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現全館有職工59名,其中文博副研究館員3人,館員(中級)12人,管理員24人,其它技師、高、中級工20人。館內設有考古部、陳列部、保管部、保衛部、辦公室、信息部。館藏各類文物1500餘件(套)。出版有《契丹女屍》專著和內部刊物《烏蘭察布文物》1—3期,製作了五集電視專題片《古老神奇的土地——烏蘭察布歷史文物巡禮》。館內舉辦的“遼代契丹女屍展覽”,從1982年起,歷時十年在全國巡迴展出。此外,還陸續舉辦了《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革命文物展覽》、《烏盟文物普查成果及出土文物展覽》、《烏盟地區歷代錢幣展覽》、《烏蘭察布盟革命文物展覽》(基本陳列)等一大批優秀的陳列、展覽。引進了《紅岩魂——白公館、渣滓洞革命烈士鬥爭史實展》、《光輝的歷程——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中華傳統美德》、《中國共產黨人》等精品展覽舉辦流動展出。
烏蘭察布博物館館址所在地為集寧戰役遺址,1968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將其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還是自治區、烏蘭察布市人民政府首批命名的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察哈爾土語為蒙古族標準音,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斯欽朝克圖認為,“正因為察哈爾從明朝以來成為蒙古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在語言上察哈爾土語也成為中心。該部較晚形成,並有各方面的人員組成,在地理位置上屬於比較中心地區,所以操察哈爾土語很容易被蒙古族操東南西北各方言土語的人所理解。於是中國蒙古語定為以中部方言的正藍旗為代表的察哈爾土語為標準音。
烏蘭察布地區現存西方元國書印
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照那斯圖認為,烏蘭察布博物館所藏西方元國書官印的學術價值,經查,這兩顆印沒有見於重要歷史文獻《元史》,如果其它漢籍文獻也未記載,這當屬補充漢籍文獻的遺漏,尤為珍貴。它們的文字內容,對元史研究,對漢語音韻史研究,對元國書——八思巴字本身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意義。據介紹,在烏蘭察布地區發現並存的這兩方元國書印:一為“管女直侍衛親軍萬戶府印”,一為“淮海等處義兵千戶所之印。”
發掘研究察哈爾史詩
北京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陳崗龍認為,自從20世紀初著名蒙古學家札姆察拉諾蒐集察哈爾史詩以來,涅克留多夫、海西希和仁欽道爾吉等國內外蒙古史詩專家都認可了察哈爾有英雄史詩流傳,並在各自的著作中使用“察哈爾英雄歌”“察哈爾史詩”等概念來指示流傳於察哈爾的部落史詩。在蒙古史詩研究進一步深入的今天,陳崗龍認為,應該使用“察哈爾史詩”這個概念,它同“鄂爾多斯史詩”“阿巴嘎史詩”“烏拉特史詩”等概念是同等的。
中南部地區發掘面積最大遺址——廟子溝
位於察右前旗烏拉哈烏拉鄉廟子溝村南的山坡上的廟子溝遺址,是目前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發掘面積最大,出土遺物最為豐富,考古學研究亦較深入的遺址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魏堅認為,廟子溝原始聚落遺址所反映的情況表明,地處黃河流域以北的黃旗海地區,在仰韶晚期階段進入了文化發展的繁榮時期。
陰山腳下的黃旗海地區,早在距今約五千年之際,就同中原文化一道,開始跨入了中華文明門檻。滿都麥與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
2002年,滿都麥以其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滿都麥小說選》榮獲了由中國作協和國家民委共同舉辦的全國第七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這是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最高獎,充分證明了滿都麥近三十年文學創作所取得的成就。
血脈相承的民俗之根
從哲學意義講,察哈爾文化是烏蘭察布的民俗之根,也是烏蘭察布與生俱來不可抹去的生命記憶。
烏蘭察布市委黨校副教授郝永潔認為,察哈爾地域文化,一方面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華民族大文化體系中,更多體現出的地方性,這既是烏蘭察布文化發展重大策略,也是珍惜我們的家底,保護我們的民俗財富和我們血脈相承的“根”,只有民族的,也才是世界的;另一方面也是在新的歷史機遇下,構建新的文化現象和社會組成,展開我們的想像力,讓察哈爾文化發揚光大,與世界文明匯合,與中華民族的整體文明對接。
察哈爾的英雄主義精神
察哈爾的歷史文化中,滲透著英雄主義的精神。內蒙古社科院研究員潘照東認為,察哈爾在蒙古各部落中,應該說是一個十分特殊的部分,她始於成吉思汗創立怯薛,建立常備的護衛軍,它興於北元達延汗中興,建立大汗護衛軍,衰於林丹汗抗清失敗,部眾離散……成吉思汗的怯薛,是蒙古民族的精華所聚,這是按照成吉思汗的旨意,從萬戶長、千戶長、百戶長和百身人(自由人)的兒子中挑選的品行端正、武藝高強、相貌端莊的人組成的大汗護衛親軍,在戰爭中,怯薛軍具有超強的戰鬥力,在戰場上,怯薛軍是成吉思汗大軍的中流砥柱,披堅執銳,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為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西征花剌子模,南征西夏、金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怯薛軍的英雄主義精神,成為蒙古文化核心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怯薛軍的英雄主義精神,在達延汗建立的大汗護衛軍身上得到繼承和弘揚。
察哈爾是蒙古宮廷音樂的創造者
內師大集寧學院馬列部教授歐軍認為,公元1675年,察哈爾部林丹汗之孫布爾尼因反叛清廷而被革去王爵,察哈爾至此失去王爵王統,但其自北元時期形成的宮廷文化與其宮廷樂手散落民間,匯入蒙古族民間音樂,被人們繼承了下來。
現已確證保留較為完整的察哈爾《阿斯爾》和情歌《冀州城》等音樂審美形式,不僅從其共性特徵可以確證其時代的一般審美風格特徵,而且使人們了解北元時期宮廷音樂的審美本質內涵及其外延。
草原岩畫
在風光秀麗的烏蘭察布草原深處,至今保留著草原先民們以其古樸的藝術風格,獨特的藝術形式創作的藝術珍品——烏蘭察布草原岩畫。據史學家考證,烏蘭察布市境內的草原岩畫,最早創作於一萬年以前,最近的也有數百年的歷史。
烏蘭察布市博物館張濤認為,察哈爾地區從元代開始藏傳佛教傳入,到明代中晚期蒙古俺答汗和徹辰洪台吉汗大力扶持藏傳佛教,在草原發展喇嘛,藏傳佛教在草原興起後,岩畫、岩文就主要是藏傳佛教方面的內容了,這也充分表明察哈爾草原山岩、洞窟的岩文正是這一歷史過程的見證。
罕烏拉敖包祭祀聖典
1997年11月,內蒙古文化廳、博物館扶貧工作隊在四子王旗紅格爾蘇木忽拉嘎查以南10公里的罕烏拉山頂,發現一處高6米、底徑25米,分為底座、甬道、包頂三層,全部用黑色石片、石塊壘成的規模巨大的元代敖包。敖包上部飾有許多宗教飾物和彩帶,周圍還分布有大小不等的敖包100多個。
內蒙古社科院研究員潘照東、劉俊寶認為,如此形制巨大的敖包組合眾多的敖包群,堪稱世界之最,其蘊含的歷史文化內涵是十分深厚豐富的,首先應申報“金氏世界紀錄”,提高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