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少年時代的王仁傑,就常常把對事物的種種喜愛升級為“痴”,而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他才遇到了值得為其痴迷一生的戲曲。一次偶然的機會,王仁傑第一次走進了戲院,看了他平生所看到的第一出梨園戲《呂蒙正入窯》。美輪美奐、婉轉細膩,梨園戲一下子就把根扎在了王仁傑心裡。王仁傑說,演員舉手投足、一念一唱,把劇中兩個角色生活環境、身份、性格完全不同所產生的碰撞和對應表現得淋漓盡致,非常動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么好的東西,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對戲曲產生了“痴情”。因保存有宋元明南戲的很多劇目、音樂及表演形態,被稱為“活化石”的梨園戲,是現存中國最古老劇種之一,它的唱詞其實就是優美的詩歌。王仁傑說:“我當時真是被迷得不行了,我喜歡的文學這裡也有,唱詞就是詩歌。我成了戲迷,天天晚上看,很多傳統戲我都能背出來!有人說,崑曲是知識分子的典雅,但梨園戲是市民的典雅,有些內容更是雅俗共賞、更活潑。”
愛戲成痴,但王仁傑的“戲痴”之路卻走得並不怎么順利。1961年,因成分不好高考落榜的王仁傑進入當地歌劇團,本以為可以在喜愛的領域施展拳腳,1962年卻又被下放到偏僻的山區農村,一待就是5年。王仁傑用“混日子”來形容那幾年,幹著與戲曲、與藝術毫無關係的工作。1975年,王仁傑終於回到劇團,隨後在1980年到上海戲劇學院專修班學習,在上海的兩年時間裡,給了王仁傑一定的積累。在研究、學習、積累的同時,王仁傑也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戲曲的本體正在流失和變化,這讓他感到痛心,“我們的戲曲越來越被改造了,融合進了西方戲劇的很多東西,比如衝突論,而我們古典的戲曲,無論結構、人物性格、表現手法等等,跟西方戲劇是不一樣的,自有一片很廣闊的天地。現在,看到戲曲舞台上不斷有人搞出很多花樣,一齣戲投資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聲、光、電等外在的東西占領了舞台,反倒是文學內涵衰退了,演員的表演藝術衰退了。大家都在創新、革新,而我是逆反,就是要追求傳統,追求戲曲最本體的東西。本來我不太懂戲,就是去仔細地看戲,看那些老藝人怎么表演,特別是傳統戲,鑼鼓一響,我都是畢恭畢敬地在台下看。一遍一遍,看得很熟,都能背,看人家為什麼這樣寫、為什麼這樣演、和我們現在的戲曲有什麼不同。比較以後發現,還是傳統的東西最好,令人驚嘆。後來我也喜歡上了崑曲。”
看戲、寫戲、研究戲多年,王仁傑有幾個體會,一是要看戲,特別是看傳統戲,看中國戲曲文化原來的狀態,看戲曲的本體;再一個就是要看戲曲名著,自己去揣摩、融會、理解。清詞麗句,讀後滿口余香,聽完繞樑三日,崑曲的典雅,梨園戲的雅俗共賞,正是王仁傑痴迷其中的原因。讀王仁傑的劇本,特別能感受到從詞里句間透出的古典之雅、傳統之美。多年來,王仁傑還依舊保持著當年“文學青年”的勁頭,看了大量關於歷史、哲學等等方面的書籍,這也使他的劇本擺脫了僅有詞藻表意的輕薄,散發出厚重之感,王仁傑本身,也凝聚了濃濃的文人之氣。有評論家曾這樣寫過:“泉州有梨園戲,王仁傑生活在泉州。是王仁傑找到了梨園戲,還是梨園戲等來了王仁傑?也許只能解釋為命運的安排。梨園戲的精神和王仁傑的氣質的確存在著大面積的契合。對歷史的認識,對傳統文化的探究,對民族心理的琢磨,對文人風骨的堅守,使王仁傑一直保持著傳統文人的形象。”
對傳統文化,王仁傑總是懷有一種溫情和敬意,改編《牡丹亭》、《琵琶行》等名著,他始終遵從原著,非常謹慎地剪裁。寫戲至今,王仁傑以他對傳統的無比熱愛,以他堅守戲曲傳統的不變應對萬變,抵制住了種種發生在戲曲身上的時髦變化和來自金錢、利益的誘惑。這個“戲痴”固執地認為,“人一輩子只能做一件事”,所以不去寫電視劇,多年來一直用他的毛筆、宣紙,用小楷一字一句地描畫心中的傳統戲,不求功利,有喜歡的題材才鋪紙研墨。他說:“用小楷寫很累,這樣就會惜墨如金,不會寫得很囉嗦。我不是想成為書法家,我自己用宣紙印稿紙,甚至寫繁體字,我覺得寫表現古人的唱詞,用這種方式更能深入體會其中的意境。”
王仁傑常常在最後的截稿期限前黑白顛倒地閉門苦寫,以至於每寫完一部戲都有種解脫的感覺。找題材難,王仁傑也因此欠下了十幾部戲。曾有一部戲他欠了整整十年,最後10天,頂著高燒通宵達旦,躺在床上,想起來一句就爬起來寫一句。劇本完成,他也沒有力氣再看一遍,以至於劇目上演,自己都不敢去看。而這部高燒中“熬”出來的《琵琶行》,又一次把王仁傑的名字印在人們心裡。
個人作品
有梨園戲《董生與李氏》、《節婦吟》,崑曲《牡丹亭》、《桃花扇》、《琵琶行》,越劇《唐婉》等。《董生與李氏》、《節婦吟》、《牡丹亭》入選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初選劇目,其中《董生與李氏》入選2003至2004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他本人也曾獲得曹禺戲劇文學獎劇本獎和文華新劇目獎,並於2006年被文化部授予“崑曲藝術優秀主創人員”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