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英集
詩文別集，明王叔英撰。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岩人。洪武中與楊大中、方孝孺等人一齊被征，唯叔英固辭歸。二十年以薦為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任職期間頗有惠政。據說有一年天旱，叔英絕食求禱，馬上應驗。建文時，召為翰林修撰。曾上《資治八策》以鑒國事。後朱棣兵起，南下至淮河時，奉詔募兵以抗北師，行至廣德，京城不守，他當時見齊泰奔來，還以為齊泰有二心要抓他。齊泰把京城不休的情況告訴他，兩人抱頭慟哭，共圖後舉。後來，知道敗局已定，為表對建文帝的忠心，乃沐浴更衣，書絕命詞藏於衣裾間，自盡於玄妙觀的銀杳樹下，天台道士盛希年將他葬在了城西五里處。後其妻自盡於獄中，兩個女兒投井自殺。
叔英之詩文由於遭禁毀，流失很多，與其同時代的楊士奇都無法找到一個完整的本子。成化八年謝世修首刻《靜學文集》，僅存序、記二體共三十篇。明萬曆、清康熙、嘉慶、宣統各朝不斷增補復刻，最後為三卷。
集中收錄的《資治八策》比較著名，從其名字即可知其主要是講修身治國的方法和策略的。“八策”指的是：“務學問、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務學問”是勸君主學習古訓、經史，用歷史經驗教訓來指導時政，“為人君者誠能於古訓學焉，而以其善而致治可以為法，惡而致亂可以為戒者，體之於身，驗之於當時，而力（立）去取之則，於治天下不難矣。”“謹好惡”指出君主的好惡影響很大，乃“天下之所趨”也，“天下之所惡”也，故而君主要特別謹慎，“必也於一舉動之間，內以度其可否於心，外以質其是非於人，善則行之，不善則勿行，或已行而速改之，如是則凡發於身而措諸事者，無不得其正，而天下之所趨者無不得其正矣。”
“辨邪正”勸誡君主要想修身治天下，就必須親正臣而疏邪臣，因為“邪臣志在於利身，而務於從君之欲，故人君悅其適己而易得以親之；正臣志在於濟時，而務于格君之非，故人君惡其違己而易得以疏之”。對於順己之意的邪臣和違己之志的忠臣，君王要辨別清楚才決定取捨。“納諫諍”勸君王要多聽諫語，因為人情就是喜歡聽順意之言，而不願聽逆耳之語，所以多拒諫之君而少進諫之臣。君王應鼓勵進諫。“審才否”一節不完整，大意是說任用人才要有嚴格的審核制度。“慎刑賞”則主張刑賞公平合度，嚴格遵循法律，從而達到“賞一人而能使千萬人歡，刑一人而能使千萬人懼”的目的。“明利害”是“八策”中最詳盡的，論述的是經濟政策。提出“富”、“庶”、“教”的治世標準，其中發展經濟，使社會富足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基礎；而經濟繁榮須做到開源節流，“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同之者舒”。
此外大力提倡發展農業，壓縮工商儒等非農業人口，精簡軍隊、政府官吏，減輕徭役以保證足夠的人力，不失農時地從事耕作，反對浪費。還提出以制恆產、均貧富、平賦稅的方式保證農民有較高收入，從而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但重農的同時，壓制工商業的發展，其原因在於現在工匠、商賈獲利豐厚，而“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副其一家之售，由是務末者恆有餘而務本者恆不足。”“定法制”則意在說法制要因時制宜，合乎實際，但不能徇人情之私而違反天理之公，因為天理是公正的，而人情則會有偏失。《資治八策》是為“資治”而作，總結了封建社會長期以來的治國經驗，從為君之道、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經濟政策等方面加以闡述，其中在經濟方面提出的鼓勵發展社會經濟、發展農業的觀點頗為深刻，針對性較強。
與同時期的方孝儒、茅大方、練子寧等人相比，王叔英思想比較開明，他雖尊儒道，但也重實際。建文初，孝孺欲推行井田制，叔英寫了《與方正學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酈，信如平、勃，仁如蕭、曹，莫得間焉。賈生不察而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樂其利。難行而行，則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於得時措之宜也。”說明對待先輩的傳統，有些現在可用，有些現在不能用，必須因時制宜，才能使民樂受其利。
後來方孝孺雖未施行井田制，但用周朝制度，卻無濟於世，說明王叔英之見是適宜的。王叔英思想的通達還見於其他文章。如《送孫生序》在論及君臣關係這樣的傳統綱常仁義內容時，也並不迂執。他說：朋友之交有厚薄，“子待之以厚而彼報之以薄者，子縱不形於言，不怒於色，未必無慍於心也。”如今朝廷對待士人不薄，“賜田祿以養之，擇師傅以教之，而稍成則升於太學，益豐其廩食，使廣其學，學成授之以美官，可謂厚之至也”，士人也同樣應該報之以厚，那就應該忠於朝廷，忠於君王。從朋友相待的厚報厚的人之常情推論到君臣關係，又以人臣食君厚祿推到必報君王厚恩，其說教入情入理，並不空談大道理。
王叔英曾任教多年，故對為師之道也頗多經驗之談。在《送卓高序》、《送友生厥允廉教授潮川序》里指出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明此理，一旦為師，必要提出聞多見廣的架勢讓弟子信服。天下古今之事變幻莫測，聖人也不可能盡知，更何況一般學者呢？老師也應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必隱瞞自己的短處，對己對人都有好處。還指出教師既要有待人之資，又要有待人之量，“聖人不責人以必聖，賢人不責人以必賢，而後天下之才無所棄矣”。
集中詩作不多，僅錄十四首，其餘皆失傳。
此詩文集所表達的思想不虛、不套、不泥古，其勸戒之言中肯，合情理，但可惜由於王叔英對建文帝之忠，使其詩作也成為永樂時的禁書，翻刻至今，其貌已不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