我們只能看到“薨於位”的記述。
墓誌的撰文是卓秉恬署名，實際上是翰林院編修馮孳芬代撰的。馮桂芬後來把王鼎墓誌全文，收入他的《顯志堂集》中。但墓誌刻石卻與馮稿在文字上有不少出入。有兩處須特別辨明：一是墓誌刻石寫明王鼎卒年為“道光二十二年四月戊申晦”這是沒有問題的。而《顯志堂集》和據此編印的《續碑傳集》均誤刊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晦”。因此，近年一些出版物依據馮稿，將王鼎卒年錯寫為1844年，對研究王鼎“尸諫”問題，產生了不利影響。二是馮稿寫王鼎去世時的原文是“公自河上還朝僅逾月，謁假不視事，養疴園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而墓誌刻石上卻將“行愈矣”三字刪去。《林則徐傳》的作者夏門大學教授楊國楨，給蒲城中學歷史教師劉仲興的來信，就此問題談了他的看法，茲摘抄一段，作為參考：“王鼎之死是否“尸諫”，論者各執一說，都無確鑿的證據，可以肯定的是“尸諫”說在當時朝野中是相當流行的。林則徐從友人來信中得知的正是這種說法，他是深信無疑的，有輓詩可證。銘文作者馮桂芬似乎也是相信“尸諫”一說的……‘謁假不視事，養疴園邸，行愈矣，卒以不起’，倒是說王鼎病體行將康復，卻突然去世，這是否馮桂芬在寫作銘文時，就已知王鼎並非病死，當時懾於淫威，不得不按官方宣布，作違心之語”。
王鼎其人
王鼎，字宣九，號省崖，生於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終年七十五歲。他在嘉慶元年中二甲第三名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侍講學士、禮、戶、吏、工、刑等部侍郎、戶部尚書、河南巡撫、直隸總督、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他是蒲城歷史人物中職位最高的封建官吏。他是清道光時期改革派和抵抗派在中樞的代表人物。他既有忠君思想，也有愛國思想，因支持林則徐等抵禦外侮，反對屈辱投降，向道光帝進行“尸諫”，以身殉國，歸葬蒲城西南鄉忽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