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王氏攝影四兄弟王文泉，56歲，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多次在全國攝影大賽上獲獎。王文波，52歲，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洲大洋洲攝影比賽亞洲文化中心獎，曾獲北京攝影家協會授予的“金像獎”、“突出貢獻獎”。
王文瀾，48歲，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學術委員。在全國新聞攝影優秀作品評選中獲金、銀、銅牌獎及中國新聞獎，榮獲全國十佳攝影記者、全國十佳體育攝影記者、全國人像攝影十傑稱號，多次擔任全國影展、國際影展、新聞影展評審。
王文揚，45歲，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員。曾獲首屆全國十大青年攝影家及全國人像攝影十傑稱號；1999年獲攝影最高獎——中國攝影金像獎。
我與王文泉、王文波、王文瀾、王文揚四兄弟相識已久，前些天聽說他們要聯手寫一本書，相遇時於不經意間問起此事，才知道這是一部集書和畫冊特點而成的書集，不同於一般攝影畫冊。
兄弟故事
四兄弟有意保持神秘，不肯多透露。但我想它會是一本非常有意思、耐人尋味的書，因為這幾十年來，我知道四兄弟的許許多多撩人心弦的故事。
身為著名攝影家的舅舅對四兄弟影響深遠
所謂幼承庭訓、耳濡目染，從四兄弟的舅舅（中國第一代攝影家協會會員、著名攝影家）韓學章打小給他們拍攝的許多趣味橫生的“老照片”中，就可以領悟到他們何以後來個個與攝影結緣。
1967年夏，甚囂塵上的“文革”讓四兄弟正式接觸攝影。他們的父親，商業部的一個司局長，慘遭誣陷，被冠以各種罪名，打進“牛棚”。為了不給家裡惹麻煩，文波帶文瀾把家中的小儲藏室布置成暗房，掛起個紅燈泡，用兩個碗盛上顯影液、定影液，白天鑽進去，開始洗放起了照片，一乾就是通宵，從此開始熟識了攝影技術有關沖卷、印相、放大、上光製作的暗房原理。平時，一有時間，文波和兩個弟弟帶著大院中的同學朋友們，相約騎上腳踏車就上路了，北京郊區的八達嶺長城、十三陵、鷲峰、上方山……到處都有他們的足跡，所拍攝保留下來的老照片，讓誰一看都驚訝不已，不相信這是出自孩子之手。
大哥文泉初、高中均在京城中學中的“巨無霸”四中就讀。1961年，高中未畢業，身高1.91米、學業優異的文泉就耐不住飢餓，投筆從戎，被北京男排挑走，那裡的一伙食實在誘人，每天一塊五，古巴白砂糖、黃羊肉、米飯饅頭管夠。老二文波國中就讀四中，高中就讀十三中，學業優秀，俄語、作文年級始終名列前茅，若不是“文革”突變，他很可能成為令人羨慕的留學生。老三文瀾國中也在十三中就讀，巧的是二哥文波還是他班裡的輔導員。
1968年12月，文波、文瀾先後到山西晉南的夏縣、臨猗插隊。在大山深處，在缺水貧瘠的黃土地，一年到頭，下地割麥子、鋤穀子、趕大車、挖窯洞、放牛、放羊、挖井、宰豬，甘苦盡嘗。小弟弟文揚隨後跟父母去了遼寧盤錦的幹校，十四五歲的年紀，照樣插秧、割稻。在那歲月里，四兄弟開始過上北京沒有家的漂泊生活。1971年1月，三個弟弟先後返京，在三里河二區宿舍小聚，也忘不了操老本行，在僅留的一間斗室里，將毯子蒙在窗戶上，洗相、放大，又開始沉浸在探索的追求中。但因為他們是“黑幫子女”，多次被居委會、派出所查抄、訓斥，大有要把他們轟出北京之勢。
知道了兒子們的不幸，遠在幹校的父母肝腸寸斷，也只能是徒喚奈何。文泉以大哥的身份，自覺地為父母分憂。在“文革”最艱難的時候，在運動隊工作的他將工資分成四份，把發下的運動服、鞋，換成三個弟弟的號碼。
1972年春，晉南山區大雪封山，為了兩弟弟的前途，文泉從運城地區招待所借了輛腳踏車上山。此行他將
文波、文瀾的戶口分別辦到了保定郊區的南奇村和河北老家的新樂縣。鵝毛大雪讓人窒息，70里山路坑坑窪窪，下山車閘失靈，他險些掉下山崖。
為了能參軍，文瀾謊稱能“塞籃”
1973年11月，又是文泉殫精竭慮，終於找到父親當年的老戰友劉參謀長，先後把文波、文瀾弄到了38軍112師的宣傳隊和114師的籃球隊。1974年1月，文泉自己也被請進了38軍排球隊，任教練員兼主力隊員。1976年初，南海艦隊航空兵的招兵人員住進了北京35中學，在觀看了西城區中學生籃球賽後，他們將相中的包括王文揚在內的五名主力，悉數盡攬囊中。由此，兄弟四個都穿上了軍裝。用文泉的話說，這無疑是兄弟四人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點。大哥在此關鍵時刻，對文波、文瀾的援手，可謂是“生死攸關”。
1972年春，還在夏縣時，文波曾製造過讓不知內情的人以為他瘋了的“特大新聞”，他為了在京城東四人民市場購得一架96貝司的“鸚鵡”牌手風琴，在村中，僅一天時間就將手錶、箱子、被褥、衣服、挎包等和分得的四五百斤麥子玉米，賤價賣了個精光，懷揣著300元錢上路回京，去實現他的渴求願望了。1972年初夏，在保定姨夫的介紹下，又“死纏硬磨”，拜海政文工團手風琴家楊文濤為師，僅一年半修得正果，琴技更上一層樓，已達到專業水平。
然而由於政審通不過，自1972年起，他先後與山西大學藝術系、運城地區文工團、二十八軍宣傳隊、蘭州軍區文工團、鐵道兵文工團……失之交臂。1973年初春，他的檔案被保定知青辦丟失，再次與考大學無緣。一次次無情的打擊，沒有使文波倒下去。半年後，在高碑店112師宣傳隊的考場上，面對文波震驚四坐的琴技，劉參謀長大手一揮：“王文波的父親我了解，政審就免了，讓他當兵。……”
說起來好笑，為了能參軍，當初戴著隱形眼鏡、1.86米的文瀾言稱自己能“塞籃”，但眼前腿有傷，尚不能一展身手。連蒙帶唬，進了38軍114師籃球隊。文瀾不精於籃球技術，也不熱心於各種樂器，卻從小對文學、美術、版畫、書法情有獨鍾。藝術的東西觸類旁通，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對於攝影，文瀾的起點卻最高，悟性最強，日後取得了如日中天的成績。
文瀾當了小一年的“板凳隊員”後，堅決要求到警工連去站崗。三個月後，如願以償地完成了調到師直政科任攝影員的“戰略轉移”。
部隊是個愛才惜才的地方，也是個培養人頑強戰鬥精神的地方。文泉在38軍的一次全軍排球比賽中，患感冒，又尿血，情況嚴重，屬“紅血球滿視野”。上不上場，頗感躊躇：上吧，男人患上腎炎是一輩子的事；不上吧，大賽在即，自己是主力又是教練……這時，38軍的裴副軍長在電話中對領隊說：“告訴王教練，他來38軍還不長，對38軍的作風還不了解，38軍的作風是‘不死就得上’！”文泉聞訊，大受震動，抗菌素上午兩針、下午兩針之後，賽場上打得排球落地開花……從此，三屆冠軍連續到手，榮立二等功，光榮入黨。
震發17小時後，文波、文瀾隨部隊進入唐山
1.86米的文瀾騎在1.91米的文泉肩上，拍下了《英雄碑前》
這種精神在三個弟弟身上也有所體現。1976年唐山大地震，文波、文瀾隨部隊向唐山強行軍，事發17小時後，進入震區。文波肝病初愈，身體較弱，但他總是跑向最危險的地方，沒有工具，就用手全力地扒挖，手出血了，指甲劈了，他全然不顧，在酷暑下24小時滴水未沾，粒米未進，他仍然戰鬥在搶險的第一線。搶險過程中頭部被餘震中倒下的木桿砸昏，醒來後又衝進震區……文瀾進入唐山七天后，患上嚴重的赤痢，每天要拉20餘次，高燒40度，住進野戰醫院。帳篷四周，腐屍臭氣一片，文瀾任吃什麼藥也無濟於事，他暗想，可能只有等死的份兒了。
危急時刻，醫療隊拿出“惡方”救治：喝稀釋的碘酒。文瀾大病未愈，便和文波一塊兒懷著“不死就得上”的勇敢與頑強的作風，又回到了賑災現場。由於表現出色，在搶險中，文波、文瀾同時榮立三等功，火線入黨。
在搶險過程中，文瀾、文波還敏銳地拍下了許多具有歷史價值的照片。文瀾拍的《時間就是生命》和《搶救盧桂蘭的戰鬥》（組照），真實地記錄了盧桂蘭被埋在房下13個晝夜後終於脫險的奇蹟。文瀾還記錄下許多文波與戰友們搶險現場中的真實鏡頭。從唐山歸來，為發揮文波在搶險過程中顯示出來的攝影才能，首長將他調到了師文化科當專職攝影員。
小弟文揚剛到海南是“板凳隊員”，軍一級的籃球隊中不乏2.01米和1.97米的戰友。但他憑著奇快的速度、奇準的投籃，“沒有辦不成的事”的性格，一年後打進主力陣容，司職前鋒，聲威大震。
1976年1月8日，文瀾身著便衣，趕到天安門廣場拍攝人民悼念周總理的鏡頭。揣摩到清明節前後，人民會有大的舉動，文泉、文波、文瀾找茬兒回京辦事，從4月1日到4日，一直活躍在天安門廣場。1.86米的文瀾騎在1.91米的文泉肩上，扶著文波，高舉手臂，於涌動的人海中，拍下了《英雄碑前》。這張照片在“四人幫”粉碎後，曾刊於《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並獲“四五運動”全國攝影獎。
文泉在北大發現了“大山”
文揚讓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總幹事驚訝不已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兄弟相繼復員回京。富有組織才能的文泉到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專職負責外國留學生的文體活動和攝影宣傳工作。從1987年以來，中央及北京電視台先後播出了由他編導的留學生表演的文藝節目近20個。其中，加拿大留學生“大山”是他學生中的佼佼者。用“大山”自己的話說：“我是王老師一刀一刀精雕細刻出來的。”20多年來，文泉發表了反映外國留學生學習與生活的照片2000餘幅。
文波復員後，成了北京市旅遊局的首席攝影師，所攝圖片近萬張，發表於各種宣傳媒體；文瀾在《中國日報》任攝影部主任、高級記者，先後榮獲各種“頂尖”級殊榮。
文揚最後一個復員返京，經哥哥們在攝影方面的精心指點、強化訓練，很快進入角色並後勁十足。文揚目前是國家知識產權局首席攝影師。只要涉及到有中外國家領導人參加的重大活動，都只能由他一人承擔重任。1999年，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總幹事依德里斯訪華，江澤民總書記親自接見。文揚到現場拍攝了一組照片。依德里斯訪華結束時，手捧送給他的由文揚拍攝組照做成的相冊，歡喜不已。他問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你們花了多少錢雇用了這位傑出的攝影師？”局長答道：“他是我們自己培養的。”
四兄弟兩度聯袂出手
倪萍說：我們其實是一個大家庭
1984年初的一天，文瀾將大家約到一塊兒，說咱們應合作搞一個攝影展覽。商來議去最後文瀾說：“乾脆，咱們就以‘天安門廣場’為題吧。”四兄弟聯袂出手，只要有空就奔廣場，每隔半個月，各自拿來拍好的膠片，在老人家裡碰頭挑選。1985年金秋，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廣場漫步》攝影展覽，轟動京城。1989年，四兄弟第二次聯手，又有《京味攝影集》問世。
1992年和2000年申辦奧運的“申辦報告”，均採用了四兄弟的許多照片。文波還兩次受聘於北京奧申委宣傳部，承擔《申辦報告》中北京圖片的責任編輯。
由四兄弟各自的小家庭組成的大家庭的異常和睦融洽的氛圍，營造了良好的幹事業的環境。文瀾的夫人倪萍也是大哥文泉“點破窗戶紙”的。早在1984年，當《中國姑娘》的劇組住在北大時，負責拍攝工作的文泉就認識了倪萍。1995年，在“關鍵”時刻，文泉義不容辭，詢問倪萍：“怎么，還一個人呢？”由此穿針引線……1997年，二人喜結良緣。
如何評價這個“大家庭”？倪萍如是說：“這其實是一個大家庭，一個小家有事就是這個大家全家的事。我和文瀾因為常要到外地出差，一家子的瑣事和3歲的兒子，就要交給哥哥弟弟們照看，真是很放心呢……”
四兄弟的故事本應到此暫時打住了，但不行，文泉的27歲、1.82米的女兒王天天，攝影已有8年的歷史，現在北大黨委宣傳部專職攝影，甚得領導滿意；文波的上旅遊學院、1.72米的女兒王帆從國小便學攝影，且在全國和北京少兒學生攝影賽中多次獲獎。看來，女承父業，綿綿瓜瓞，有關王氏攝影家族的故事，還會不斷地講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