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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年譜編撰的新思考棗-兼述陳鴻祥先生的《王國維年譜》文/王學海
自宋代呂大防編撰《韓吏部文公集年譜》、趙子棟編撰《杜工部年譜》始，年譜作為記述歷史人物生平的重要載體，已日益為研究者們所重視。梁啓超晚年在清華研究院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結合他自己的史學實踐，把年譜與傳記並稱為“人的專史”，納入了新史學範疇。(參見《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從那時以來，年譜不但作為傳記體裁進入了源遠流長的中國史學的殿堂，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漸趨豐富，特別是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寬鬆的環境，傳記與年譜競相爭艷，成為新時期文化學術繁榮興旺的特有景觀之一。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年譜的編撰，從內容到方法均有所出新，呈現了新一代的風貌。如若以新舊年譜作比較，那么，新年譜的一個明顯特徵，就是由過去那種單一的按年月序列獨記譜主之行坐起居，已發展至立足於史學棗思想這么一個本體論的基點；在這裡年譜不再是單純的史料羅列，而是通過客觀的史料為依託，在探索譜主歷史命運的同時，把譜主已經過去了的生命史重新激活起來。這種把梁氏所說“人的專史”體現於年譜中的寫法，就是把譜主的歷史作了新的演繹；這種新的演繹，不僅重新激活了譜主的生命史，而且被直接作為一種哲學和史學的思想活動進入讀者的審美鑑賞之中。僅就文化學術而言，人們在學習和借鑑名師前賢時，便會從這裡找到既是歷史的、又是當代的科學依據。再就人才學的角度而論，此種史學棗思想的本體論基點，打破了過去那種只要占有材料，便可以編譜成家的單薄相和霸氣，可讓真正有才華有思想的學者，在材料面前公平地作深透的思考和多元的闡述，從而給現代史學增添真正的含金量。應該說，近年來編得好的和比較好的名人年譜正是由於立足於此點，才使向被視為貧乏的年譜廣受歡迎，煥發了新的學術活力。我國王國維研究的專家陳鴻祥先生的《王國維年譜》(齊魯書社1991年版)，便是具有以上新特點的一部年譜新著。
王國維作為學貫中西、蜚聲世界的學術大師，在文學、史學和人文科學的諸多領域都有傑出的建樹，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他的影響，歷久而彌隆。對於他的生平業績，有待我們作更深入、更細緻、更精當的科學探討。近讀王國維女兒王東明女士《讀父親年譜有感》，使我尤感親切和受益。說親切，是因為在去年清華大學舉辦的兩岸三地學者參加的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我有幸向東明女士當面請教，並一起合影留念；說受益，是由於東明女士此文親切地追述了自己的弟兄姐妹的人數與出生日期等外人難以確知的細節，從而補充或糾正了現行年譜及其他傳記性著述中某些未詳或疏漏的說法。同時，由東明女士的“有感”，也引發了我對王氏生平及其年譜的若干新的思考。
思考之一，東明女士文中對陳鴻祥先生《王國維年譜》中提及的“金人”及所作的解釋，提出了看法。東明女士根據陳譜引錄羅仲安老人回憶所說“家中遇有糾紛，先生不作左右，袒護潘夫人，人謂其如“金人”，認為陳譜由此“推論”為“與繼室潘夫人，年齡相距較大，故視若‘金人’，此兩金人之含義，相差千里，前者指父親，只是緘默，不加可否。後者則視(繼室)若神明，顯指父親的對潘氏寵嫗之意，與羅仲安原意也不合。”其實陳譜並無此意。“金人”者，銅鑄之佛象也，陳鴻祥先生在王國維《詠史二十首》的注釋中，曾有明確的說解(參見陳著《王國維與文學》)，仲安老人回憶中的意思是指三緘其口。陳譜中雖也寫到觀堂先生在處理家庭關係中或有“偏袒之處”，但這“偏袒”二宇是被年譜作者明顯地打上了引號。特別是緊接上句，陳譜明確指出，觀堂先生“一向只顧讀書寫作，不問家事，縱然母子不和、婆媳齟齬，亦不聞不問”。這樣地來描寫和記述觀堂先生之“金人”形象，我想應該是公正的，因為這實在是真正做學問而不屑頤及家庭瑣事，以畢生精力奉獻文化學術的大師形象。竊以為，年譜作者在這裡運用了藝術思維，是與史學的科學思維同質的。因為，這並非憑空想像和任意發揮，而是依據親炙觀堂風貌的當事者記述，傾注了對觀堂先生的敬仰之情，故闡發了完全符合邏輯的思想，所以是科學的。在這裡，藝術的思維不僅以其獨特的方式去幫助史學擺脫乾巴巴的史料準砌，而且以其獨特的方式，去形象地豐富科學，從而使科學更具生動性和形象性。陳著《王國維年譜》無疑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
思考之二，東明女士文中對陳譜引錄的羅仲安老人回憶所說“潘氏夫人乃前夫人莫氏之侄女”作了補正，即實系“表甥女”。為謹慎，筆者又查閱了幾種年譜，知東明女士是觀堂先生隨羅氏“辛亥東渡”以後出生的(1913年)，是潘夫人的長女，故對其生母有更深切的了解，確非外人所能及。不過，這其實與陳譜闡釋“羅王失和”並不矛盾。對此，陳譜據羅仲安老人回憶，參酌有關史實，曾作了三點論說。除前述“金人”之說外，第一點，潛明系王氏長子，前妻莫夫人所生，知繼母本是“表姐”，這種特殊的母子關係，難以使他在感情上接受，亦即仲安老人回憶所云“不甚服貼”；再一點，就是觀堂先生自日本回國以後，租借上海大通路吳興里的房子。羅氏(振玉)作為精通甲骨、金文並與王氏共同創建“羅王之學”的人，其以《周易》為人生之測器，並因而不滿王氏因房子價廉而租下此“鬧鬼”之居又作了潛明夫婦之寓，這看似推論，卻甚合羅氏因女婿潛明之喪而攜愛女“大歸”的情理。尤其是陳譜既以一個史學者之真誠治學心態去“秉筆直書”仲安老人回憶涉及的這段外人難以知曉的隱情；又明確指出，對於所謂“鬧鬼”，“王氏能泰然處之，不為所動，於今視之，正好說明其具有科學頭腦，不信鬼神”。王氏既精通《周易》又能不迷信，這種人文加科學的精神在王氏身上潛在著，是被歷來研究王氏之學的專家學者們所忽視的，而陳鴻祥先生卻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可謂“獨具隻眼”地在年譜中首次把它提到了科學研究的層面上，應該說這是在王氏研究領域中的一大新貢獻!這又啟示我們，年譜的編撰，若專限於譜主一人之身之言之行，就難免帶有某些主觀的因素或情緒；如能間以左右，引以不同方面之說來作某種角度的佐證，恰為譜主之客觀形象作了公正的營造。而陳譜之公正性，還在於引用了“羅王失和”之後羅氏後裔提供的史實(陳鴻祥先生曾不辭辛勞，數年與羅氏後裔通信並登門拜訪求教)，從而在客觀上樹立起了王氏可敬可信的歷史形象。
思考之三，以東明女士的“有感”，使我們更感編譜立傳，在深入發掘譜主生平事跡、遺事、快文等有文可征的史料的同時，尚需旁搜博採，努力搜訪譜主有關的方方面面之人(包括他們的親友後裔)的口述或回憶等“口碑”。昔司馬遷憤發撰《史記》，凡一百三十篇，其中既有發“金匿石室”之書的秘史，又有實地探訪的珍聞；既有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譜子百家之書編撰之篇，又有親訪鴻儒名將、野老耆宿、遊俠逸隱等三教九流，觀顏察貌，記其言談而成文章。此歷史與現實相融匯、文獻與口碑相結合之法，實乃《史記》所開啟的中國史傳寫作的一大優良傳統。魯迅先生在談及他的歷史小說《故事新編》時也曾說過，不是把古人寫得更死，意即在歷史人物身上灌注新的生命，使之“活”起來，這就需要鮮活的口碑。即以東明女士此文為例，她回憶觀堂1927年“自沉”以後，其家人返海寧故里，大嫂(即潛明妻)“曾專程到海寧探視潘氏母親，時間雖短，誠意仍令人感動，平時書信往來，未嘗間斷”。這些看似生活瑣事，實為了解羅王兩家至親關係所不可少，對於從多側面探討“羅王失和”之前因後果亦十分有益。同樣，“羅氏三姐妹”即孟康(莊)、仲安(靜)、守巽(慧)是觀堂先生生前摯友羅振常女兒、羅振玉的侄女，她們既隨羅王東渡日本，當觀堂先生1914年返抵上海時，都已長成十七八歲或十歲以上的少女，故其當時所記或後來所寫回憶，都能道出非親歷者無從提供的見聞和感受，這對編譜立傳之人，無疑是難得的“第一手史料”，而決非無稽之談的“齊東野語”。
除了史料的搜訪之外，我們還應特別注重劉知幾倡導的“史識”。對於年譜的編撰而言，就是要有年譜作者自己的主見棗在收集、整理、研究和分析譜主史料時所產生的思想，而且應該是那種不依傍前人之說、能衝出舊見的獨立見解。我們認為，生命是一種體驗，科學是一種實驗，在體驗與實驗之間，我們能說出自己的話來，這就是“史識”。所以，“史識”應該不是一個被固定了的概念，更不是一種早已有了定義了的陋見陳說。“史識”應該是有著深厚歷史內涵的嶄新的人文觀照，就後一輩學人而言，理當比前一代的學人有更豐厚、更新穎、更深刻的見解。只有這樣)才能不受譜主家屬的情緒感情等影響，又不被其他相關人物已有說法(或某種需要)所束縛，從中體現出梁啓超先生所強調的“學者的人格”來；才不致於因上述原因而使學者作繭自縛，陷入“學術的尷尬”之中去。據此，再重讀陳鴻祥先生的《王國維年譜》，我覺得蔡老尚思先生在卷首的題詞中謂之“特點有三新”，即內容新、觀點新、體例新，確是知言。這“三新”歸結成一點，就是表現了編撰者新的“史識”。這本歷時近十年編成的年譜，無論對觀堂先生生平著譯的考釋，還是對觀堂先生“自沉”的內外因的評述，在它出版了七八年之後，仍能受到包括觀堂先生後人在內的研究者的垂注，就足以能說明它卓爾獨立、迥異舊譜的個性來。
重讀陳著年譜，我還感到年譜是譜主的一個整體顯現，但整體並非就是完美。正如觀堂先生的為人、學問體現著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正義觀一樣(此正義由陳寅格先生在王氏“自沉”後被闡釋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名人編年譜之後學，做學問的立足點當仍以“義”為主。《中庸》曾謂：義，宜也。《孟子 ．告子》(上)也謂：義，人路也。宜，公正之說法(活動)也；人路，遵循真實之實踐也。因此，如實地、全面地記述譜主的一生，真實地、客觀地為譜主作出評判，這才是整體，儘管這整體中可能包括著譜主的某些不足甚至缺陷，但我相信只有此類年譜，才會永載史冊而為後人所器重，為科學研究者所接納。同時，也能在編撰過程中，以“義”為線，與譜主相牽而進入真善美的境界。因為譜主的快事已是一種歷史的活動，而年譜的作者之編撰是一個做學問的行為過程，把凝固了的歷史活動，在著者的行為過程中重新激活起來，依據的是什麼?我想，主要的應該是著者的評判和思想。思想，只有思想，才能讓千年歷史重生光彩；思想，只有思想，才會叫萬年古人重作榜樣。然思想的運行之軌，恰在於義也。這是“史識”的基本概念，也是史學的基本命題，更是史學工作者的人格力量所在吧!凡此，再來看爾今書市上諸多的“名人年譜”與“名人傳記”，或為推出“泰斗”、“大師”類光輝形象，而悄悄割去了不甚光亮的另一面；或是只述其超凡人聖的一面，而掩蓋了其俗世庸乏的另一面。此種做學問的“行為過程”，雖會因暫時取悅一方而給自己名利雙收，但卻決不會在日後成為“信史”，當引以為戒也。此乃思考之四。[作者單位：浙江省海寧市王國維研究會](摘自《學海》1998年第2期)
作者介紹
陳鴻祥，1937年生，上海嘉定人。1956年畢業於江蘇省南通農業學校農作專業。歷任江蘇省農林廳技術員，江蘇人民出版社文學編輯，《江蘇文藝》作品組組長，江蘇省文化廳文化處幹部，民眾藝術館文藝編輯，《樂園》雜誌編輯室主任，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委副編審，《世紀風采》雜誌專職副主編、執行主編，編審。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58年開始發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專著《王國維與文學》、《王國維與近代東西文學人》、《王國維年譜》，長篇傳記文學《王國維傳》、《譚震林傳》（合作），校注古籍《洹洛訪古遊記》、《受茲室詩稿》，主編《血染的生命之花》等。專著《王國維與文學》獲北方十五省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獎，《王國維與近代東西方學人》獲1992年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1994年江蘇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長篇傳記文學《譚震林傳》(合作，本人統撰)獲1993年華東地區優秀政治讀物一等獎、1994年江蘇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王國維傳》獲1990年江蘇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