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王一江王一江教授，1982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2 至1983 年在中國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任職。1985 年獲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 1985 年留學美國。1991 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受聘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任助理教授，1996 年起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終身教授。
經歷
1989 年以後的兼職包括世界銀行顧問，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密西根大學商學院管理經濟學研究員和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副會長。 近年來研究工作集中於組織理論，比較企業制度和勞動經濟學等領域，同時對中國的鄉鎮企業，國有企業，銀行制度和國家組織形式等問題也有深入的研究。有多篇論文在歐美主要經濟學學術期刊上發表。 田國強教授，1956 年生於湖北省公安縣。1977 年-1982 年在華中理工大學數學系就讀、任教，1982 年獲數學碩士學位。1983 年 -1987 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獲全美斯隆博士論文獎；1987 年-1990 年為美國德州A&M 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1991 年破格提升為副教授並獲得終身教授資格。 現為德州A&M 大學勒威斯講座教授、民營企業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同時任華中理工大學、北京大學兼職教授。 田國強教授曾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1991-1992），中國旅美社會科學教授協會首屆主席（1995-1997），國際英文學術期刊《中國經濟論壇》和《中國研究評論》及中文學術期刊《當代中國研究》的編委。 田國強教授的研究方向有激勵經濟機制的設計、數理經濟學、對策論、動態最最佳化理論、計量經濟學和中國經濟改革等。有六十多篇論文在歐美主要經濟學學術期刊上發表
主講EMBA
長江商學院
復旦大學
王一江: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美國密西根大學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浙江大學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重慶大學
研究領域
主要集中在組織理論、 勞動經濟學與人力資源管理、中國經濟、貨幣與公共金融等。
近來成就
在過去幾年中，王一江博士在國際著名期刊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等發表多篇論文，並被大量引用；其中"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Pigovian Conjecture Revisited"多次被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所引用。
學術成果
"The Ambiguity of Strike Replacement Legislation and Wages: A Sequential Investment-Bargaining Model." With J. Budd, Advances in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1999.
"The Myth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Soft Budgets." With C. Ba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9.
"Bureaucratic Control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With C. B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6(1): 41-61, March 1998.
"Towards a Model of China as a Partially Reformed Developing Economy under a de facto Federalist Government." With C. Cha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um. 1, 1998:1-23.
"Some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a Model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With C. Chang,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1997, Vol. 16, pp.103-117..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When Is Up Really Down?" With C. Bai and D. L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4(1997):265-80.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Labor Turnover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Pigovian Conjecture Revisited." With C. Chang,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4(1996):505-519.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With C. Cha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8(1995):91-105.
"Firm's Information-Sharing Policy and Strike Incidence." Economics Letters, 48(1995):73-76.
"The Nature of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 With C. Cha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1994):434-452.
"When Privatization Should be Delayed: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Legacies of Communism and the Strategy of Transition." With P. Murrel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7(1993):385-406.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s a Resource Allocation Problem." China Economic Review, 4(1993):37-47.
"Optimal Liquidation Rule and Debt in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 With C. Chang, Economics Letters, 40(1992):23-26.
"Economic Reform,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Expansion, and Inflation: A Behavioral Model Based 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991):3-27.
經典語錄
1. “在國外學習了那么多年，我們只不過是找到了一套好的工具，一副好的眼鏡，在今後我們看一個問題的時候，可以用這個方法。”
2. “我們要認識宇宙和世界上的種種道理，在上帝的眼裡看來，就相當於我們看到一隻蒼蠅和一隻蚊子想認識我們看到的世界一樣，最聰明的蒼蠅和最笨的蒼蠅，它們認識的差別，在我們眼裡都是微不足道的。”
人物簡歷
哈佛時光
1989年，哈佛校園。初春的陽光、古樸的建築和新綠的草地已經為哈佛吸引了不少外來遊客，有幾個人正在校園裡最有名的雕像、位於白色行政大樓前的哈佛雕像前留影。約翰·哈佛的雕塑坐在椅上，右膝放著一本大書，身穿大衣，眼睛注視前方，作沉思狀。在周日的上午，個子高高、略顯消瘦的王一江快步走在去圖書館的路上，腦子裡還習慣性地想著上課時教授提出的一道經濟學的證明題。
“他們也許不知道，雕像的模特並不是建校者哈佛本人，而是他過世後雕塑家找來的一個青年人。底座上的建校時間‘1638年’也錯了，應是1636年。但是，很多東西的象徵價值完全遮蓋了其本身的瑕疵。”王一江剛來到哈佛時，曾經興奮地花了兩天時間逛校園，細細欣賞這裡的一切。
來到哈佛，王一江不禁感嘆於她的美麗：藏書1000多萬冊的圖書館、歐洲風格的鐘樓、現代氣派的商學院。隨著對這所百年大校的熟悉，王一江才領悟到：名校真正的美麗在於其中的名師、名課、名生，而校園美景早已不再新奇。
在哈佛競爭激烈的學習環境中，王一江稱自己還不是最刻苦的一個：早上一般六點半起床，跟大多數同學一道拿著咖啡、牛奶等早餐到教室里，一邊看資料一邊吃，一天幾乎都泡在教室或圖書館裡。在王一江眼裡，刻苦不在於延長時間，而是少去玩，除了吃飯、睡眠、必要的運動外，都要用來學習和思考。“不能分心做其他任何事情，要整天、整月、整年都在思考經濟學，很辛苦。每堂課幾乎都覺得有欠賬，沒有弄懂，似乎是在一直向前走一條走不到頭的路。”王一江回憶起自己在美國求學時的日子，感慨地說道。
“好在有如此眾多的優秀學生互相趕超，才讓我有動力繼續走下去。”讓王一江印象最深的，就是哈佛鼓勵並指導學生合作。在這裡，學生們被分成小組共同研究問題，而且經常是不同國籍的學生搭配組合。此外，同學、老師們聚在一起喝下午茶也成為是哈佛經濟系深受學生歡迎的傳統：每到下午三四點鐘，學院秘書就會準備好茶點放在學院的一個會議室。老師、學生都會過去邊用茶點邊聊天。平時很難見到的大教授這時也會過來用茶點，這種方式給予學生們一個很好的同大師交流的機會。
雖然老師出色，但能否學有所成，關鍵還在於學生們自己。“沒有必要盲目崇拜某個大家，主要是弄懂經濟學的原理，學一種方法，而後自己做大量的分析。就像下棋一樣，不是總要看李昌鎬、馬曉春怎么下，而是要自己來練習。”對於學習的方法，王一江有著自己的方式。然而，提起當年在哈佛的同學，他的眉宇中不由顯出一分自豪：“不管什麼專業、院系，當時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同學，現在有很多都已享譽世界了。”
低調的經濟學家
如今，王一江也已從一名初露頭角的哈佛學子，成為了一名在經濟學和人力資源學界有所成就的教授。近年來他就中國國有銀行的改革、國家制度與經濟發展關係等發表的卓而不群的觀點，在業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這位學識淵博、語速緩慢的湖南人，在國內學術界卻並不愛張揚。王一江對此淡然一笑，“我不想出風頭，只是在該說話的時候講出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
身處海外的王一江，一直心繫中國國有銀行改革。2003年11月，王一江參加了由美國前總統老布希主持召開的“美中關係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高層討論會。作為與會者中僅有的幾名經濟學人士，在會上，針對中國國內當時呼聲高漲的將眾多領域向民營企業開放的問題，王一江提出了反對的聲音，他說，“我反對以民營企業為主來改造中國的銀行業”。這個觀點隨即被傳回國內，並引起了國內媒體的廣泛關注。王一江也因此成為第一位對此潑冷水的專家。
王一江對此有著自己的想法。他認為，銀行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必須考慮到它的風險和信用等問題，“分析問題，不能只是說行或不行，我們還要想到可實施的過渡方案”。正因如此，王一江在對銀行業向民營企業開放說“不”之後，隨即提出了在國有銀行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引進外資和戰略投資者的方法。也就是“通過引進外資戰略來推動中國銀行(行情論壇)業改革”。如今，在中國幾大國有銀行的上市中，大都採用了這個方式，而在中國銀行業改革時，這一方法也成為普遍接受的一種標準做法。
除了對銀行業的改革在關鍵時刻“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在學生時代就深受著名經濟學家曼昆影響的王一江，如今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有著自己的感悟。就在今年，王一江根據在國內講話、研討的基礎上，完成了一篇數萬字的學術論文——《國家與經濟》。在文中，他針對國內近期發生的情況，有感而發，提出了三組相關的概念：國家的雙重身份，也即國家既是具有消費和生產功能的經濟人，也是經濟規則的制定者和強制執行者；三隻手，即看不見的手、扶持之手和掠奪之手；國家的本質兩難，即國家需要足夠強大，才能具有足夠的強制力，去做它該做的事，但國家又不能過分強大，以致於它可以不受約束，濫用自己的強制力。
以這三組概念為分析框架，王一江闡述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種作用既包括促進經濟發展的好的一面，也包括阻礙經濟發展的壞的一面。他認為，國家占有和支配的資源太多，就會成為一個不利於經濟長期和穩定發展的因素。現代國家制度最重要的特徵是它存在制約和平衡的機制，使國家在積極有效地發揮它應起的作用的同時，無法濫用權力，成為掠奪之手和尋租之源，阻礙經濟的發展。這種制約與平衡的機制，就是法治與民主。站在歷史的高度，以世界的視角和動態的角度來看，現代國家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關係，往往始於充分利用傳統體制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因素，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使經濟能在傳統體制下獲得初步的和儘量充分的發展。因此，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不失為明智有效的第一步。
王一江在接受《長江》採訪時對這篇文章進行了更深入的解釋。他在文中對一個落後的國家、落後的經濟和專制的制度是如何走出惡性循環怪圈的進行了闡述：政治環境越不好，經濟越不好，經濟越落後，在政治上就越容易引發戰爭、專制。然而，如何才能走出惡性循環，使經濟發展，政治進步，《國家與經濟》提倡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經濟與社會發展如何實行互動，王一江可謂在學術界實現了一個新的突破。
“兩種不懂的人”
王一江在國內外教學多年，教過歐洲、美洲和亞洲多個國家的學生。對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國學生，王一江對他們的學習態度和方式有著自己的感觸，並對中外學生的特點有著自己的感悟。
王一江告訴《長江》，他認為作為一名學生，首先擺正自己的心態非常重要，如果心態和自身角色沒有擺正，聽課的效果會大打折扣。在長江已經教授多屆EMBA學員的王一江，對於EMBA學員進入長江大家庭後，能把自己看成是長江人，“這種精神挺好”。但他也直言不諱地指出，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同學沒有靜下心來學習，因為“學生是被管理對象，還是被服務對象，他們對此還不明確。”
在王一江看來，現在國內的一些EMBA學員，“走進課堂感覺自己是顧客，並抱著一種‘上帝來了’的態度去學習。他們抱有玩的心態，要熱鬧，就想聽一些新鮮事。”但王一江認為，“其實像我們掌握的知識，越實用淘汰就越快，學習應該掌握那些能夠幫助一個人進一步學習的技能，而這些就是基礎知識。”
和國內EMBA學生相比，王一江認為，自己曾經教過的維也納經濟大學華沙經濟學院的EMBA學生有著很大的區別。“中國的EMBA最大的好處就是學員層次高，基本上都是帶著問題來學習的決策者，學到的東西他很快可以拿來用。而歐美的EMBA的學生大多數是有相當工作經驗但還沒有到高層的人。”儘管在學員構成上有著獨特的優勢，但王一江指出，歐美學生在學習的思維方式和態度上還有值得國內學生學習借鑑之處。
首先，歐美人的思維習慣非常理性，你跟他講道理的時候，一步一步講下來如果非常到位的話，會讓他感覺非常有味道，也很有意思。“他們喜歡總結出一般性的規律，他們學習時是偏理性地學習，強調基礎，強調思索一般的規律，而中國人往往比較浮躁，學習的態度還是比較欠缺。”第二個本質的差別是態度，這一點美國學生表現得尤為明顯，給王一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國人講話謹慎。“西方人認為，人再聰明，在上帝面前都是什麼也不知道的，知識再多、再有能耐，自己都是很渺小的。中國人不這么想，很多成功企業家在很多時候會是一個趾高氣揚的態度，並會把這種態度帶進課堂。”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美國的一個學生上課要提問，他認為老師講得不對的時候，他通常的提問方式是先說“老師你是不是這個意思？”他把你的話、你講的意思用他的話重複一遍，然後問，“我這么理解你，什麼地方有漏洞，是不是我哪個地方沒聽清楚”，特別委婉，“他從懷疑自己開始”。
對於中國學生當下的心態，王一江想起了他剛進哈佛讀書時一位經濟學大師講過的話。“當時，制度經濟學大師加爾布雷斯給我們做報告。他說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就是什麼都不懂的人(those who don’t know)，一種是並不知道自己不懂的人(those who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在中國的企業家裡面，怎樣加強他們的心態教育，應該是長江商學院的一個重點。不管是從長江的內部管理，還是本著對這些有成就的CEO長期負責的角度來講，這種教育一定要下大力氣去做。”
後記
和國內很多經濟學家不同，王一江並沒有刻意把自己的觀點歸為經濟學的哪一學派。但王一江並不願追隨這樣的“潮流”。在他看來，“國外大多數經濟學家認同的理念已經超過99%，他們爭來爭去的就是1%的問題。”王一江說，“差別只在1%這裡，但就某一兩個具體的問題，國內有的人把它說成好像是很大的矛盾差別，這是個很大的誤解。西方經濟學認同的問題，遠遠超過我們在國內的人能夠想像的程度。”
王一江以著名的亞當·斯密那句“市場是看不見的手”的論斷為例進行了解釋。亞當·斯密所說的“一定要以市場為準則來調節各方面的經濟關係、供求關係，市場也可以實現效益的最大化和福利的最大化，這是西方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接受的”，儘管現在大家反覆說凱恩斯主義，談到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結果，這其實是大家都在共同承認了亞當·斯密90%理論的前提下，再討論剩餘的10%，即討論如何解決信息不對稱產生的交易成本；等到這10%的部分也被大家認同了以後，又有人提出一個在現有理論下不能解釋的新問題，大家又集中在1%的問題上進一步討論。所以，“要歸類的話，我們都屬於傳統的主流經濟學範疇”。王一江認為，“在國外學習了那么多年，我們只不過是找到了一套好的工具，一副好的眼鏡，在今後我們看一個問題的時候，可以用這個方法。”
多年的西方學習與工作經驗，尤其是在西方的生活體驗和濃烈的人文氛圍，讓王一江心態平和與謙遜。在他平緩地說出一些道理的時候，每每會讓人的心靈為之一顫。他說，在西方的生活讓他意識到，“一個人再博學，和世界上已有的知識、將要發現的知識相比，那只是滄海一粟，我們都是無知到極點的人，我們之中最博學的人也是無知到極點的人，和那些真正的無知到極點的人相比，我們強不了太多”。
在採訪臨近結束前，王一江以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作為結語。放在本文的最後，也別有一番意味——“我們要認識宇宙和世界上的種種道理，在上帝的眼裡看來，就相當於我們看到一隻蒼蠅和一隻蚊子想認識我們看到的世界一樣，最聰明的蒼蠅和最笨的蒼蠅，它們認識的差別，在我們眼裡都是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