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
“九一八”事變後，駐吉林省的東北軍王德林營長率全營500餘名官兵起義抗日，中共派王德林舊友、共產黨員李延祿去幫助他，並擔任王任總司令的“國民救國軍”參謀長。李延祿在軍中建立了由我黨秘密領導的700人的補充團併兼任團長（孟涇清任地下黨書記）。國民救國軍1932年2月連克敦化、額穆和蛟河三縣，隊伍壯大到5000人，聲震遠近，引起日軍恐慌。關東軍司令部急調天野第十五旅團等部，從敦化向鏡泊湖進行“征討”。
1932年3月由共產黨員李延祿（後任東北抗聯四軍軍長）直接指揮的“鏡泊湖連環戰”，是東北也是全國“抗戰第一大捷”。
此戰發生於1932年3月13日至27日，在東北東部的鏡泊湖地區。在東西100里、南北300里的深山野嶺里，李延祿調動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部隊和義勇軍等，先後部署5次伏擊，5戰4勝，基本殲滅了日本關東軍天野旅團7000人。特別是第一戰“牆縫”戰鬥，以地下共產黨員為骨幹的補充團700人利用有利地形和日軍驕狂心態，以手榴彈為主要武器，在10小時戰鬥中斃傷日軍3500人以上，而自己只犧牲7人，從而創造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傷亡人數最多、我方損失最小的戰鬥記錄，也為鏡泊湖連環戰取得了首戰和決定性的勝利，徹底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戰鬥經過
1932年3月13日清晨，當地愛國獵戶陳文起為日軍“帶路”，將日軍誘入我軍埋伏圈，李延祿率700名補充團官兵隨即打響戰鬥。
“牆縫”的地形地貌，是補充團最強大的秘密武器。天野部隊在人數、裝備、訓練、作戰經驗等方面都大大超過救國軍，但因為“牆縫”獨特的地形地貌，雙方優劣勢發生根本的轉變。
“牆縫”是夾在牡丹江和一個山坡中間的一條5華里長小路，路邊聳立一人多高的石壁，時斷時續，隔一段有個裂口，被稱“牆縫”。小的縫隙只能露臉，大的縫口數米寬。埋伏兩端可形成交叉火力。
“牆縫”戰場長5華里，陳文起把日軍帶到最遠端的5號陣地後，李延祿一聲令下，5華里長的戰場上30多個襲擊點（縫口）同時對敵發動襲擊，令7000多人的日軍被分散在30多個岩石縫口，優勢兵力被化解。
高大的岩石，讓日軍的裝備優勢被化解。岩石高過人頭，補充團戰士躲在岩石縫口後扔手榴彈，日軍的步槍、機槍無法傷及抗日戰士。又因為戰場狹窄，日軍的炮彈飛過戰線老遠，失去用場，機械化部隊在山地窄道和巨石縫口也無從施展，飛機又無法對與日兵近距離作戰的我軍投彈。
日軍習慣用兩面包抄、中間突破戰術做進攻，也注意撒開散兵線。但在狹長的“牆縫”，無法兩翼包抄，也無法攀登垂直光禿的岩石，撒開散兵線更無意義。無論單兵作戰能力還是協同作戰能力，在這裡都起不到作用，日軍唯一的選擇就是向30多個縫口衝擊。日軍只要突破其中一個縫口，就能橫向反包圍抗日軍。
日軍指揮官認為，救國軍不過烏合之眾，只要衝過某個縫隙，就勝券在握，於是按小隊、中隊建制反覆驅趕士兵向上沖。這樣一來，等於主動向補充團戰士餵食，擴大了手榴彈的殺傷力。據參戰村民李長發說，岩石下敵兵一批一批倒下，肢體橫飛，成堆成片的“死倒”垛，一片鬼哭狼嚎。
補充團戰士由於伏在巨石縫下邊投彈，傷亡風險大大降低，傷亡僅7人。“牆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形和日軍的狂傲，讓補充團有效實現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根據戰後打掃戰場繳獲槍枝的數量，估算殲滅（含亡和傷）日兵至少3500人。
戰鬥持續到10個小時，天野終於發現救國軍的薄弱環節。他們改向埋伏在西山掩護補充團後翼的“戴營”發動強攻。見“戴營”撤退，為避免被抄後路，李延祿才下令補充團按預定路線及時撤退。
此後，李延祿又在“松蔭（乙）溝”組織火燒伏擊戰，日兵身上和馬匹背上的彈藥遇火爆炸，斃傷日兵數千。據事後調查，逃出火網的日兵大約400人。這400殘兵後來在“關家小鋪”戰鬥中被擊斃100多人、在“高嶺子”戰鬥中又被擊斃200多人。最後，7000人的天野部隊成功西逃的不足百人。
陳文起主動去幫抗日軍隊偵查敵軍動靜，不幸被日軍抓住，不僅沒有泄露抗日軍埋伏的秘密，還不顧個人安危，給日軍當“嚮導”，將7000多日軍引進了埋伏圈。戰鬥打響，陳文起被日軍毆打，堅強不屈，最後被剖開胸膛。陳文起的孫子陳興甫家住吉林省敦化市，他說爺爺犧牲時僅僅29歲，自己沒有見過爺爺，但從懂事起，奶奶就給他講述爺爺的故事，“你爺爺犧牲後，小鬼子把我們家房子也燒了，我就帶著你爸爸他們兄妹3人，逃到敦化藏了起來。你爺爺是英雄，當年那場大仗，小鬼子死傷幾千人。”陳興甫一家每年清明都要到“牆縫”去祭奠爺爺。
戰史湮沒
戰後，王德林領導的“國民救國軍”和當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裝李杜將軍領導的“抗日自衛軍”相互爭功，吵得不可開交。因為，補充團雖然實際上歸共產黨地下黨領導和指揮，但名義上是歸“救國軍”領導，而開始建立補充團的一萬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後李杜和救國軍領導王德林、孔憲榮達成一致：都不公布這一輝煌戰績。而日軍為了維護“皇軍不可戰勝”的謊言，更是秘而不宣。
解放後，李延祿奉中央首長之命回顧抗聯四軍歷史，從1960年開始回憶、口述，歷時19年，由著名作家駱賓基記錄、整理，並於1979年出版了《過去的年代——抗日聯軍第四軍回憶》一書。詳盡敘述了“鏡泊湖連環戰”的戰況：當時王德林領導的“國民救國軍”和當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裝李杜將軍領導的“抗日自衛軍”相互爭功，吵得不可開交。因為，補充團雖然實際上歸共產黨地下黨領導和指揮，但名義上是歸“救國軍”領導，而開始建立補充團的一萬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後李杜和救國軍領導王德林、孔憲榮達成一致：都不公布這一輝煌戰績。
1980年，中央領導要求編寫東北抗聯史。今年78歲的譚譯，退休前曾是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負責編寫東北義勇軍部分。他當時蒐集材料時下的功夫比較大，對“牆縫”戰績曾與當地黨史專家進行探討。譚譯說，當時他們認為不可能消滅日軍幾千，但也絕不是目前軍史記載的100多人。作為“義勇軍”部分的主編，譚譯後來寫的是比較籠統的“數百人或多人”。
按李延祿在回憶錄中描述：日軍打掃戰場時將日軍屍體堆成三大垛焚燒，我們總計得到被燒毀的槍筒殘品1500餘件，給我們在寧安新建的兵工廠修理；搜出完整無缺的三八式步槍2000多支，裝備了補充團的後備軍。我軍史專家稱，按照日軍軍規，三八式步槍是天皇賜予，士兵只能人手一支。據此可見“牆縫”戰鬥日軍傷亡至少3500人。記者在黑龍江省東寧文管所看到了國民救國軍兵工廠在1932年的歷史材料：“兵工廠第一批生產任務是修理寧安‘牆縫’戰鬥所繳獲的三八槍1500支”，正面印證了李延祿的回憶。
此外，抗戰期間先後任抗聯五軍軍長、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中國抗聯教導旅旅長的周保中在1960年所寫的《東北人民抗日戰爭概括》中明確指出：“鏡泊湖殲敵天野部隊（7000人）”，並強調在此役中“救國軍總部直屬補充團起著骨幹作用”。譚譯認為，周保中在該戰役結束不久就轉入救國軍，擔任前方總指揮部參謀長，他廣泛接觸救國軍官兵，尤其接觸了李延祿和孔憲榮，因此該數字具有真實性，不誇張。
開國將軍彭施魯在回憶錄中，也記載了抗聯四軍戰士的軍旅聊天，證實在1935年底，“補充團”未犧牲的老戰士都能為殲滅天野部隊作證。
“鏡泊湖連環戰”特別是“牆縫”大捷，從目前看,不但有修槍物證，有當事人、知情人的人證，還有戰場民眾代代相傳的口述傳承、戰場遺址的地形地貌等各類史料的支持。
《鏡泊湖大捷之謎》作者之一的李剛，長期從事政法工作，非常重視完整、有效的證據考證。在歷時8年的調查中，他聘請了日本人野田先生（化名）在日幫助查找相關資料。根據日軍史料記載，天野旅團在“鏡泊湖連環戰”後的方正戰中只能充當督戰和收容角色；天野旅團在關東軍中地位下降，4月被調到後方維持治安；天野旅團戰力僅相當一個大隊等等，都間接證實了天野旅團經過鏡泊湖連環戰後的一蹶不振；日軍參謀本部於連環戰幾天后的4月5日，先向關東軍增派2個師團、後又增派1個師團，間接證實了關東軍在鏡泊湖連環戰中確實出現兵力大失血；第二師團提前撤回日本仙台市時獨無天野旅團的身影、日關東軍高層銷毀1932年軍事情報和命令文檔，以及其後處置了包括天野在內涉案的1名中將、3名少將，不但撤職，而且勒令退役，凡此種種，進一步坐實了鏡泊湖連環戰確實給予天野部隊傷筋動骨的打擊。
戰役評價
“牆縫戰”是一次自發的統一戰線實踐。鏡泊湖抗戰分兩個戰場：主戰場和輔戰場。主戰場是連環戰，連環戰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和，對抗7000多人的天野部隊，經過慘烈的5戰，天野部隊最後在“高嶺子”戰場的逃生者不足百人。輔戰場是襲擾戰，愛國軍人在南湖頭（小嘉吉河）、東京城、敦化和海林10次襲擾上田支隊，節節阻擊上田支隊的增援速度，以致2天的路程，讓上田支隊爬行了11天。這兩個戰場，都是自發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一次可貴的實踐。參加首戰和二戰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補充團及其後備隊；參加第三戰和第四戰的，是東北軍駐寧安的愛國將士；參加第五戰的，是共產黨第一支抗日游擊隊——1931年12月組建的“亞布洛尼鐵路工人抗日游擊隊”。而且這場連環戰的勝利，為抗聯崛起奠定了堅實的民眾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