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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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系魯迅一九二六年在廈門大學擔任中國文學史課程時編寫的講義,題為《中國文學史略》;次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授同一課程時又曾使用,改題《古代漢文學史綱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編入《魯迅全集》時改用此名。
內容簡介
魯迅愛好魏晉思想文化及人物,是廣為人知的。在梳理魏晉這段歷史,描繪魏晉文化變化的過程中,魯迅是十分從容和隨意,他能漫不經心地拈出一些例子,略加解析,彼此關聯,就勾勒出清晰的歷史圖景。他用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四個詞歸納魏晉文章的特質。
魯迅有幾項沒有完成的寫作計畫, 《中國文學史》是其中之一。留下一部教學講義,題為《漢文學史綱要》。他的講演記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對魏晉文學的演變進行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實際上也具有文學史性質。另外,魯迅在一些短篇文章里,從不同角度談到他對中國古代文學名種問題的看法。本書就是將上述內容匯集在一起編成的。
本書目錄
前言 漢文學史綱要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第二篇 書與詩 第三篇 老莊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第五篇 李斯 第六篇 漢宮之楚聲 第七篇 賈誼與晁錯 第八篇 藩國之文術 第九篇 武帝時文術之盛 第十篇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附錄 | 《古小說鉤沉》序 謝沈《後漢書》序 《會稽郡故書雜集》序 《呂超墓志銘》跋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後來 《嵇康集》序 《俟堂專文雜集))題記 《小說舊聞鈔》序言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 《絳洞花主》小引 《唐宋傳奇集》序例 流氓的變遷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 談金聖歎 | 二醜藝術 |
創作背景
《漢文學史綱要》是魯迅先生於一九二六年在廈門大學編寫的。當時,中國正處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高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發展,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十分尖銳複雜。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高舉打倒孔家店的旗幟,給予帝國主義和封建文化以沉重的打擊。從革命文學陣營分化出來的資產階級右翼,如胡適之類新型的孔孟之徒、洋奴買辦,和封建文人結成了反動的“神聖同盟”。他們適應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鎮壓革命的需要,狂熱地鼓吹“尊孔讀經”。“污濁”的空氣襲擊著當時的整個文壇。在文學史研究中,儒家的觀點從來都是占統治地位的。“五四”以後,儒家思想依然統治著古典文學和文學史研究陣地。
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動統治,反擊當時崇儒尊孔的逆流,打破舊傳統、舊觀念,占領古典文學研究陣地,魯迅決心“功罪在所不計”,要編寫一部“較好的文學史”。他說:“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魯迅敢想、敢說、敢做,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對歷史事實,重新一一作了審查,對文學史上的作家及作品重新進行考察和分析,編寫出一部批判儒家思想的文學史。這部書,儘管還沒有寫完,只寫了先秦至西漢部分,而且只是綱要,但是,它卻閃爍著戰鬥的光芒,衝破了陳腐的儒家觀點,在文學史研究的陣地上別開了新生面。
寫作特點
《漢文學史綱要》出現以前的文學史著作,幾乎都是以儒家觀點準繩來編寫的。它們歪曲我國優秀的戰鬥的文藝傳統,把一切文學納入儒家思想的軌道,使我國豐富多采的文學遺產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歷史灰塵。《漢文學史綱要》一反舊文學史的尊儒反法的思想體系,確實說出了前人所“沒有見到的話”。
關於文學的起源,歷來是唯物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在文學領域裡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分析了從文字至文學的演變過程,揭示了關於文字的創造、文學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真相。他認為勞動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文字、文學也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對反動階級和儒家所宣揚的“倉頡造字”,“伏羲作卦”,“文學得聖而傳”這些“英雄創造歷史”的反動觀點,魯迅作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文字的創造“且由眾手……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聖,亦憑臆之說也”。魯迅批判了“聖人”創造文字這種“憑臆”之說,也就批判了儒家宣揚的唯心史觀。
文字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文學也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魯迅認為原始社會的人民,共同勞動,共同生活,由於“心志郁於內,則任情而歌呼”,有些歌,“為眾所賞,默識不忘,口耳相傳”,一直流傳到後代,這些民眾創造的歌,用文字把它記錄下來,就是文學。魯迅的這一觀點,後來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一九三四年,他在《門外文談》中就明確地指出:文學是同勞動息息相關的,文學起源於勞動。魯迅的這些論述,有力地駁斥了胡適之流所竭力鼓吹的文學是“天才的降生”,“文學不是大多數的”,是少數人所有等反動謬論。
在階級社會裡,文學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服從並服務於現實階級鬥爭的。在如何對待文學和階級鬥爭的關係問題上,存在著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尖銳對立,集中地反映了不同階級不同的文學主張。買辦文人胡適認為:文學是“自由發展”的,不受客觀現實階級鬥爭的影響。他把文學和階級鬥爭割裂開來,用主觀唯心主義來解釋文學發展和演變的歷史,其目的是反對革命文學為革命鬥爭服務,反對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革命。
魯迅認為,文學的發展,新文體的創造,是與當時的政治鬥爭分不開的。他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十分重視把作家和作品放到當時的政治鬥爭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強調這種鬥爭對文學的發展所起的決定作用。例如對於“漢宮之楚聲”的分析,魯迅就推重與儒家對立的楚聲,指出由於劉邦“不樂儒術”,“故在文章,則楚漢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劉邦以一亭長登帝位,其風遂亦被宮掖”。魯迅這樣說明楚聲的發展與當時政治鬥爭的關係,總結了我國文學的發展規律。
《漢文學史綱要》剝奪了孔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在我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中,自從儒家思想統治文藝領域後,反動統治階級及其御用文人,就把孔丘推崇為文學的祖師爺,把孔丘所立的文學“矩度”定為萬世不變的標準。有的文學史說:“孔子身通六藝,集上古文學之大成,為儒家宗傳”。有的人說:“中國二千六百年來之文化,純以孔子之學為基礎。”他們把孔丘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剝落了儒家給孔丘戴上的文學桂冠。在舊文學史的著作里,論述孔丘占了很大的篇幅,魯迅對於孔丘則投之以蔑視,只用了寥寥幾十個字,把他作為進步文學的對立面來進行介紹和批判。至於儒家推崇的《論語》,魯迅尖銳地指出:這是“門人”記錄孔丘的言行,“取其達意而已”,絕無文學價值可言。孔丘本身沒有創作,對於後代文學的發展,沒有什麼貢獻。孔丘的儒學,在當時雖稱“顯學”,而實在是“道不行”,逆歷史潮流而動,到處碰壁。對於這樣一個欺世盜名、貽禍千古的孔丘,魯迅橫眉冷對,揮起如椽之筆,把他掃出文學史的領域。這充分表現出魯迅反對舊思想、舊傳統的革命精神。
魯迅對舊文學史推崇的“詩教”,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因為“詩教”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的文藝觀點,它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影響很深,危害很大。據《禮記·經解》說:“溫柔敦厚”,“詩教也”。《詩序》用中庸之道解釋溫柔敦厚為“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儒家妄圖以此抹殺階級鬥爭,把文藝變為宣傳孔丘“克已復禮”的傳聲筒,為他們開歷史倒車、搞復辟製造反革命輿論,以達到維護舊制度和鞏固反動統治的目的。
在《漢文學史綱要》里,魯迅指出:古詩的內容絕非全部都是溫柔敦厚的,就在《大雅》中,已有“激切”反抗的呼聲,而《風》則“直抒胸臆”,完全脫出“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桎梏。對於把古詩作為“詩教”的典範,魯迅指出:這是“後儒之言”,有力地駁斥了“詩教”的虛偽性與反動性。
對於衝決舊禮教,表達新的社會力量的《鄭聲》,因為它與“詩教”相對立,孔丘斥為“鄭聲淫”,主張“放鄭聲”。魯迅卻肯定《鄭聲》的價值,指出孔丘及其信徒認為“《鄭聲》淫佚”,是“失其旨矣”。儒家用“詩教”去衡量《鄭聲》,當然要抹殺《鄭聲》的價值,一味歪曲、貶低它。魯迅用諷刺的口吻批判道:“自心不淨,則外物隨之”,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儒家醜惡的嘴臉,有力地鞭撻了他們骯髒的靈魂。正如魯迅所挖苦諷刺的那樣,孔丘曾演過“子見南子”的醜劇;而其他儒家則是“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私生子”。其思想是極端下流卑劣的,並不是象“詩教”所說的那樣“敦厚”。
《漢文學史綱要》對於作家的評論,破除了舊文學史的老例陳套,另立新章,突出了法家或具有法家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他對於那些在政治上堅持前進、文學上有所創新的作家及作品,總是給予充分肯定並作出較為正確的評價。
屈原作品的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在文學史上是不可磨滅的。可是,歷代的儒家對他不是貶抑就是歪曲。他們用孔老二的眼光觀察文學,認為《離騷》“揚才露已”,“數責懷王”。宋代的朱熹,更是變本加厲地責罵屈原的“志行”違反“中庸”,“不可以為法”,《離騷》的“辭旨”“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
在《漢文學史綱要》中,魯迅對屈原的評價,發前人之所未發,言前人之所未言。魯迅正確地剖析了屈原作品精神實質,闡發了它的積極意義,深刻地揭示了屈原“放言暇想”,“不遵矩度”的反抗精神,他的“怨憤責數”,“九死未悔”,則更是放射出他不屈不撓的戰鬥光芒。與此同時,魯迅也尖銳地指出屈原“孤偉自死,社會依然”,他的反抗鬥爭只是孤軍奮戰。由於階級的局限,屈原不懂得也不可能和人民民眾的鬥爭相結合,並且還帶有消極反抗的因素。
《漢文學史綱要》對於李斯,設立專篇,突出地加以肯定和評價。李斯是秦始皇實行法家路線的得力助手。魯迅肯定他“不師儒者之道”,“以法術為治”。他還稱讚李斯對於統一中國的文字具有“殊勛”。肯定他具有華美的文采,能夠較準確地表達他的進步的政治思想。對於李斯所寫的歌頌秦始皇的《泰山刻石文》,魯迅也給予較高的評價,認為:“質而能壯,實漢晉碑銘所從出也”,指出他對後代的積極影響。與此同時,魯迅還明確指出,李斯所學的是“帝王之術”,畢竟是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手段,不是為勞動人民的。這也是李斯無法突破的階級局限性。
《漢文學史綱要》對賈誼、晁錯,立了專篇,突出地加以論述和評價,這在歷來的文學史上都是少見的。賈誼和晁錯承繼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先秦法家精神,力圖變革現實,反對分裂割據,主張削弱當時諸侯的復辟勢力,以利鞏固中央集權。魯迅稱讚他們二人“為文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魯迅特別肯定賈誼的《治安策》、《吊屈原賦》,晁錯的《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他認為:“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對後代堅持革新、堅持前進的人們,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這是他們共同的地方。魯迅還把晁、賈二人進行比較分析。他說:“惟誼尤有文采,而沈實則稍遜”,“然以二人之論匈奴者相較,則可見賈生之言,乃頗疏闊,不能與晁錯之深識為倫比矣”。這些論述,充分說明魯迅是為了突出法家或具有法家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同時,也鮮明地體現了魯迅評價作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相關評價
從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中,我們可以看出:魯迅是如何從歷史上意識形態領域裡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汲取經驗教訓,破舊立新,批判地學習和總結我國豐富的文學遺產,發揚我國優秀文學的戰鬥傳統的。魯迅曾經預言:“我已經確切地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與繼承者。”魯迅這個預言,已經成為今天的現實。
魯迅這部文學史,是二十年代寫的,到了後期,魯迅繼續堅持對於儒家的批判,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深刻分析了歷史上的儒法鬥爭,更加全面地評價了文學史上重大的鬥爭及重要的作家。魯迅的這種思想的發展是很清晰的,前後是一致的。解放後,由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破壞,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周揚等甚至惡意貶低它是魯迅早期寫的一部純學術性著作。今天,我們在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中,重新學習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對於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用馬克思主義占領整個上層建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都是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