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謙（1842-1917），清末學者。湖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學人稱為葵園先生。是著名的湘紳領袖、學界泰斗。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湖南嶽麓、城南書院院長。曾校刻《皇清經解續編》，並編有《十朝東華錄》、《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家義集疏》、《續古文辭類纂》、《後漢書集解》、《漢書補註》等。所著有《虛受堂文集》。
《漢書》，眾所周知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書，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典範之作，它開創了斷代史寫作的體例，成為後世撰史的楷模。但是，《漢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自漢代誕生時起就被視為難讀，而初唐王勃以九歲能讀《漢書》即被視為神童。因此，東漢以來為《漢書》註解、音釋和校訂者，代不乏人，且碩果纍纍。自漢至南北朝數百年間，已有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等二十餘位學者，或為註解，或為音釋，各成一家。唐代顏師古出，乃博採各家注釋，發明駁正，而集大成。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即採用”顏注本“。此後，《漢書》的註疏一直籠罩在顏師古的餘蔭之下。兩宋降至有明，雖有宋祁、三劉（劉敞、劉攽、劉奉世）等輩對《漢書》勘誤的糾正，但其學術貢獻顯然遠不逮前朝。真正在《漢書》的研究上重新掀起高潮的，是在清代乾嘉考據學興起之後。在注重實證的考據方法的指導下，一大批治《漢書》的史學和考證大家，如錢大昭、陳景雲、沈欽韓、王鳴盛、王念孫、錢大昕、周壽昌、梁玉繩、徐松等人，“研窮班義，考證注文”，在校訂和釋義方面，取得了超邁前人的成績，也湧現了一批專門著述。從以上的回顧中，我們不難發現，不僅《漢書》本身即成為考釋的對象，對《漢書》的研究整理也自成專門之學，非專研的功夫不能盡悉。這種情況到晚清尤其突出，很多清代學者的精深見解，散見諸書，連學者亦罕能通習。這在客觀上產生了對《漢書》的注釋作一次全面梳理和考訂的需要。於是王先謙應運而生。
王先謙“自通籍以來，即究心班書，博求其義”，積三十餘年精深功力，在顏注的基礎上，廣徵博引，再次全面總結了歷來尤其是清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成果，直接引據的宋、清學者達67位，基本囊括了顏注之後學者的研究。雖繼承了顏注，但不盲從，對顏注的失當多有駁正。對引據的宋、清學者的論點，也常有考辨，並非單純的羅列與堆砌。學界評說《漢書補註》是迄今《漢書》注釋最為完備的本子，堪稱允當。李家驥先生甚至認為，“總的說來，《漢書補註》已基本結束了《漢書》的註疏”。
主要版本：
1、中華書局兩冊精裝影印本
2、江蘇古籍出版社兩冊精裝影印本
3、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冊精裝影印本
4、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二冊平裝點校本，以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王氏虛受堂刻本為底本，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歷時20餘年精加校勘、細加標點，是為目前惟一標點版本。
漢書補註點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