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年譜

內容簡介

作者研究王明多年,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各種難得的檔案資料),並訪問了許多王明的後人與友人。其中最為珍貴的資料當數王明的兒子提供的由王明夫人孟慶樹整理的王明晚年的回憶錄《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以下簡稱《傳記與回憶》),該資料從未公開發表過,屬於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作者在運用的過程中注意取捨,利用了其中大量有價值的資料,對於澄清許多歷史問題具有一定作用。《年譜》根據王明主要活動的特點以時間先後為序分為7部分,分別對王明童年、青年時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及上台,在共產國際,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在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第三次到蘇聯等進行了記述。

作者簡介

郭德宏 1967年8月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曾任紅旗雜誌社《內部文稿》編輯部副主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研究》雜誌副主編、第一研究部主任等,現任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曾與周國全合編《王明年譜》(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目錄

一 童年、青年時期
1904年5月1歲/1
1909年5歲/6
1912年8歲/7
1913年9歲/7
1914年10歲/8
1915年11歲/8
1916年12歲/9
1917年13歲/10
1918年14歲/10
1919年15歲/10
1920年16歲/12
1921年17歲/13
1922年18歲/14
1924年20歲/14
1925年1~11月21歲/19
二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
1925年12月21歲/32
1926年22歲/34
1927年23歲/41
1928年24歲/60
三 回國及上台
1929年25歲/97
1930年26歲/129
1931年1~10月27歲/176
四 在共產國際
1931年10月27歲/216
1932年28歲/220
1933年29歲/243
1934年30歲/259
1935年31歲/280
1936年32歲/308
1937年1~11月33歲/332
五 回國參加抗日戰爭
1937年11月33歲/346
1938年34歲/369
1939年35歲/439
1940年36歲/456
1941年37歲/472
1942年38歲/506
1943年39歲/517
1944年40歲/563
1945年1~8月41歲/574
六 在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
1945年8月41歲/594
1946年42歲/596
1947年43歲/598
1948年44歲/606
1949年45歲/614
1950年46歲/630
1951年47歲/644
1952年48歲/646
1953年49歲/646
1954年50歲/651
1955年51歲/653
1956年1月52歲/656
七 第三次到蘇聯
1956年1月52歲/657
1957年53歲/666
1958年54歲/668
1959年55歲/677
1960年56歲/681
1961年57歲/682
1962年58歲/684
1963年59歲/685
1964年60歲/687
1965年61歲/690
1966年62歲/692
1967年63歲/695
1968年64歲/697
1969年65歲/699
1970年66歲/704
1971年67歲/707
1972年68歲/712
1973年69歲/714
1974年70歲/717
譜 後/722
附錄一 王明著作目錄/730
二 王明研究論著目錄/772
三 徵引文獻/791

序言

編寫說明
這部《王明年譜》,是在周國全同志和我一起編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王明年譜》的基礎上,增補、改寫而成的。
之所以要增補和改寫,是因為原來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譜》只有16萬字,寫得非常簡單,很多重要的內容沒有能夠編寫進去。這20年來,國內外又出版了一些關於王明的書籍,發表了很多關於王明的文章,我也進一步蒐集了大量的材料。這些材料,包括在這之前我們蒐集的很多材料,是不少學者沒有看到過的,例如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有關王明的檔案,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保存的有關王明的檔案,俄羅斯遠東研究所漢學圖書館保存的有關王明的書刊,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送給我的由其母親根據王明談話整理的《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書稿,以及一些單篇的回憶錄,俄羅斯遠東研究所送給我的俄文版《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經費緊張未能出版)等,大部分學者沒有看到,有的可能永遠看不到。如果這些材料不能向廣大學者提供出來,關於王明的研究就不能深入地開展。正是為了給廣大的學者提供研究的方便,我不顧年老多病,決心在原有的基礎上,重新編寫一本詳細的《王明年譜》。
與原來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譜》相比,這本年譜有以下不同之處。
第一,儘量詳盡地採用已掌握的各種材料,特別是關於王明的各種檔案材料,以及由孟慶樹根據王明談話整理的回憶錄。所收錄的材料更為詳盡和全面。
第二,儘量廣泛地採用已出版、發表的關於王明的各種論著中提供的材料,以及對王明做出的有關分析和評論。這些分析和評論雖然不是王明本人的言行,而是學者自己對有關王明問題的認識和看法,但對進一步研究王明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參考價值。當然,這些分析和評論,都只是一家之言。
第三,因為歷時久遠,不同的人對同一事件的回憶,有不同的表述;因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對同一問題的認識也有很大的差別,甚至完全相反,可謂眾說紛紜。為了客觀地反映王明的一生,編者儘量詳盡地把各種說法都吸收進《年譜》中,並對有關事實做出必要的考證和說明。至於如何評價,一般不做判定,以便讓大家在比較中弄清事實,辨明是非。
第四,王明發表的很多文章、演說、信件和他註明同一時間寫的詩歌,以及王明晚年寫的《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一書,其中內容或有很大的矛盾,有些說法甚至完全相反。他的很多文章、演說、信件,是尊崇毛澤東的,而他的很多詩歌和晚年寫的那本書則是謾罵、誣衊毛澤東的。所以,我們認為王明的很多詩歌是晚年寫的,並不是當時寫的。但為了客觀、全面地反映王明的思想,《年譜》中仍按照王明自己註明的時間,如實地將這些內容都收錄進去,是真是假由讀者自己判斷。
第五,為了便於讀者查閱原始的材料,編者儘可能地對每一條材料註明出處和來源。遺憾的是,由於20多年前編寫年譜的時候沒有註明出處,很多材料已經丟失,以致現在無法查閱,因此一部分材料未能將出處註明。另外,有些不便於註明出處,也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第六,為了使王明一生的脈絡更加清楚,我們改變了完全按年編寫年譜的方式,將王明的一生分成了幾個時期。這樣,有的年份就被分到了不同的時期。
第七,為了使讀者對王明的言行有更清楚的認識和了解,本年譜簡要地增寫了一些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以便讓讀者能夠將王明的言行和客觀歷史環境聯繫起來,有所參照。
第八,()內容為原注(本編者注一般置頁下),□為缺字或不清文字,校訂錯字,置於[]內;疑誤用[?]表示;增補脫字,置於〈〉內;疑有脫字,用〈?〉表示;衍文加〔〕。
第九,人名、地名以及機構譯名仍舊,不作注,以免訛誤。
最後特別要說明的是,原來出版的那本年譜是周國全同志和我一起編寫的。這次增補、改寫的工作雖然主要是我做的,但周國全同志仔細、認真地審閱了全部書稿,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又根據他的意見做了修改。所以,這部書稿包含了他的大量心血。但是,周國全先生說由於他這次沒有做多少工作,不同意署他的名字。這樣,就只好署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在此,特作說明,並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感謝!
還需要說明的是,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殷永波副教授幫助翻譯了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1984年出版的《王明全集》1~3卷的目錄、孟慶樹整理的《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未刊稿)附錄王明著作目錄中的俄文部分以及日本田中仁編著《王明著作目錄》中的俄文部分,特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謝!
郭德宏
2011年7月3日

精彩摘錄

1930年8月7日
《傳記與回憶》說向忠發召集會議鬥爭王明等人。這份回憶錄說:“1930年8月7日,向忠發又找陳紹禹、秦邦憲、王嫁祥、何子述四人到中央宣傳部去開會,並叫鄧中夏同志(該部副部長)和潘問友(立三的助手)參加,幫忙鬥爭陳、秦、王、何四人。”向忠發開始就宣布說:“紅軍已占領了長沙,誰還敢說中央的路線不正確?反立三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還說:“黨在我們手裡。我們可以給你們處罰!處罰!再處罰!”“被斗的四人都再次地說明立三路線為什麼是錯的。紹禹說:‘立三文章《中國革命新高潮前的諸問題》是第一個錯誤,六月十一日決議是第二個錯誤,紅軍打長沙和在全國各地實行武裝暴動是第三個更大的錯誤!第一個、第二個是理論錯誤,第三個是實際行動錯誤!’”“結果,向忠發代表李立三的中央宣布給四人處分:陳紹禹由原來的最後嚴重警告改為留黨察看六個月,其他三人由原來的嚴重警告改為最後嚴重警告。”這是李立三對王明的第四次打擊。
1931年10月
由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根據周恩來、王明8月30日起草的《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於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後的中心任務》的精神,再一次給蘇區中央局發出編號為第4號的指示電,說:歐陽來信,中央有一長信指示你們,恐未到,現電告要點如下:“1.蘇區偉大的成功在衝破圍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權、鞏固紅軍、提高黨的指導、AB團活動失敗,而成為中國革命危機主要標誌。”“蘇區嚴重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民眾工作;黨還未盡一切可能動員鞏固根據地和紅軍,對消滅地主階級,抑制富農政策還動搖,蘇大會久未準備,臨時政權組織又取消,忽視工人運動反帝鬥爭,黨內缺乏思想鬥爭和教育工作,這都使階級戰爭的進行遇到困難”
1932年1月9日
在孟慶樹整理的《王明同志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中,當問到1931年底到1932年初給蘇區的軍事指示是由誰和什麼時候制定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否曾討論過類似的決議的時候,王明說:我已不在上海,所以不知道這回事,並說他反對這種主張。他說:我記得1932年春,米夫同志找我談話,說:中央蘇區紅軍已衝破敵人三次圍剿,力量比以前大得多了,但他們直到現在,連吉安,贛州等這類省級的二等城市一個也沒有打,可能是反立三路線後在蘇區軍事領導同志中發生另外一種偏向,就是以為紅軍不僅不能打省的中心城市,而且連省的二等城市也不能打,這是不對的。

摘要

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曾經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一度是黨的歷史上“左傾”錯誤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黨的歷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於王明及其代表的“左傾”路線雖然有了定論,但是王明所涉及的許多歷史問題特別是一些具體歷史問題特別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並沒有因此被弄清楚,有些問題反而被長期掩蓋下來。
作者研究王明多年,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各種難得的檔案資料),並訪問了許多王明的後人與友人。其中最為珍貴的資料當數王明的兒子提供的由王明夫人孟慶樹整理的王明晚年的回憶錄《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以下簡稱《傳記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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