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王覺非(1923-2010)，河南省安陽市林縣人。南京大學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歐洲近代史、英國近代史。代表性著作有《歐洲史論》、《近代英國史》（主編）、《世界史（近代史編）》（合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5年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歐洲五百年史》（主編）、《克倫威爾傳》（[英]查爾斯·弗思 著，與左宜合譯）、《歐洲歷史大辭典》（主編）。
王覺非教授1923年出生於河南省林縣太行山下的一個小山村。因父親在鄭州一家報社工作，7歲時便與母親一道來到鄭州，進入了鄭州縣立第一國小。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河南淪陷，先生又隨母親和妹妹流亡的湘、桂、皖等地，後在安徽屯溪進入中學學習。中學畢業後，毅然穿越日軍封鎖線，到大後方求學。他一路跋山涉水，櫛風沐雨，歷經3個多月的艱辛，終於抵達戰時的陪都重慶。1944年9月，先生考進中央大學歷史系，學業精進。抗戰勝利後，先生隨中央大學遷都南京。1948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留校任教。
在大學期間，先生思想日益進步，先後參加了中央大學的歷次學生運動，其中包括著名反飢餓、反內戰的五·二O運動，並加入了“歷史學社”、“立社”等地下黨領導的外圍組織，後又成為中央大學為數不多的中共地下黨員之一。解放前夕，中央大學7個學院的年輕教師共同組織了“中共七學院助教聯合會”，先生被選為該會的理事，並擔任了該會發行的刊物“助聯”半月刊的主編。
解放後，中央大學改成南京大學，先生在歷史系繼續任教，擔任過一段時期系行政和教務方面的領導工作。1957年整風反右時期，他應學生的邀請，作了一場主要內容為“政治民主是學術繁榮前提條件”的報告，結果被指責為思想右傾，長期受到批判，及至“文化大革命”開始，先生與其他許多知名學者一樣，多次被遣送到農村和工廠接受“再教育”和“勞動鍛鍊”。
四人幫被粉碎後，王覺非先生也迎來了科學上的春天。他滿腔熱情地承擔了大量的教學任務。先後招收了碩士和博士研究生。1982年，先生應邀請訪問英國，與許多著名的英國史學家進行了學術交流，加深了中英兩國史學界之間的聯繫。先生努力擴大中英學術交流，被英國歷史協會選舉為榮譽會員，成為該會10餘名會員中唯一的一位亞洲學者。此後不久，先生又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理事會選為通訊會員。這是該學會所能授予外國學者的最高榮譽。此外，先生還擔任過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歷史系學術委員會主任。
現仍擔任南京大學歐美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英國史研究會會長、江蘇省世界史研究會會長。
1987年5月，在英國大東電話電報公司的贊助下，先生在南京主持召開了關於英國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學術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來自於英、美、德、法等8個國家數十位世界知名學者。會議期間中外學者濟濟一堂，相互交流，氣氛熱烈而融合。這次會議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很好的反響。1989年初，北美英國研究會會長施沃爾教授從華盛頓大學來信，聘請先生為改悔大榮譽會員。1989底，先生再次應邀請訪問英國，被聘請為愛丁堡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此後，他又應邀前往英、法、德、美、丹麥等國的一些大學進行訪問和講學，並於1990年秋在西班牙的馬德里出席了第17屆國際史學家代表大會。
先生常說，他的基本歷史觀可以歸結為這樣幾句話，即：歷史的真理，從一個方面來看，是客觀的、絕對的，歷史一旦成為歷史就永久無法改變。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人們對歷史真理的認識卻是相對的、永無止境的，隨著人類實踐的不斷豐富和發展，人們對歷史真理的認識也將不斷深化和全面。
英國近代史研究
王覺非教授的學術研究重點是歐洲近代史，特別是英國近代史。
以前有許多著作和教科書，對英國近代的政治制度都抱否定和批判的態度。認為英國的議會制。立憲君主制度和兩黨制，都有利於鞏固資產階級統治，妨礙無產階級徹底解放的因素。對此，先生在有關論著中指出，近代英國的政治制度與歐洲大陸和東方君主專制的國家相比較，不但具有較大的民主性，而且還有較強的彈性和適應性，它可以隨著環境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近代英國的政治民主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是通過不斷的改革而實現的。其進程雖較為緩慢，但反覆波動較少，社會因變革而受到的破壞也較輕。在政治領域，各種政治力量既相互制約，又相互補充，這便在客觀上防止了權利的過度集中和政治上走極端的傾向。
不過先生也指出，在近代英國，政治民主化和主權在民的原則並未得到徹底實現，許多民主激進人士不斷遭到迫害，英國殖民主義者挾其船堅炮利，以血與火的手段，在全世界到處侵略擴張，將這些地區的人民置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些都是英國近代歷史的陰暗之處。
先生從事學術研究十分注重專題史學的研究。他常常告誡學生，在研究某一問題之前，首先應對前人就此問題的研究狀況以及存在的不足又充分的了解，這樣才能在研究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有一個廣闊的視野和較高的基點。為此，先生撰寫了“當代英美歷史學家關於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史的史學思潮”、“研究克倫威爾的歷史評述”、“關於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史的修正派史學”等論文，專門研究了關於17世紀英國革命史的史學。他既肯定了300多年來許多學者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指出了他們所在的缺陷。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便是：英美歷史學家大都忽視了革命時期中下層人民鬥爭的作用，以至長期以來以來，托利派、輝格派、社會學派以及修正派史學家，圍繞著“鄉紳問題”、“長期議會”議員政治與社會成分的問題爭論不休，但又得不出公認的結論。
英國革命時期的平等派，也是先生的重要研究對象。在17世紀英國革命期間，平等派得到了社會廣大中下層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新模範軍中絕大多數士兵和部分中下級軍官都是平等派的重要成員。從1646年第一次內戰結束到1649年共和國成立前後所實施的一系列民主措施，實際上都是平等派主張的體現。但在西方、前蘇聯和我國的許多著作中，對平等派的評價都是消極與否定的。針對這些看法，先生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究了平等派的綱領、文獻和有關論著，詳細地翻閱了“普特尼辯論”的記錄，從而在深入細緻分析的基礎上，得出自己的結論。先生明確指出：平等派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和政治運動的整體，其民主派的性質是勿庸置疑的。
同時，先生對平等派失敗的原因，也認真地進行了探討。有些學者把它簡單地歸咎於平等派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但他對此問題卻另有看法。先生認為，平等派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當他們為主權在民的原則不屈不撓地進行鬥爭的時候，卻忽視了現實物質力量的問題，即建立獨立的組織和領導中心問題。而以克倫威爾為首的獨立派高級軍官，雖然在一些政治原則問題上有時也表現出公平商量的姿態，但對領導權卻寸步不讓。當他們不知圈套準備就緒後，就利用領導的權威，將平等派打倒在血泊之中。
關於英國工業革命，先生認為它不僅是個學術問題，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他所撰寫的“對英國工業革命歷史意義的再認識”這篇論文中，先生回顧了100多年來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狀況，以及各派學者圍繞工人生活水平問題所進行的爭論。然後以具體的資料說明英國工業革命所具有的劃時代意義，指出它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世紀上超過了一般個政治革命，為人類戰勝自然、改造自然、大大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礎。但在另一方面，工業革命後，社會混亂，金錢至上，物慾橫流，人類剛剛有可能擺脫自然的奴役，卻又陷入本身編織的羅網。因此，在“第三次浪潮”滾滾而來之際，如何吸取歷史上工業革命的經驗教訓，尤其值得關注。此外，關於英國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先生的見解也有獨到之處。以前我國的有關著作都沿襲前蘇聯學者的觀點，強調以暴力為基礎的資本原始積累的作用。先生就此提出了質疑，認為片面強調暴力的思想，不僅有悖於歷史發展的真實，而且還會產生及其嚴重的後果。所以不論是從科學上或者實踐上看，這個問題都應該重新加以探討。
法國史及俄國史研究
除了英國近代史之外，先生還結合教學對近代法國史和俄國史進行了研究。50年代時，他曾執教俄國近代史多年，1962年人民出版社發行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中的俄國部分，即出自先生的手筆。先生時常談到，在研究俄國史時候，他的心情感到特別激動。因為在俄國封建專制制度下，統治階級的殘暴。農民的苦難。平民知識分子倍受摧殘，以及對民主自由思想的壓制，都深有感觸。先生還認為，在本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兩大重要事件，一是俄國十月革命，二是新中國的建立。前者是發生在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後者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這一情況對兩國乃至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和影響，應予以認真地思考。
在研究俄國近代史時，先生特別注意到了俄國歷史的發展和西歐各國的明顯差別。他指出：在西歐各國，當封建制度開始解體、資本主義因素髮展起來之後，封建農奴制即趨於瓦解，農奴逐漸獲得了人身自由。但俄國在相應的歷史階段，農奴制不但沒有消弱，反而有所加強。1649年，俄國的農奴制在法律上正式形成，而這一年正式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高潮時期。到18世紀末，俄國的農奴制實際已與奴隸制度沒有多少區別。因此，在這種環境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從來就不是一個革命的階級。在近代俄國，最先擔負起反封建重任的是那些先進的貴族，以後是平民知識分子。到19世紀後半期，民粹派占據了主導地位。在民粹派迭遭失敗，走投無路的時候，它原來的領導人普列漢諾夫等人在國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然後把它從國外帶到了俄國。
關於法國近代史，先生的總體看法是：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波瀾壯闊，節奏分明。先是節節上升，熱月政變後又 步步下降，直到復辟的逆流在抵達一定限度後，又折過頭來向前發展，導致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1848年革命一開始就從高處不斷跌落，1851年12月終於發生政變，一年以後，路易·波拿巴登上帝位。在第二帝國時期，法國的政治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隨著普法戰爭的爆發，帝國便頹然崩潰了。1871年，巴黎公社以“新型國家”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公社失敗後，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的制訂，才標誌著資本主義制度在經過多次曲折反覆之後，在法國得以確立。
先生對法國近代史的專題研究，主要集中在1789－1830年這樣的一段時期。在他所寫的“1812年拿破崙進軍俄國”的論文中，通過對拿破崙帝國內外政策的仔細研究，認為1807年提爾西特和約簽訂後，拿破崙對外戰爭就完全成了非正義的、侵略性的戰爭，必然引起被侵略國家入西班牙、俄國人民的抵抗，結果慘遭失敗。不過，先生也指出，拿破崙對外戰爭的失敗只是帝國崩潰的外部條件，導致帝國崩潰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拿破崙在國內倒行逆施，高壓統治，以致民不聊生，眾叛親離，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其統治基礎。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先生還對歷史學和文學種存在的“拿破崙神話”細緻地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崇拜拿破崙之風掀起於法國復辟時期。人們由於對復辟王朝不滿，便十分留戀過去的革命年代，特別是個別革命領導人。拿破崙是離他們很近，且又最有名氣的人，於是他們便把革命和拿破崙等同起來。實際上，拿破崙是一個殘暴鎮壓本國人民，對外肆意進行侵略的劊子手，是反革命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先生曾提到，一個荷蘭的著名學者在談到有些人對拿破崙的盲目吹捧時，曾將之比做那些被迫建金字塔的人，反過來歌頌強迫他們這樣做的人，那些被凌辱的青樓女子，反來歌頌那些欺壓她們的人。先生認為這種挖苦雖過於辛辣，但有些人在個人崇拜中所表現出來的做法實在令人反感。
對重要歷史問題的見解
先生在研究歐洲近代史時，對英、法、俄各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能夠融會貫通地加以把握，並對它們的發展特徵和實質，做出精闢的總結。除上述有關問題之外，先生對許多重要歷史問題也有著自己的獨立見解。茲略舉數例：
第一，關於“棒民”運動的性質問題。在17世紀英國革命中，英國西南部地區發生了一場“棒民”運動。許多歷史學家都對之進行了研究，但評價各異。前蘇聯的一位研究17世紀農民運動史專家甚至認為，“棒民”運動客觀上幫了反動派，因而具有反動性。針對這一問題，先生在研究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和同代人的記載後，以歷史事實為依據，指出了棒民運動的客觀進步作用。先生認為：作為一種社會階級鬥爭的形式，棒民運動不僅遏制了西南各郡封建貴族和王黨的氣焰，保障了農民的利益，而且迫使議會改變態度，採取堅決的措施同王党進行鬥爭。
第二，關於普特尼辯論中平等派代表皮蒂的身份問題。在普特尼辯論的記錄中，平等派代表皮蒂的發言於其他代表有所區別。他主張將僕人和領救濟金的人排除在選舉權之外。皮蒂為什麼會有此言論，他究竟是何須人也？許多學者都對此感到困惑。他們普遍找有關材料，包括現存於大英博物館2.2萬件托嗎斯檔案，都找不到有關皮蒂的紙片隻字介紹，因此產生了種種猜測，有人甚至懷疑皮蒂是克倫威爾派到平等派的奸細。先生在研究平等派時，為此查閱了許多材料，終於發現在倫敦市政廳檔案——“雜貨店學徒花名冊”中，有皮蒂的名字，並得知皮蒂曾在雜貨店當了8年學徒。據此，先生在參照其他材料的基礎上，對皮蒂的發言做出了合理的解釋。指出了皮蒂之所以主張不給僕人和領救濟金者以選舉權，不是因為這些人沒有財產，而是害怕這些人受到主人和實施的利用。在當時的社會和選舉制度的條件下，皮蒂的顧慮不無道理。先生的這一觀點，駁斥了有些人對平等派的否定評價。
第三，關於俄國農民反封建鬥爭的問題。先生在研究俄國近代史時，常常提到農民戰爭的幾個一般性規律，其中之一便是：在封建社會末期，當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已經促使農民階級發生一定程度的分化時，往往會觸發該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但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進一步發展，農民階級分化加劇，城鄉資產階級形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後，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就不再可能發生，俄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的大規模農民戰爭，是普加喬夫農民戰爭。此後，雖然農民起義連年不斷，但在規模上已是小巫見大巫了。
1812年拿破崙入侵俄國，俄國農民踴躍參加了反侵略戰爭。因此，有許多論著都認為，這是由於當時的民族矛盾占據了主導地位，階級矛盾便退居其次了。先生通過對新出版的俄國農民運動史資料以及其他原始資料的分析研究，指出1812年俄國農民反封建的鬥爭依然尖銳激烈。俄國農民當年起義的次數，大大超過了往年的水準，多達60次，這充分說明了俄國的農民將反侵略鬥爭結合起來的事實，反映了俄國農民企圖通過民族解放來實現社會解放的願望。
第四，關於階級鬥爭歷史觀的問題，先生曾寫過一篇專題學術論文，深入探討了法國復辟時期幾位主要的史學家米涅、梯也里、基佐和梯也爾等人階級鬥爭歷史觀的形成及其特點。先生指出：18世紀的法國啟蒙學者在反封建的鬥爭中，提出了理性主義以君權神授、萬世一統的絕對觀念相對立。理性主義在鼓舞人民奮起進行鬥爭方面，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然而以後的歷史發展事實卻表明，在理性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其進程和結果和理性主義的理論大相逕庭。於是理性主義的影響驟然消弱，人們根據法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和工業革命以來社會階級界限日益分明的現實，得出了階級鬥爭的歷史觀歷史發展具有客觀規律的觀點。
先生還提到：階級鬥爭歷史觀最早萌芽，可上溯到路易十四時代的歷史學家布維葉和杜勃。以後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布里、巴貝夫逐漸將之系統化。19世紀初，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又加以發展成為理論。而被馬克思稱為歷史學中“階級鬥爭之父”的梯也里，年輕時便做過聖西門的學生和助手。後來，梯也里的階級鬥爭歷史觀顯然是受了聖西門的影響。據此，先生認為，階級鬥爭的歷史觀，可以說首先是由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