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主觀意識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三個可通約性，就是增加了勞動者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痛苦，或犧牲了勞動者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安樂、自由與幸福，因此，亞當斯密提出用勞動者在勞動時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來衡量其勞動耗費量。
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是一個客觀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樂的減少量卻是一個主觀值。主觀值雖然可以反映客觀值，但這種反映會受多種主觀因素的制約而發生一定的偏差，因此勞動者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勞動耗費量。此外，勞動者在許多情況下所進行的勞動並不意味著犧牲了“安樂、自由與幸福”，有些勞動本身包含著快樂。只有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社會裡，勞動是一種負擔，是一種謀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壓抑個性的勞動會給勞動者帶來直接的、明顯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這時勞動給勞動者所產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樂減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勞動量的付出情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直接的勞動時間不斷縮短，勞動強度不斷下降，勞動複雜度不斷上升，勞動與生活越來越相互滲透，勞動所帶來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來越少，勞動本身將逐漸成為人們的“第一需要”，這時再以犧牲安樂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來度量勞動量將顯得越來越不準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