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父親的榮與辱》是梁曉聲創作的散文隨筆，原載於《北京文學》2015年第10期。
2016年2月，《父親的榮與辱》入選2015年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
內容原文
我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
我上國小前見到他的時候是不多的——他大部分日子不是家裡的一口人，而是東北三省各建築工地上的一名工人。東三省是新中國之重工業基地，建築工人是“先遣軍”。
那時的我便漸漸習慣了有父親卻不常見到父親的童年。
我上國小二年級那一年，父親所在的建築工程公司支援大三線建設去了，父親報名隨往。去與不去是自願的，父親願去。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他覺得能在國家需要時積極回響號召，是無上之光榮。
父親遠赴外省之前，母親與他幾次發生口角——因為水泥。
當年的哈爾濱，除了道里、道外、南崗三處市中心區，大多數居民社區其實沒有什麼明顯的城市特徵可言，多是一片片的泥草房，即黃泥脫坯所建，稻草為頂的一類房子。長江以北的中國農村，家家戶戶住的基本是那類房屋。而住在哈爾濱市那類房屋內的，大抵是1949年以前“闖關東”的農民——我的父親也是。他們沒錢在市中心買磚房，城市也沒能力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他們只能自己動手解決，並且，也是買不起水泥和磚瓦的。所以，只得在經允許的地段自蓋那類泥草房，形成了一片片當年的城中村。
那類房屋，每年都須用黃泥抹一層外牆。因為經過一年的風吹雨打，起先的一層黃泥處處剝落，土坯牆體暴露出裂縫，如不再補一層泥，冬季必然挨凍。俗話說，“針尖大的縫隙斗大的風”啊。
為使黃泥不易剝落，人們想出了多種多樣的和泥之法。普遍的經驗，是將草繩頭，破袋子、草帘子拆開，剪為等長的乾草截攪人泥里——那個年代，除了市中心，農村進城的馬車幾乎隨時隨地可見，城裡人只要留意，草繩破草袋子草帘子也幾乎處處可以撿到。甚至，這一戶城裡人家可以向那一戶城裡人家借到鍘刀。足見，某些所謂城裡人家“城市化”的歷史有多么短。他們轉變身份之前，即將某些農具帶人城裡了，預見必會有用，也將完整的農村生活習慣帶人了城裡，如養雞鴨，養豬。少數人家，雖已人城市戶籍，卻無工作，靠圍一塊地方養奶牛賣牛奶為生。像在農村時那樣，以土坯蓋房屋，以泥草維修房屋，對於他們是輕車熟路之事。對於我的父親也是。
然而成為城裡人後，畢竟會學到新的經驗以使乾後的牆泥結實——將爐灰拌人泥中，便是很城市化的法子。但一戶人家燒一冬季的煤，其實煤灰多不到哪兒去，即使挺多也沒處堆放，用時還需篩細，挺麻煩。所以，此法往往只在和泥抹內牆、炕面、窗台或鍋台時才用。在當年，篩細的爐灰對於尋常百姓人家便如同水泥了。
記得有一年，一座煉鐵廠搬遷了，引得許多人家的老人女人和孩子紛紛出動，帶著破盆、破筐，推著小車爭先恐後地前往。
去乾什麼呢？
原來鐵廠的某處地方，遺留下了厚厚一層鐵鏽——聰明的人不約而同地想到，將鐵鏽和到泥里，乾後的泥面一定不容易裂，大約也比較能經得住水濕。事實果然如此，並且泥面呈褐色，也算美觀。
我家住的雖然是當年的俄國難民遺留的小房屋，已有三十幾年歷史了，地基下沉，門窗歪斜，早已失去了原貌，比剛住幾年的草坯房差多了。父親早已開始用黃泥維修了。
某年父親和泥抹房子時，母親又一邊幫他一邊嘮叨不休：“說過幾次了，讓你從工地上帶回來點水泥，怎么就那么難？”
父親那時每每板起臉訓母親：“再說多少次也白說！從工地上帶回來點兒？說得好聽，那不等於偷嗎？水泥是建築行業的寶貴物資，而我是誰？……”
母親也每每頂他：“說來聽聽，你是誰？你不就是十七歲闖關東過來的山東農民的兒子梁秉奎嗎？”
父親則又不高興又蠻自豪地說：“不錯，那是從前的我，現在的我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中國領導階級的一員！休想要我往家裡帶公家的東西，你那是慫恿我犯錯誤，有你這么當老婆的嗎？”
“抹抹窗台、鍋台、炕沿，那才能用多少水泥？怎么話一到你嘴裡，聽起來就是歪理了呢？”——母親光火了。
“我把咱家的窗台、鍋台、炕沿用水泥抹得光溜溜的了，別人一眼不就看出來了嗎？你當別人都是傻子？如果誰一封信揭發到我們單位去，班長我還當得成嗎？”——父親也光火了。
“那就不當！不當又怎么了？我問你，那么個小破班長，不當又怎么了？”
母親則將鐵杴往泥堆上一插，賭氣不幫他了。
為了修房屋時能否有點兒水泥，父母之間不止發生過一次口角。
當年我的立場是站在母親一邊的。我討厭窗台、鍋台、炕沿經常掉泥片兒的情形。依我想來，就是一次帶回家一飯盒水泥，幾次帶回家的水泥，也夠將我們的小家很主要的地方抹得美觀一點兒了。當年我也挺輕蔑父親將自己是一名建築工地上的工人班長太當回事兒的心理。在這點上，我的一輩子與父親的一輩子完全不同。父親當他的班長一直當到“文革”開始那一年，以後不再是班長了，似乎是他心口永遠的“痛”。而我這一輩子，從沒在乎過當什麼。不管當過什麼，隨時都可以平靜對被“免去”的結果——只要還允許我寫作。而今，連是否“允許”我繼續寫作都不在乎了。快七十歲的人了，爬格子爬了大半輩子了，一旦不“允許”了，不寫就是了。
父親去往大西南的前一天晚上，母親又與他鬧得很不愉快，還是因為水泥。
母親一邊替他收拾東西一邊嘟噥：“說走就走，一走還去往那么老遠的省份，把這么個破家丟給我和孩子，叫我們往後怎么辦？你看這炕沿、窗台，還有外屋那……”
父親打斷道：“還有外屋那鍋台是不是？你就別叨叨了，饒了我行不行？我還是那句話，占公家便宜的事我肯定不乾，因為我是領導階級一員，領導階級得有領導階級的樣子！”
父母之間的不快，使父親與我們臨別前那一個晚上的家庭氣氛沉悶又彆扭。
我上初一那一年夏季，父親自四川歸來。他這一次探家歷時六日，先要從大山里搭上順路卡車到樂山，再從樂山乘長途公交至成都，而後乘列車至北京，從北京至哈爾濱。當年直達車每日一次，沒趕上的話，只得等到第二天。如果還沒買到票，還得再等一日。直達的票極難買到，父親便索性一段段向北方轉乘。因為根本無法確定到哈時間，父親就沒拍電報要家人去接他。
他是很突然地進人家門的，在晚飯後那會兒。當時家中有位鄰居大嬸與母親嘮嗑，不唯那大嬸，母親和我們幾個兒女也訝然不已。他帶回了太多東西，肩挎一截粗竹筒，一手拎一隻大旅行袋，還背著一隻不小的竹編背簍，很沉。我和哥哥幫他放下背簍，見他的藍工作服背一片白，像是被麵粉搞的。
母親用掃炕笤帚替他掃時，鄰居大嬸驚詫地說：“唉呀媽呀，你家梁大哥太顧家了，還從四川那么遠的地方往家裡帶東西啊！四川不是出水稻不出麥子的省份嗎？”
父親無言地笑笑，沒解釋什麼。
等鄰居大嬸走了，父親才說，背簍里那兩個布袋子裝的不是面，而是白灰和水泥。
母親心疼地說：“你中魔了？那是非往家帶不可的東西嗎？”
父親說：“是啊，我要了你的心愿，用水泥把咱家窗台、鍋台、炕沿抹得光光溜溜的，再把咱家屋刷得白白的，也讓你見識見識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幹活的質量標準！”
母親愣愣地看了父親片刻，一轉身，雙手捂面無聲而泣。
我們的家在父親連續幾天的勞累之下舊貌換新顏了。粗竹筒里裝的是十來份獎狀，都是晚報展開那么大幅的。花錢仔細得要命的父親，居然捨得花錢買了十來個相框。當十來份獎狀鑲人框中，分兩排掛在迎門牆上後，簡直可以說很壯觀，使我們的家蓬蓽生輝了。
片警小龔叔叔來家裡看父親，而父親去工友家儘自己的探家義務去了。小龔叔叔掃視兩排獎狀，正了正警帽，莊重地敬了個禮說：“向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致敬！”
母親將小龔叔叔的敬意告訴了父親後，父親紅著臉笑了，笑得滿臉燦爛輝煌……
二
1978年，我回哈爾濱探家時，父親已六十二歲了，退休不久。因為家中生活困難，單位照顧他，特批他晚退休兩年。退休與沒退休，每月差二十元左右呢。在1978年，二十元對任何一戶普通城市人家都是一筆關乎生活水平的錢數。
自1966年“文革”發生後，父親兩年沒再探過家。 1968年我下鄉了，從此與父親南北分離，天各一方。算來，十餘年沒見過父親了。
我又見到了父親，他已是完全禿頂，蓄著半尺長白須的老頭了。
那年我二十九歲，不太覺得自己與十年前有什麼區別，但父親的變化著實令我暗自神傷，感慨多多。父親不僅是一個老頭了，而且，分明還是一個自卑的老頭了。似乎，不知從何時起，他那種“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領導階級”之一員的光榮感、自豪感，被某種外力摧毀了，徹底瓦解了。為了使他開朗一點，起碼不那么像個啞巴似的，我經常主動找些話題與他聊，然而他總是三言兩語地應付我，一次也沒聊成。
一日，家裡收到一封掛號信，是父親單位從四川寄來的——一份“政治問題”審查結論書，寫的是關於父親系“日本特務”之嫌疑罪名，實屬誣陷，徹底平反。而關於父親在“文革”中的錯誤言行，經複查一一屬實，維持原處分。
我大愕。
問父親：“日本特務”之嫌是怎么回事？
父親說，那是因為自己當時說幾句日本話跟工友開玩笑惹出的禍。自己是從“偽滿時期”過來的人，會說幾句日語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啊。
又問：“文革”中的錯誤言行是怎么回事？
父親說，“停產鬧革命”時，他想不通，確實說過一些話，如——“普通的工人階級文化程度都很低，文化大革命跟咱們沒多大關係。”“工人都不做工了，農民都不種地了，這么鬧下去，天下大亂還只是亂了敵人嗎？”
再問：“後來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了，那時怎么沒為你平反呢？”
父親吞吞吐吐地承認，自己當年還先動手打了批鬥他的人，一拳將對方打得口鼻出血，這當然激怒了對方，圍毆他。他也被激怒了，掄起了鐵杴，差點兒劈死了一個人……
這太符合父親的性格了。不問我也想像得到，父親肯定因而大吃苦頭。
我說：“爸，你別管了。你的事，我管定了。”
我當即覆信，在信中寫了幾多“你們他媽的”“混蛋王八蛋”之類，總之是罵了個淋漓痛快。信末，限對方在我要求的時間內給我以答覆，否則我將親往四川，找他們當面算賬。
如今想來，我還是認為，那是我生平寫過的最好的信之一。
當年，那也太符合我的性格了！
為了等到回信，我推遲了回北京的日子。在我要求的時間內，家裡收到了回信。是一封措辭極為客氣、懇切、委婉，承認他們思想認識有局限性的信——結論嘛，自然是按我要求的那樣，一概平反，賠禮道歉。
我將那封信讀給父親聽時，他一動不動地仰躺床上，眼角不停地流下老淚來。
自那以後，父親“幽閉”般的沉默寡言終於不再，頗願與我這唯一上過大學的兒子交談了。有時，甚而是主動的。
於是，我也就了解了他的某些屈辱經歷——不是解放以前的，而是解放以後的；並且，如果我不講，弟弟妹妹們是不知道的，連母親也知之不詳。
畢竟他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一名獲得過許多獎狀的優秀建築工人，故有人暗中保護過他。他被派遣到一座山上獨自看倉庫，以示懲罰。一年見不到幾次人，連貓狗也不許養。倘允許，父親當年是寧願與一隻小貓或小狗分吃自己那一份口糧的，但絕不允許。父親也從沒有過“半導體”。即或有，在大山里也收聽不到什麼廣播，而且那是更不允許的。也沒有任何讀物。非說有，便是家信了。家信輾轉到他手中，比以往晚一兩個月的時間——得由上山拉建材的人帶給他，還得那人願意。
那些年裡，父親自製織針，偷偷下過幾次山，向村裡的婦女們請教，以極大的耐心學會了織衣物。他寄給我們的線背心、手套、襪子、圍巾，便是那幾年裡的成果。他收集建築工人們丟棄的破勞保手套，洗淨，拆開，於是便有了線。父親的織技發揮到最高水平，也只不過能織成一件背心。
“文革”結束後，他仍留在山上，反而不願下山了。到了退休年齡，他還獨自留在山上。那時他已有伴了——一隻被他發現，由小養到大的狍子。
六十二歲他不得不離開那座山之前，將狍子帶往深山放跑了。他說，如果自己不那么做，狍子肯定會被上山的工人們弄死吃掉的。
他還說，即使在看倉庫的那些年，他也完全對得起國家發給自己的六十二元工資。因為他不只看倉庫來著，還在山坡開出了幾大片地，用自己的錢到村里去買菜籽種菜。每隔幾個月，山下的工地食堂便會派人派車上山拉走，多時一次能拉走兩卡車。
“我好後悔。起初我是瓦工，瓦工最高是七級。我到四川之前就是四級瓦工了，可是偏讓我當水泥工班長。水泥工最高才六級。退休前終於給我漲了一次工資，也不過是五級水泥工。同級的水泥工與瓦工相比，每級少幾元錢呢。熬到五級，少十幾元錢呢！……”
這是我從父親口中聽到的唯一的抱怨話。
他一向說：“他們對不起我。”
從不說：“國家對不起我。”
他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工齡三十餘年，退休後的工資是四十六元，我記不太清了，總之是四十幾元而已。
父親的身體一向很好，偶生病也就是吃幾片藥“扛過去”罷了。即使患了癌症，也沒住過一天院。何況一檢查出來便是晚期，住院也是白住。
我服從他的意願，使他得以“走”在家中。在一個中午，我與他並躺床上，握他一隻手，他就那么靜靜地走了。
三十餘年間，他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的錢，加起來不超過三百元。
我曾問他：“爸，你是工人的年代，工人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你覺得你真的領導過什麼人嗎？”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緩的語氣回答：“我明白你的話是什麼意思。但凡是一個國家，哪一個國家沒有幾種說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較真的，太較真沒意思。”
片刻，又說：“我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對得起發給我的每一份獎狀，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說什麼好了。
我覺得父親也算是幸運的，退休早，避過了後來千千萬萬工人的“下崗”。
而如今退休工人們普遍一千七八百、兩千多元退休金的待遇，父親卻沒趕上。這對於他，又不能不說是終生憾事。
如今的退休工人們，比如我的弟弟妹妹們，時常抱怨“那點兒”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夠較寬鬆地來花，但比起父親當年的四十幾元退休金，委實是他做夢都不敢想的啊！
聯想到新中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們，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