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195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9月參加工作，國中文化。1951年9月至1956年3月為太原鋼廠工人。其間：1954年12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6年3月至1969年2月為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鋼廠工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1969年2月至10月任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鋼廠革委會副主任。1969年10月至1971年6月任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鋼廠黨委副書記。1971年6月至1973年7月任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鋼廠黨委副書記兼工會主席。1973年7月至1976年6月任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鋼廠黨委副書記、黑龍江省總工會副主任。1976年6月至1978年11月任中共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齊齊哈爾市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11月至1989年5月為黑龍江省齊齊哈爾鋼廠煉鋼工人。是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
選舉得票與毛澤東平起平坐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毛澤東主持下開幕。
4月24日下午進行正式選舉。到會代表1510人。大會主席團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全部當選。當宣布中央委員候選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當選時，會場立即響起一片議論聲。這名工人代表看來毫無政治生活經驗，他不懂等額選舉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卻越高。此人在全國毫無名氣，誰也不會故意把他劃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謙虛，結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員中得票惟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散會後，許多人都憤憤不平地大罵這名工人太不謙虛。
小人物 大歷史
這種說法，放在王白旦身上再恰當不過：小人物，他農民出身，後來成為煉鋼工人；大歷史，他曾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九大”代表、“十大”代表。
王白旦現名王百得。1969年“九大”期間，他參加議政，周總理主持會議，看到他後打趣道：“王白旦，你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聽啊。”與會代表都會心地笑了，有人順情說：“應該改改名，中央委員怎么能叫王八蛋呢。”王白旦從沒有想到過他的名字竟然有這樣的諧音。
職業生涯
王白旦1935年出生於太行山區，是地地道道頭頂高粱花子的農民。解放後，他先是在太原鋼廠當工人，因為機靈，學東西快，後來作為骨幹“支援”到齊齊哈爾的北滿鋼廠。1969年“九大”召開以前，他已是北滿鋼廠的一名黨員技工。當時，上級把一名參加“九大”的名額分配到北鋼，條件是：有7年以上黨齡的煉鋼工人。那時廠革委會成員要么不是黨員，要么是黨齡不到7年，陰差陽錯，王白旦被選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並一下子在會上當選了中央委員。
王白旦做夢了沒有想到被選為中央委員，更沒有想到竟會有“大人物”熱心給他改名。在那個議政座談會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了參加了，他聽了周總理的話，略有所思後說：“我給他改了個字，‘旦’字底下加一豎為‘早’，音變意不變。”如此，從北京回到黑龍江，王白旦不但身份變了，名字也變了。
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因為支持林彪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提出了陳伯達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議成立特偵組，幸而周總理解了圍：“改名是我提議，陳伯達改的。這件事我負責，不能叫工人背包袱。”沒想到，江青知道此事後說：“我再給他改一個名，在原基礎再加幾筆，叫王百得吧。”再次改名，王白得很不情願，他想：“又改名，上次有總理保護，我和陳伯達沒牽連上，下次，誰又能為我說話？”不過，江青畢竟是主席夫人，當時他是服從了“中央決定”。以後，在黨的“十大”上，王百得成為100名中央候補委員的成員。
很快，王百得在廠里從普通工人一躍成為黨委副書記。這期間，王百得的原配妻子因肝癌去世，在組織的關懷下，36歲的女新聞工作者於淑彥走進了他的生活。王百得可謂春風得意。
4年後王百得調任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於淑彥升任市電視台副台長，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屬院。
轉折
1978年，不測的政治風雲再次向這個家庭襲來。他那段被陳、江二人改名的歷史，使他被列為市“揭批查”的重點審查對象，從1978年起，先是被審查8個月，等待處理則延續了3年多。王百得積極配合組織審查，所有電文、信函查了個底朝天，也看不出他與陳、江有什麼“特殊關係”。有人建議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氣，王百得卻來了倔勁兒：“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麼關係。”也有人動員於淑彥跟王百得離婚，她不為所動：“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民眾、相信黨，我家老王的事情總有一天會正確解決的。”結果，電視台機構變動時，於淑彥的職務還是由副台長降為部門主任。
棄官為民後依然坎坷
終於，黑龍江省委對王百得的問題作了實事求是的結論：“屬一般性問題，材料歸還本人，工作另作安排。”兩種職務安排，請他選擇：另任新職，或易地做官。已經厭倦官場的王百得明確表示：棄官為民――回鋼廠重操舊業。
但是，王百得畢竟當過“中央領導”、市委副書記，工廠給他安排了一個平爐分廠“顧問”的銜，既指揮不了人，又不用參加一線勞動。可王百得一回廠就三班倒，真正當起了工人。
一天深夜，一號平爐後牆塌落，鋼水一旦衝出爐體，便是塌天大禍。總廠領導和總工程師在現場緊急磋商，決定放掉鋼水，熄火檢修。“不能這樣，用燒結法可以維修後牆。”不知什麼時候，王百得湊了上來。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別忘了，你是個啥身份。”王百得全然不顧繼續說：“如果停爐，小修也要3天，少出10爐鋼，損失可就大了。”此時，鋼水已從爐體的裂縫滲漏，事不宜遲。王百得大膽的建議終於得到允許。年過半百的王百得，在爐前幹了一個白班又連著幹了一個通宵，平爐後牆終於被修復好了。工友們歡呼雀躍，跑去為王百得請功。兩天后，一位領導把王百得拉到一邊說：“按規定，你應該得到重獎，可……。”
為了工作方便，“編外爐長”王百得從回廠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廠區宿舍，連續15年與市里上班的妻子分居，隔斷了丈夫對妻子和父親對孩子的照顧。15年間，愛女和長子相繼病逝。然而，悲痛沒有動搖王百得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完煉鋼工人的決心。
尾聲
1989年王百得臨近退休。妻子為他設計好了退休後的生活：受聘到市內一家區辦企業，每月可輕鬆地多拿400多元報酬。然而，分廠領導願意再留他一段時間，搞好“傳、幫、帶”，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他1990年後就不屬於編內職工了，在待遇上除了100元的補差費，什麼加班費、獎金、升級等統統沒他的份。然而，他說：“只有爐上需要，我就乾！”他又在爐前奮戰了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