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真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赴武漢參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大革命失敗後，他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編輯工作和學術研究，先後在大名師範、西安高中、保定師範、寶雞中學等校任教。1930年在李立三左傾路線時期被開除出黨後，他仍在黨領導的外圍組織中，繼續為黨作了大量革命工作，後來又重新加入共產黨。
1935年失業後，先生在北平開始研究維吾爾民族史，並得到馮承均的幫助。隨後其研究有很大進展，受到顧頡剛的青睞，顧氏將其文章發表在《禹貢》半月刊上。後來他又被聘為禹貢學會名譽編輯，使其文章能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史學集刊》上發表。他以王日蔚為筆名，寫出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1、《伊斯蘭教入新疆考》（《禹貢》第四卷第二期）考證了伊斯蘭教傳入新疆的時間、地點、路線、經過及背景，補陳援庵《回教入中國考》之闕，指出10世紀末11世紀初，伊斯蘭教始傳入新疆南部于闐、葉爾羌、喀什一帶；元末至明中葉，傳至新疆東部哈密、吐魯番一帶；清乾隆後，勢力始延伸到新疆北路。2、《蔥嶺西回鶻考》（《禹貢》第四卷第五期）批評了陳援庵“元代遊記中之回鶻系伊斯蘭教徒之稱”及洪鈞“回鶻之衰其播遷未越於蔥嶺金山以外”的說法，指出唐末回鶻已遷入蔥嶺西而為當地土著。3、《契丹與回鶻關係考》（《禹貢》第四卷第八期）論述了回鶻文化對契丹的影響。4、《與陳援庵先生論回紇回回等名稱》（《禹貢》第四卷第十期）進一步對陳援庵《元西域人華化考》、《回教入中國史略》中關於回紇、回回、回鶻、阿薩蘭回鶻等名詞的含義進行商榷，認為：元人遊記所用回紇一詞為種族之稱而非宗教之稱；回回初亦為種族之稱；《元史》所用回鶻、回回意義不確定；阿薩蘭回鶻非伊斯蘭回鶻。5、《回教回族辯》（《禹貢》第五卷第十一期）考察了回族、回教等名詞的淵源，指出回族回教含義混淆之癥結在“回回”一詞。“回回”一詞在元代其含義尚不確定，至明初始確指伊斯蘭教徒；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王岱輿、顧炎武、錢大昕、陳垣等著名學者的誤解誤用，並引起學術爭鳴。6、《維吾爾（纏回）民族名稱變遷考》（《禹貢》第七卷第四期）對新疆信仰伊斯蘭教之維吾爾族的具體情況進行了介紹。7、《唐後回鶻考》（《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一期，1936年）涉及河西回鶻的文化與宗教。8、《丁零民族考》（《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二期，1936年）認為突厥的族源是丁零，並以為丁零（丁靈）、鐵勒、狄歷、特勒、敕勒“實均一音之異譯”，還堅持認為丁零與匈奴同種，族屬為蒙古人種；他的這一觀點對後世學者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支持他的學者有譚其驤、馬長壽、段連勤、林斡等。另有《新疆之語言文字》（《新亞細亞月刊》 1935年1月）、《中世紀西方史者關於維吾爾之研究》、《新疆之伊蘭民族》等文章。這些文章在民族史、宗教史研究中影響比較大。就在1939年春，重慶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會，由重慶復旦大學教授馬宗融主持，回漢學術界著名人士如王曾善、王夢揚、王靜齋、白壽彝、胡風、胡愈之、郭沫若、洪深、馬天英、馬松亭、馬堅、馬霄石、唐柯三、時子周、孫繩武、賀綠汀、陶行知、劉清揚、薛文波、顧頡剛、龐士謙等均為其會員。先生也加入其中，成為會員。
1936至1940年先生在北平、西安、武漢、重慶等地任通俗讀物編刊社編輯主任，工作重心從民族史研究轉向刊物編輯。雖然顧頡剛是社長，但先生和李一非實際負責該社。先生主持的編刊社在創作理論上強調“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希望用民眾所熟悉的文體給他們以新的內容與思想”，“適應民眾低級鑑賞力以改變他們的低級趣味……克服過去文藝脫離民眾的危機”。抗戰前，為躲避日本人的追查，編刊社的成員大部分用化名或筆名發表文章，而先生則經常化名王受真、王守真，發表其對通俗讀物的看法。在國民黨統治區，編刊社掩護黨團活動，使其成為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在白色恐怖下的一個秘密立足點。1940年，編刊社受國民黨排擠，經費難以為繼，終於停辦。
早在1938年，先生就曾在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1946年先生去當時晉察冀邊區首府張家口，在邊區教育處任編輯。1947年至1953年他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先後任教育研究室、黨史資料室編輯，研究方向也轉向中國現代史。1953年，先生轉到北京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擔任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革命史。同年，與同事劉立凱合作編寫《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書中介紹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出現和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形成，敘述了黨成立前後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論證了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動力和領導力量。1956年先生轉到歷史系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現代史。這是我國高校成立較早的一個中國現代史教研室，這個教研室不僅擔負起本系中國現代史教學任務，還為各地高校培養中國現代史教師。
1956年秋，先生帶領王文瑞、任翰和王檜林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的編寫工作，與李新、孫思白、彭明等一起擔任主編（後來，先生被劃右後，李新又調進陳旭麓和蔡尚思擔任主編）。先生帶領的小組負責抗日戰爭時期歷史(全書分四卷，此部分為全書第三卷)的編寫。王文瑞寫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部分，任翰寫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政權部分，王檜林寫國民黨統治區和文化思想部分。 為了寫好抗日時期的中國通史，由先生親自指導，擬定綱目，組織大家分門別類從各種報刊上收集抄錄原始資料，經整理成冊，共20餘冊，作為寫書的重要依據。 經過兩年多的時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抗日戰爭時期卷》全部書稿完成，約30萬字。從1959年出版第一卷到1962年出版第四卷，《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全部完成。這是高校第一部1919到1949年間的通史教材。它確立了中國現代史框架，與中國革命史有很大不同，增加了一般革命史所沒有的內容，是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框架的奠定，為後來撰寫中國現代史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 但可惜的是，由於先生1958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直至文革後，這部書的主編未能寫上他的名字，直到現在也沒有糾正。對此，李新在回憶錄里也引以為憾。
先生對待教學一絲不苟。1953年，王檜林師從先生學習如何教授中國現代史時，為了讓王檜林儘快掌握1919年至1949年這段歷史的內容，先生把他全部講稿都給了王檜林，裡面有他手寫的稿子和抄錄的材料，還有從報刊上剪下來的珍貴文章和資料——先生把講這門課的家底兒全拿出來了。限於當時的條件，先生的講稿主要是革命史，王檜林在此基礎上補充了一些通史方面的資料，整理成一份比較系統的講稿，之後王檜林就根據這份講稿開始了中國現代史這門課程的教學工作。1981年，先生成為李占才和張壯強畢業論文寫作的導師，這是他平反之後第一次被安排做的“教學工作”。他要求畢業論文一定要發前人所未發。他還要求學生讀書，並做讀書筆記和讀書卡片，每周三下午將一周的讀書筆記和卡片送給他，他要核對讀書“抽象”、“感悟”、摘抄的準確不準確，然後星期六下午把核對後的筆記卡片還給學生。每周都要這樣做。當時他有中風后遺症，但仍然將錯誤一處一處的改正，哪怕是標點符號；而且對讀書筆記中學生總結的別人的思想、精神，他也要寫上一段話，指出哪些分析是正確的，那些分析值得商榷，哪些是明顯錯誤的。李占才坦言，如此嚴格的要求對他的以後的治學之路影響很大。
1985年先生從北師大的教學崗位上退下來。1989年7月7日先生因病逝世，終年8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