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災難經濟學自然災害經濟學至少包括災害不可完全避免、災害反饋決策、害利互變和治標措施和治本措施互促合益等原理，但是，禍福轉換離不開人的因素。對投資者而言，不期而遇的大災難，常令金融市場大起大落，其中波動的規律並不像災害本身那樣難以預測和掌控。
初步發展
災難經濟學源於“破窗理論”。“破窗理論”是指法國19世紀著名經濟學家巴斯夏所提出的損害有益社會理論。巴斯夏舉的例子稱，假設一個人砸碎了理髮店玻璃窗，這一行為雖然對社會造成了破壞，但是理髮師的不幸卻是社會的福音，它將為玻璃生產商製造商機，生產商拿到錢後又去購買其他生產商的產品。在乘數效應的作用下，他給社會造成的損害只是一次性的，可是給社會帶來的機會卻是連鎖性的。結論是：打碎一塊玻璃，提供了無數金錢和就業機會，得大於失。自然災害經濟學產生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個別學者開始關注自然災害經濟的影響以及其防範措施。在《信息與協調經濟學的一個案例研究：天氣預測系統》一文中,Nelson和Winter（1964）確定了天氣預報對卡車是否採取防水油布來遮蓋貨物以避免雨水侵蝕的作用。雖然其研究重心放在這種日常決定上，但他們的模型也適用於自然災害的其他形式。一個綜合的災害保險體系比政府直接補償對經濟發展更加有利，如Kunreuther(1968)以及Dacy和Kunreuther(1969)。雖然這些研究僅僅停留在淺層次的預防措施，運用的模型也較簡單，但是這些學者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的作用。
研究作用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自然災害經濟學得到了初步發展。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體的直接經濟損失，或者商業中斷產生的損失度量上；對於減災防災措施也主要指對自然災害的預測和修正；以及災害保險的運用。
1、直接災害損失和商業中斷引致損失。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就是建立一個損失估算的堅實的實證基礎。Kates(1971)運用調整跨學科綜合研究的分析框架，人類生態學觀點強調不同風險類別的判別、理解決策過程和社會脆弱性，以風險視角看其對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並需要對其作出區分。ArthurAtkisson,WilliamPetak和DanAlesch（1984）提出一個基於計算機處理的風險可能性分析模型，得出1970年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害超過了其他類別如交通事故、犯罪與污染等所帶來的損害的結論。Delaware大學災害研究中心的Tierney(2001)和她的同事們所進行的產出調查，試圖確定商業中斷損失的主要來源與主要處理機制，並指出商業中斷損失在量上足以相當於直接財產損害。關於自然災害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但是Cochrane(1984)用一般均衡模型對預想的災害進行模擬後發現，災害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與收入的邊際效用、消費和生產函式中的替代彈性、區域間的價格差異、最大勞動力人口以及資本的流動性有關，其研究對後來的災害經濟學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啟示。
2、自然災害預測和修正的經濟效應。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關於災害的預測和修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氣預測和對暴風雨等的即時修正在減少災害損失的作用。Howe和Cochrane（1976）通過檢驗市政管理者對於暴雪災害預報所採取的相對應的決策，指出在處理未來可能的暴風雪時，天氣預測能有效的減少這種長期投資的成本。在闡述存在一個決策區間使得預期的處理暴風雪的總成本只有細微的差別的同時，他們還說明了提高預測精確性所能帶來的巨大潛在收益。RAHoward,JEMatheson和Merkhofer（1972）介紹了決策分析怎樣運用於決定是否在某一海岸地區播種一個颶風來減少原來颶風的風速。儘管科學證據表明播種颶風能減弱原颶風的風速比增加其風速的可能性要大的多，但是政府卻因為需要對這場災難所可能造成的任何損害負責而有所顧慮。Changnon,Farhar,和Swanson（1978）呼籲對這項超過20年的研究工作的更大的金融支持，進而發展一項更有效的冰雹控制技術來減少農作物損失和財產損害。
3、災害保險與其他個人保護措施的投資。早期的研究較少涉及自然災害保險和個人保護措施，運用的模型也較簡單，但是理論研究實際上就是不斷完善模型，使其更接近於現實的過程。Jaffee,和Russell（1997）指出保險人不願意對災難風險提供保險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被要求持有大量的流動資產。Ehrlich和Becker（1972）提出：如果保費是基於風險而定，那么市場保險鼓勵個人投資在具有成本效益、能減少損失可能性的保護措施上，但減少未來損失規模的自我保護措施，可能會導致道德風險問題。Lewis和DNickerson（1989）考察了災害救助項目會在什麼程度會阻止個人購買保護措施。
研究進展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自然災害經濟學研究內容逐漸深入，關於災害對經濟的影響，不再僅僅停留在直接的經濟損失，而是涉及到災害風險損失通過互動式傳遞而產生的區域影響；關於防範風險的策略也逐步多樣化，除了傳統的購買災害保險的個人保護措施外，金融工具的創新發展為災害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方法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創新，許多學者開始將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運用到自然災害經濟學中來。CarolTaylorWest和DavidLenze(1994)證明了標準的經濟模型在處理災害問題時必須加以修正，因此他們對災害損失估算提供了一種計量經濟學方法。
（一）災害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災害具有區域組合規律，它不僅影響著區域經濟的發展，而且區域組合規律屬於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區域影響分析的文獻當中，大多是以投入產出模型為主。如：Rose,Benavides,Chang,Szczesniak和Lim（1997）說明了投入產出模型在綜合工程模擬與調查數據方面可以更好地反映災害條件方面的有效性，合理的考慮個體行為與區域的彈性恢復能力能夠避免對經濟損失的過分估計，他們通過構建這個包含了空間特徵的線性規劃模型，解釋了如果稀缺效用資源在地震過後能通過市場或者行政手段來進行理性分配以達到效用最大化的話，區域損失就能夠極大的減少。SungbinCho,PeterGordon,JamesMoore,HarryRichardson,MasanobuShinozuka和SthphanieChang（2001）闡述了基礎設施狀況、交通網路與雙區域投入-產出（I-O）模型相結合能夠更精確的測度災害影響，發現高速公路系統的大量冗餘可能是加利福尼亞南部的地震過後彌補其經濟影響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Cole(1994)運用社會核算矩陣模型估計出災害對區域經濟的生產、家庭、政府、企業等方面的綜合影響，實際上，社會核算矩陣模型是投入產出模型的發展。
（二）個人保護措施
災害保險與金融工具的選擇Shogren和Crocker（1991）對自我保護下了一個定義，它是一種既能減少潛在損失可能性，又能影響損失嚴重性的投資行為。各然保護措施包括進行必要的保護手段，如在地震多發區，人們對房屋建築材料會有特別的要求。典型的個人保護措施的經濟手段有災害保險和不同種類的金融工具，如災害債券。關於災害保險的研究都集中在為什麼保險人和再保險人不對巨災提供保險，以及用以補充傳統保險手段的金融工具如何賠付災害損失等。Cummins,Doherty和ALo（2002）指出儘管看起來保險業有足夠的能力為大型災害提供賠付，但以保險行業目前的格局來看，這會引起大量的破產。對保險人而言，獲得更大償付能力的一個辦法就是購買再保險。KennethFroot（2001）提出再保險人面臨融資的不完美性，擁有強大的市場能力，這能使他們向災難保險索取超過精算基礎價值的高額保險費。鑒於此，在貧窮落後的經濟中，個人的災害保險更加難以形成，政府必須發揮重要的作用，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社會保險體系。這一保險體系不僅包括了災害來臨時的饑荒救濟，還應包括應急的公共就業以及失業保險、收入補貼等社會福利計畫。資本市場通過災難債券、遠期和期權，對災害風險提供保護的作用。JerrySkees（2000）認為：開發中國家在遭遇旱災是面臨食物不足的挑戰時，應設計一種降水契約，契約規定如果缺乏降水，就對當地的農民給予償付，償付的數額應該是缺少的降水量的函式，而這可以由可靠的降水指數測定。然而國內關於自然災害金融工具的研究和實踐尚處於萌芽階段，學術界的探討也主要集中於保險和國家財政補貼上，關於金融工具的引入問題較少有人提及。PaulFreeman(2001)把金融工具套用於開發中國家國有資產、政府在轉移風險中期重要作用以及政府作為窮人的保護人這些情況下，並檢驗其套用效果。Freeman總結出風險套期保值工具在前兩種情況下很有效，而對於第三種情況則不容樂觀，這主要是由於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
（三）建立對糧食的交換權利體系
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的權利的研究成果為災害經濟學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他提出交換權利一說。饑荒的發生與受災某些行業群體的交換權利喪失密切相關，饑荒的發生可以用人們的“權利失敗”來解釋。薩赫勒地區減災的關鍵問題是通過公共機構解決食物問題的脆弱性，確保每一個人的食物權利。這一權利不僅包括災難期間的食物分配，而且還包括通過社會保險和就業保障來實現的較長遠的權利安排。森特彆強調了通過國家扶持來創造就業機會不僅可以增加人們的收入，使就業者獲得了取得食品和勞動的機會，還可以鼓勵一國的貿易和商業過程。森進一步提出，一國合適的社會福利制度安排和社會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發展程度，對減小自然災害的負面影響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制度變革，如稅收和補貼等激勵機制使易災區人們建立合作；如在防止牧民過度放牧而造成植被減少的問題上，政府適當的制度變革可以建立起每個人都會對自己牲畜所有權做出積極反應，而對他人的牲畜所有權做出消極反應的私人權利，以使每個牧民能夠直接控制自己的牲畜數量，降低災害發生的可能性。與森持有同樣觀點的BarciayJones和WilliamKandel(1992)回顧了大規模城鎮化發展的歷程，以及相應的人口和資產的集中，進而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脆弱性。他們指出具有吸引力的經濟分布區的一些特徵就是自然災害相關聯的，在這些地區由於發展的壓力所導致的為了利益而犧牲抗災安全性的擔心，這將增加在開發中國家遭受自然災害的可能性。
從災難經濟學看日本震災
震災出現之前，日本經濟已強勁復甦。數據顯示，日德美三國在2010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3.9%、3.6%和2.8%，而在2009年分別下降6.3%、4.7%和2.6%。由於基數抬高和經濟刺激計畫減弱等因素，今年1月份，IMF預測今年和明年日本經濟成長率分別為1.6%和1.8%，仍為溫和復甦。
日本經濟復甦進程會否因地震而中斷，無疑是金融市場關注話題。當下，日本央行的基準利率為0-0.1%。由於銀行業仍未擺脫流動性陷阱，日本難以出現多數地區災後重建引發的通脹壓力，未來一兩年內低通脹的機率更大。同時，日本國債規模接近GDP的兩倍，這意味著政府大舉借債的難度大於1995年，但是，由於日本國債多數是內債，再加上日企有龐大的海外資本積累，日元回流為日本救災的成功提供了可能。
在經濟學中，有一種“破壞創造需求”的理論叫“破窗理論”，其認為窗戶破了可帶動就業。這常遭遇經濟學界的非議，卻可解釋緣何災害降臨，GDP增速卻不減少。從自然災害經濟學角度來看，災難經濟損益的規模，相當於災區國民財富存量(即過去GDP增長的總和)的損失，加上因存量損失引起的流量減少(相當於GDP下降)，再減去救災引起的流量增加(相當GDP增加)。由於震災引發的財富損失並未計入GDP統計，救災和災後重建帶來的GDP增量，是否高於因為災害引起的GDP下降，比如日本汽車業和晶片業公司的暫時減產等，這才是金融市場關注的焦點。
因地震和海嘯引發的嚴重災害，屬於需求刺激型災害，在破壞國民財富的同時，卻能擴大總需求，拉動當期GDP的增長。典型例證是，在1995、1996和1997年，日本實際GDP同比增長分別為2.0%、2.7%和1.6%，遠高於1994年的1%。同時，從1994至1997年，日本CPI同比增幅分別為0.4%、-0.1%、0.4%和2.0%，顯示物價上漲可能要在災後重建的第三個年頭才加速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