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簡介
漢口特別會議，1926年12月13日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於1926年12月13日在漢口召開了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項英、李維漢、彭述之等。陳獨秀在會上作了以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關係為中心內容的《政治報告》。會議討論通過了《政治報告議決案》、《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關於湘鄂贛三省農運議決案》、《關於三省國民黨工作議決案》等。最後，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鮑羅廷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了《政治問題議決案》；黨中央委員會還通過了《關於職工運動議決案》。
會議內容
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分析了北伐軍攻下湘、鄂、贛後的革命形勢，指出在英、日、吳、張的反赤的聯合戰線進攻下，革命聯合戰線有發生危險的傾向。這個危險傾向的由來：一是帝國主義之分離政策；二是國民黨之右傾；三是商人的恐慌；四是我們黨中的“左”傾幼稚病。報告認為：“以上四個危險傾向匯合起來，隨地隨時都會使聯合戰線破裂。”為此，報告提出了挽救聯合戰線破裂的7項措施：1．防止黨外的右傾，同時反對黨內的“左”傾，以鞏固赤的聯合戰線。2．督促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實行“武力和民眾結合”的口號，對內繼續民主和統一的爭鬥，對外繼續獨立和平等的爭鬥。3．維持國民黨軍事首領勢力之均衡。4．擴大民主主義的宣傳。5．改善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6．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衛為領袖的文人派政府。7．確定我們對於中、小商人的政策。
會議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議決案》基本上贊同陳獨秀的政治報告所採取的各項策略，強調指出：在聯合戰線中的各種危險傾向中，“最主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向倘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決議指出：一方面重新提出“武力與民眾結合”的口號，“督促國民黨國民政府繼續對外對內在城市在鄉村中反封建勢力的爭鬥，在城市在鄉村擴大民主主義的宣傳運動。扶助國民黨左派領袖獲得在政府及黨的領導地位，以推動國民黨的軍事政權向左，至少也要不繼續更向右”；一方面改善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鞏固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
在對待國民黨的問題上，會議認為這是“政治問題”，“是一個民族革命中聯合戰線問題，也就是一整個的民族革命問題。”在國共合作中，“一切民眾組織和運動，儘可能的和國民黨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勢力發展，使左派領袖獲得民眾，努力在小資產階級的民眾中發展左派國民黨組織。會議通過的《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明確指出：“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並指出，我們幫助國民黨左派領袖同他們合作的條件是，“他們固然須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三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分子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因此決定從上中下三層幫助國民黨左派。
在農民問題上，《政治問題議決案》指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應增對於農民運動之指導，應站在具體的農民政綱(最近國民黨聯席會議所決定的關於農民問題決議案)之上，向政府(尤在軍事領袖)要求幫助農民鬥爭。目前共產黨的主要政策，即日益發展及組織農民運動，使農會成為鄉村中向土豪劣紳地主爭鬥之中心，而不能和國民政府發生衝突。”會議通過的《關於湘鄂贛三省農運議決案》中對鄉村政權和聯合戰線、農民武裝、農民協會等問題，都作了具體規定。
在職工問題上，《政治問題議決案》指出：“我們仍應繼續努力在產業工人中工作，使我們在產業工人民眾中的地位穩固。”目前要“特別注意非工業的勞動者或手工業工人向中小資產階級鬥爭發展之對於一般民主革命運動的危險。”會議還對武漢職工運動提出了10條具體規定。
會議背景
1926年7月，從廣東出發的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進軍中，連連告捷，先後進占株洲、長沙、漢口、漢陽，於10月10日攻克武昌，殲滅了直系軍閥吳佩孚的主力。與此同時，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援助下，於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向甘肅、陝西進軍，同北伐軍南北呼應。北伐戰爭的勝利推動了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村大革命，有力地打擊了地主豪紳的反動政權。湖南、湖北等省農民運動的空前發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戰爭。1926年下半年，兩湖相繼爆發了罷工浪潮，參加罷工人數達20多萬。11月，北伐軍占領九江、南昌，打垮了孫傳芳的主力。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革命運動的發展，橫掃了粵、湘、鄂、贛等省，給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極其沉重的打擊。於是他們便聯合起來，施展各種陰謀手段，極力拉攏蔣介石新右派，分化瓦解革命統一戰線。而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為了篡奪革命領導權，也加緊同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階級勾結，進一步暴露出其反共反工農運動和分裂聯合戰線的真面目。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和中國共產黨的逐步退讓政策，國民革命陣營內的階級關係發生許多新的變化，國民黨各實力派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勢愈演愈烈，其中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唐生智與蔣介石之間的衝突，尤為突出。特別是蔣介石通過北伐戰爭極大地膨脹了他個人的權勢，也加劇了他同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矛盾。然而，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各軍閥之間的矛盾關係中，提出“擁汪復職”的口號，幻想讓蔣介石做軍事首領，汪精衛做黨和政府首領，以維持各派軍閥間的均勢。由於黨對蔣抱有很大幻想，並幫助其鞏固軍事首領的地位，而不是從各方面對蔣介石新右派加以限制和鬥爭，結果使革命陣營內部潛伏著嚴重的危機。
面對這種新的形勢和與國民黨關係出現的新變化，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重新討論這些問題，制定相應的鬥爭策略。為此，黨中央政治局於1926年12月13日在漢口召開了特別會議。
會議評價
這次會議反映了陳獨秀等人的右傾錯誤的嚴重發展。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雖然也承認國民黨的右傾，承認蔣介石言論雖左，實際行動仍然很右，但報告把黨內的“左”傾看成是造成聯合戰線危機傾向的主要原因。這種分析，一方面把黨內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左”傾錯誤過分誇大而忽略了黨內嚴重存在的右傾錯誤；另一方面又掩蓋了國民黨新右派準備叛賣革命、分裂革命統一戰線這一根本危險。這次會議雖然提出目前的農民運動還是以“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為迫切的要求，但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解決土地問題，反對建立農民政權，以此換取革命統一戰線的不破裂。這顯然是犧牲工農民眾根本利益的無原則讓步，給革命造成嚴重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