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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鴻強生前的工資存摺，只剩下0.46元在寫給兒子的遺書上，他羅列了自己欠別人的900元債務，“誰看見誰幫我解決”。自稱“孤獨者”的潘鴻強，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齡的國有企業工人。
是什麼“殺”死了潘鴻強？他的死是性格悲劇？還是在這個激流勇進、適者生存的社會中，中國傳統產業工人彷徨轉型的一個失敗案例？
49歲的潘鴻強一直有個心愿，好好買塊墓地，把父親的骨灰安葬了。
這個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終也沒有實現。2010年6月10日清晨，潘鴻強死了。他用一把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寫給兒子的遺書上，他放下父親的骨灰暫存證，並在遺書中羅列了自己欠別人的900元債務，“誰看見誰幫我解決”。
自稱“孤獨者”的潘鴻強，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齡的國有企業工人。他的遺物之一是一張工資存摺。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摺里只剩下0.46元。
清晨的死亡
6月9日晚6時左右，潘鴻強像往日一樣去上班。
走出西安東郊韓北村那間巷子最深處的民房，穿過約50米的巷子，拐兩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鐘，就到了位於幸福路的華山廠大門口。
正值下班，工人們湧出廠門，三三兩兩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鴻強低著頭，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門口時，“老夥計”耿田剛的女兒喊了他一聲“伯伯”，他好像沒聽見，就過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剛在路上最後一次見到潘鴻強，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個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剛感覺潘鴻強這半年來變化很大，比以前沉悶，不太愛和人接觸。
夏天的傍晚很熱，潘鴻強穿過工廠的辦公區，到了後面的廠區。這裡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這裡出生、長大，頂父親班成為一名工人，已經31年。大約3年前開始，他的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間看守廠房。
這是一座大約三四個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廠房，有兩層樓高，裡邊堆滿笨重的機器。他的任務是定時拿手電筒巡視車間。
廠里本來是安排兩個人值班，但為了多一天時間休息，兩人約定，隔一天上一次班，這也得到了車間的默許。所以，夜間值班其實只有一個人。
大部分時間，走在空蕩蕩的廠房，潘鴻強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機器，就是自己的影子。累了，他也會偶爾和衣在長凳上打個盹兒。
大約晚上10點，車間一位負責人還見到他。“放心，這裡有我沒問題！”他說。
凌晨1點多，他接到一個朋友打來的電話。這個朋友有點口吃，他倆通話有十多分鐘，閒聊中，他沒有表現出異常。
公安機關調取的車間攝像頭顯示，出事前，他曾在車間裡繞行好幾圈，行為反常。
慘烈的死亡隨即發生。幾分鐘後，他用一把工具機刀揮向自己的脖子。
上午7時許，最早來上班的工人發現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鴻強。死亡的時間被公安機關認定為清晨6時。
耿田剛是第一個接到電話趕往現場的人。“路上我還想，那么硬氣的一個人，不可能是自殺，說不定是和小偷搏鬥受傷的吧。”
前妻馮萍聞訊趕到潘鴻強租的房子，開門迎面看見床上放的報紙，上面放著兩張紙，那是他寫在工廠記錄上的“留言”。第一頁寫著他欠兩個工友的賬，一個300元，一個600元，共900元，還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誰看見誰幫我解決一下”。
有一頁專門寫給兒子：“從今往後你要全力地工作，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別人，生活一定要有記（計）化（劃），別不多說，再見了，永別了。”落款“孤獨者潘鴻強”，時間是2010年6月3日，距離他死前一星期。
遺書上壓著一個黑色的小證件，那是潘鴻強父親的骨灰暫存證。
“看到這個骨灰證，我就啥都明白了！”馮萍說，潘鴻強的父親1996年車禍去世，因為當時手頭緊，沒有安葬，骨灰就一直暫存在殯儀館。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給父親買個墓地。
“這現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買兩個墓地，把他們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紅腫的馮萍說。
四角六分錢
馮萍本已忍住眼淚，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時，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兒子考上了大學時，“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兩個男人中間，兒子高大帥氣，潘鴻強也很精神。他從年輕時就那樣，兩道很濃的劍眉。40多歲了，拾掇拾掇，“還蠻帥”。
“瞧這張照片，兒子太像他爸了。”她說，那是另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鴻強，留著80年代的大背頭，尖領白襯衫，濃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經的青春。
潘鴻強(右一)他們在1985年相識，結婚。她家境優裕，而他是窮小子，從小沒有娘，也沒有兄弟姐妹，就和當工人的老父親相依為命。或許是同情，或許是緣分，她不顧家裡反對，和他好了。結婚兩年，他們有了兒子，從小平房搬到了簡易樓房，但日子一直過得緊巴。作為工廠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資一直很低。這么多年過來，到2010年，他每個月拿到手的工資扣掉“三金”之後是850元。
日子緊，錢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籮筐。兩個人也常常說不到一塊兒去。“他是老工廠工人的樣子，你能感覺到他老是縮著，縮著。”
2004年，他倆協定離了婚。離了，可她也沒有離開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終下決心離開了那個家。”“離婚最主要是為了兒子！他工資太低了。離了我可以辦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順地讓姥爺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學咋辦？”女人說到這裡，哭得更傷心。
兒子是軍校委培生，一年學費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爺姥姥出。離了婚的馮萍辦了低保，在外邊打零工，有時兼兩份工，推銷東西，在網咖幫忙，一個月收入有兩三千元，比他強。有時，他手頭實在沒錢，她就給他一兩百元。
最後一次見面，他在電話里說：“萍，我沒錢了，借你200元。等發工資還。”她說：“你用唄！還借啥呀。”他們在附近一個酒店門口碰面。拿了錢，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馮萍生日，他們在電話里說好要和兒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鴻強死了。
死去的潘鴻強身無分文。留下的遺物除了鑰匙、手電筒，就是一部欠費47元的三星手機。馮萍充上電，交了話費，“作為永久的紀念。”
能作為紀念的，還有一張工資存摺，裡邊只剩下0.46元。
工齡31年的潘鴻強，每月發到手的工資是600元，由廠里發現金，然後，車間再給這個存摺上補發250元。
這張2009年12月9日新換的存摺顯示，從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資，潘鴻強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發放之前，存摺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發了250元，當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鴻強死後半個月，車間往存摺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資。只是這次，他沒有再等到發工資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撐不住了。”耿田剛說。
在耿田剛的記憶里，十幾年前的潘鴻強也有快樂的日子。那時，他沒離婚，周圍的人，又和他一樣——差不多地窮。除了自己的工資，還有父親的退休金，日子還過得去。
2000年，華山廠開始有數百工人下崗，到2005年，前後有幾千人下崗。潘鴻強所在的車間因工種特殊，下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來。可在耿田剛看來，沒有下崗的潘鴻強算不上幸運。
他們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2004年，同是車間工人的耿田剛和妻子相繼下崗。為了生活，耿田剛和妻子一起做生意，折騰了幾年，漸漸有了起色。如今，他們雖然不是很富裕，但“和工廠相比，已經強多了”。大約一個月前，耿田剛裝修好了新房。雖然還背著一點債，但生活不會受影響。
而潘鴻強依舊圍著機器轉著。
大約三四年前，車間開始實行計件工資，潘鴻強腰有傷，加上患糖尿病，乾不動活。別人能出100多個活，他最多出60個。有幾個月才拿二三百元工資。最後，還是朋友托人說話，車間照顧他，才有了這個輕鬆點的“值班”崗位。所有工資加起來，每月能拿850元。
可他依舊為錢發愁。在耿田剛的印象里，這幾年，潘鴻強的日子越來越拮据。“我常接到他的電話，說沒飯吃了。有時叫他到家裡來吃，有時給他點錢，有時一二百，有時二三百元。作為朋友，哪個月我不給他買兩條煙！”
潘鴻強平時抽4元錢一包的“延安”。每個月發了工資，先買米麵油，再買兩條煙。可到月底，往往就“彈盡糧絕”了。
耿田剛認為這個老朋友並不是大手大腳的人。“實在是工資低，用錢的窟窿也太多了。別人有家，兩個人撐著。他一個人，也沒有兄弟姐妹。連個‘混飯’的地方也沒有。加上看病、租房、交房貸，確實困難！”他說。
潘鴻強所在的車間有互助工會。近一年多來，幾乎每個月，他都要向工會借款一二百元。
潘鴻強也想過改變，謀劃著名“乾點啥”。可幹啥呢？他沒本錢，也沒有親戚朋友可借。何況，圍著機器轉了30多年的他，又會幹啥呢？
“現在這時代啊，有智吃智，無智吃力。他啥都沒有。再說，在工廠呆那么長時間，人的腦子都木了。他也想去應聘，但以他的年齡、身體，出去也就是給人看個門。”耿田剛說。
這個失意的中年男人，最終日子越過越拮据。“據我所知，他常常是飢一頓，飽一頓。去他那裡，常常是空空蕩蕩地，啥都沒有。”耿田剛說。
而他又好面子。紅白喜事，別人要掏二百，他咬咬牙，也要掏。“他愛充大頭”，工友的妻子這樣說。
而在朋友眼中，潘鴻強是個重感情、講義氣的人。“他心性強，在人跟前從不示弱。誰想在他跟前說風涼話，沒門！”耿田剛說，雖然潘鴻強對人都很和氣，脾氣也好，但並不是嘻嘻哈哈的人。這個在朋友眼中“很硬氣”的男人，平時的愛好是喝點酒。
今年春節，他們兩家人聚了一次，吃烤鴨。那次他看起來還算高興。“多年沒見他開心了！其實有啥開心的事呢，又不像人家有房有車。去年，要分房了，本來是高興的事，對他，倒成了災難。買了一屁股債。”耿田剛嘆息著。 沉重的房子
在親人和朋友的眼中，壓垮潘鴻強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房子。
結婚後，潘鴻強一直住在一個叫新立村的廠區宿舍。那是個大雜院，住了大約100多戶人家，幾乎都是車間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親切的。他在那裡出生長大，周圍都是老鄰居、窮朋友，常常，人們下班回來，在門口一站，就能聊半個小時。在大院裡，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鴻強最願意去的地方。雖然近兩年廠里要拆遷，老鄰居們都搬走了。可他還是不習慣，常常拐彎到院子裡去看看。
2004年左右，工廠住房改革。廠里在旁邊的車間騰出一塊地方蓋福利房。這些一輩子住平房、簡易樓房的工人們，也可以住商品房了。“雖然是好事，可沒有幾家不愁的。家裡都緊，要買房都差錢啊。”馮萍說。
夫婦倆交了房子的4萬元首付款。馮萍說，家裡沒積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銀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鑰匙時，實際面積90多平米，比當初登記的大點，又補交了4000多。
2009年初，要拆遷了，廠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鴻強在附近的韓北村租了一間約25平米的民房。
等新房裝修時，潘鴻強發現自己根本無能為力。他沒和馮萍商量，就和工友換了房子，把90多平米換成了70多平米。人家給他補了1萬元。他又借了些錢，開始裝修。
馮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裝修這個房子的。他自己設計，臥室鋪成複合木地板，客廳鋪瓷磚。這畢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擁有自己的房子。可裝修太花錢，常常就沒錢了，停停裝裝，一直到去年5月裝好，花了約6萬元。此時，潘鴻強已經是負債累累。“不知道這段時間他是怎么過的。”等馮萍知道時，潘鴻強已經把房子賣給了同事。70多平米的房子，連房子帶裝修，總共賣了16萬元。“知道房子賣掉了，我心都涼了。”馮萍說，可想著那么多債務逼著他，也實在是沒辦法啊！
賣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裝修款還了，加上還了一些債，填了其他一些“窟窿”。馮萍說，最終，他只是“原吃原，打了個平手。”可在他死後，至今還有3萬元的銀行房貸。
他又住進了租來的房子。賣房的事一直也沒給別人說。
這個“人生的失敗者”，最終沒有為兒子，也沒有為因貧窮離開的妻子，實現曾經的承諾。他最終沒有擁有這套讓他付出了心血和夢想的房子。
“翻不過身來”
潘鴻強遺書和他父親的骨灰暫存證傍晚，78歲的蘇玉芳在幸福小區的垃圾桶里翻揀瓶子。
說起潘鴻強，老太太就抹眼淚。“給他多燒點紙，在這邊（活著時）難場，在那邊不要也難場。”她拉著馮萍的手，絮叨著。
老人是華山廠的老職工，退休了。兒子呂洪生和潘鴻強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鄰居。潘鴻強活著時，有事沒事也愛來他家轉。他們都知道彼此的“難場”。
2001年，呂洪生也下崗了，妻子也離了婚。19歲的兒子因受到其他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每月都要吃藥，一犯病就砸人家車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著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還有孫子一個月290元的低保過日子。
幸福小區磚混結構的房子，一平米998元。這看起來已經極低的房價，對他們來說，也是不小的數字。事實上，相當多的普通工人家庭，為買房子都背了債。呂洪生家這套60多平米的兩居室，是向姐妹們借錢買下來的。沒錢裝修，水泥地抹了抹，牆自己刷了刷，就搬進來了。
下崗後，呂洪生在外打零工，這么幾年，也沒有折騰出樣子。“我一個大男人，出門臉上都火辣辣的。”他說。
不過對潘鴻強的死，他表示想不通。“這不，孩子就要大學畢業了，日子也會慢慢好起來啊。”
“他為什麼要走這樣的路？”記者問。
“他老是有一種翻不了身的感覺。老覺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別人低。”馮萍說。
“他一個人孤獨，又不願示弱。”這是耿田剛的答案。
不過耿田剛也認為，潘鴻強的處境並不是特例。其實在他們工廠，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買點面或饅頭，隨便吃點。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幫忙，完了請大家吃飯，上兩個好菜，幾下子全沒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剛說。
他舉例說明工人們的窘況：前年，院子裡的“石頭哥”和幾個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撿，犯腦溢血，送到醫院去，在場的三個人掏遍全身就湊出了12元錢。人最終沒有救過來。
“孤獨者”
一直到父親死了，兒子潘琦才覺得自己對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親遺物時，他對媽媽說：“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費都比爸爸一個月的工資高。”
這個23歲的年輕人，這個夏天剛從大學畢業。從小，他跟隨姥姥姥爺長大。上大學後，每個月姥爺要給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費。
“那邊消費高，兒子個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馮萍說。多年來，她苦心經營，努力為兒子製造著一個相對舒適的環境。“如果靠我們兩人，壓根不可能供孩子上這個大學啊。”
上大學後，每次放假回來，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這半年，他回西安實習，父子倆交流比較多一些。潘琦說，兩人在一起，爸爸平時不會講自己的工作，或許他覺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門，有啥可講的呢。兒子就給他講學校的事情，“啥都講”。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後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裡“見不到陽光的角落”。但這並不妨礙父子倆享受他們的生活樂趣。
“爸爸做啥飯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擀麵，擀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個頭，高大帥氣。他知道，爸爸是以他為驕傲的。他也知道，別人曾調侃爸爸。“就你那點工資，連雙鞋都給娃買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爺吃完飯，去找爸爸。爸爸在車間值班，跑出來兩個小時，爺倆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幾年了，冬天披個軍大衣，揣兩個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歡用礦泉水凍一瓶冰，帶著去上班。”這是兒子對父親的記憶。
他知道爸爸沒錢，從不向爸爸要錢。潘鴻強呢，每次吃完飯要去上班，總是要塞給兒子一點錢，一般都是五十，還有二三十的，兒子懂事，有時就給他留下了。
“我特別難受的是，他老是一個人上夜班，廠房那么大，他一個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說。
遺書上的 “孤獨者”幾個字，讓馮萍想起來就難過。她覺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親就死了，和父親哥哥相依為命，後來哥哥也煤氣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這個49歲的失意男人，一生沒到別的地方去過。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時，回了兩次河南。
在他死後，馮萍和兒子去與廠里交涉。廠里表示，按照相關法規，潘鴻強的自殺和廠里並沒有關係，廠里只能給3000元的喪葬費。廠里同時“糾正”了他一個月只有850元工資的說法，說這些工資是扣掉“三金”之後的。另外，潘鴻強還有半年獎和年終獎等。但馮萍算了一筆賬，即使這樣，他每月拿到的工資也不過1000元錢左右。
廠方並不認為是工資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說工資還行吧。我們還有環衛工人，一個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車間負責人說。
7月23日，廠方給出了最後的處理結果：給付潘琦撫慰金3萬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實我只是想弄明白，壓垮我父親的究竟是什麼。”這個在父親死後一直很沉默的年輕人說。
反思
用生命訴說精神健康代價
王宏義的精神案例還未結束，“孤獨者”又再次引起媒體關注。西安東郊幸福路華山廠潘鴻強生前是一名國有企業工人，卻用一把工具機刀揮向自己的脖子，並在遺書中羅列了自己欠別人的900元債務，“誰看見誰幫我解決”。死前存摺里只剩下0.46元。他的兒子潘琦向媒體訴說：“大約31年前開始，他的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間看守廠房，他一個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他寫給兒子的遺書落款用的就是“孤獨者潘鴻強”。前妻馮萍看著遺物痛苦地說：“離婚最主要是為了兒子！他工資太低了。離了我可以辦低保，兒子是軍校委培生，一年學費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爺姥姥出。”潘鴻強每個月拿到手的工資扣掉“三金”之後只有850元。
是什麼“殺”死了潘鴻強？還是在這個激流勇進、適者生存的社會中，中國傳統產業轉型中的工人群體內的一個失敗案例？他的死是性格悲劇？
曾經發生的多起精神分裂症患者製造的幼稚園慘案至今我們還歷歷在目。
富士康13起跳樓事件，青年用生命告誡社會精神健康的代價。
王宏義耽誤8年時光才得到社會的治療。
這一切都是是由於社會整體長期缺乏心理精神基本常識造成精神疾病歧視隔膜，同時這也對患者造成極大的傷害。北京心理危機研究中心發表了一項關於中國精神分裂症和自殺現況的大型流行病學調查
報告，在接受調查的120萬人中，有近10%的人表示，因為生活壓力大，他們每月至少有14天生活在高度緊張之中，並因此而患上多種精神疾病，如心情抑鬱、情緒焦躁和失眠等。調查發現，精神疾病發病
率與生活貧困有密切關係。生活越貧困,受精神疾病困擾的人就越多。
精神疾病一般都有緩慢的發展過程，在早期只是心理問題、心理障礙，是最容易矯治的，早期發現，早期正規系統治療，多數患者可以康復。但是在中國農村,有2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未能就醫,城市中這個數據大約是10%。一項調查顯示，在農村60%的人未聽說過“抑鬱症”。當人們面對心理危機時，不知該去哪裡求助。
對於精神疾病的預防與治療不能單靠政府的管理，更需要全社會從思想意識觀念的改變直到治理的改變，讓他們“身有所安”，我們才“心有所安”。
據了解，我國正在把精神衛生納入公共衛生建設範疇，目前西安市的明星工程已經啟動了對精神疾病治療管理項目，西安市雁塔區作為國家公共衛生治療示範區，其社區醫護培訓、社區網路建設正在進行中，為患者創造康復條件。在不久的將來，在社區設立個案管理人員，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區隨訪、治療與醫院治療可以同步。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精神疾病都沒有免疫力，關心精神疾病患者就是關心自己，關心精神病人就是關心社會的和諧，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社會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