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漆琪生，1904年10月1日，漆琪生出生在四川江津縣八鎮鄉紅珊樓的一個農民家庭。每在課餘，他便跟著父親下地幹活。由於聰穎、刻苦，1923年5月，漆琪生以優異的成績從江津中學畢業，在家族眾多兄弟中出類拔萃，得到伯父的賞識。伯父決定送他到日本留學。這年夏天，伯父送他到重慶和叔父會面，一起去上海。
東渡扶桑
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走上經濟發達、工業進步的資本主義道路。但不少地區仍遺留著落後陰暗的影子，矛盾也開始漸漸顯現。19世紀末，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學說開始傳入日本。1924年春，漆琪生考上日本東京第一高等預科，翌年春，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念本科。二年級時，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風氣在日本進步青年學生中風靡一時，班裡的同學組織了“社會科學聯合會”，漆琪生被邀參加。“社聯”每周組織讀書會和討論會，規定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討論無產階級革命問題。漆琪生學習的熱情很高，精力充沛，一邊學日語，一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
當時參加“社聯”的許多日本同學，都感到必須進一步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才能使理論深入和思想提高;而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就必須深入系統地學習《資本論》。在此風潮下，漆琪生開始學習《資本論》原文版第一卷。
《資本論》博大精深，對於初學者來說相當抽象難懂。漆琪生既不懂德語，日文程度又不深，要鑽進《資本論》真是困難重重。但是由於閱讀了同鄉漆樹棻自京都寄來的不少進步書籍、雜誌，如《新青年》、《響導》、《創造》等，又根據“社聯”的學習計畫，學習了其他馬列主要的著作，漆琪生逐步懂得了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眼光去觀察世界，認識世界。他從1927年上半年開始閱讀《資本論》原文版第一卷。不懂德語，他便逐字逐句地查字典，翻譯成日文。靠著頑強的毅力，到了第三學年，他已讀完了《資本論》的主要章節，認識到《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聖經，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萌發了從事《資本論》教學和研究的志向。
1928年4月，漆琪生順利地考入了京都帝國大學經濟部。在日本，要考入這所學校相當困難，能錄取的考生只有百分之十。這所學校名流學者很多，漆琪生特別進修了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博士主講的《資本論》研究課程。河上肇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初接受馬克思學說的中介者之一，他的著作影響了包括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一大批革命先驅。當時與河上肇持對立觀點的福田教授也在講授經濟學原理，前後對立，相互辯論，學術氣氛活躍，啟人深思，異常有趣。河上肇講課時，說理透闢，論點精確，妙趣橫生，使漆琪生領悟到許多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更增加了學習《資本論》的信心。
有一次，同學朱鏡我引薦漆琪生拜訪河上肇。河上肇對青年熱情真摯，從政治談到經濟、從學習談到生活、從日本談到中國，他希望青年一要有是非感，明確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二要博覽群書，要有廣博的知識;三要有堅定的信仰和方向，在生活中不能失去前進的目標。他要求漆琪生多讀書，不僅看進步的，還要看反面的。只有從兩方面進行比較，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一個有志青年應該在廣博知識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才是做學問的科學態度。恩師河上肇的教誨，在漆琪生的信仰、治學、為人以及教研《資本論》方面，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在專科課程上，漆琪生對銀行資本問題特別感興趣，因此詳細閱讀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希法亭的《金融資本》，加深了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了解。此後，漆琪生又通讀了一遍《資本論》。在學習經濟學說史的基礎上，他結合對經濟學原理的研究，把經濟理論的各派學說，進行研究，加以分析批判，從而對《資本論》的理論精髓就有了更深的認識。
在日本求學期間，漆淇生的思想日趨成熟，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要求獻身革命事業。1926年他加入了“東方共產主義青年同盟”。1927年9月組織岡山留學生舉行“反對日軍占領濟南和擴大侵華”示威遊行，被拘禁一日。之後，又被派回岡山，負責發展與聯繫岡山和神戶的“社聯”組織。1928年1月，在東京，由帝國大學鄭權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0年，漆淇生開始準備他的畢業論文，擬定撰寫的題目為“東方國家農業經濟的特點和前途”，著重研究中國、印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農業特點，並闡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實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為此，他蒐集了一大箱資料。
然而，就在10月3日清晨5時，日本政府企圖破壞中共在日本的組織，各地同時出動大批軍警，將留日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全部非法拘捕，毒刑審訊，灌水、棒打、吊繩……凡被認定有罪的黨員，則起訴處刑;認為無罪而不肯寫悔改書的，則押解回國。漆琪生雖經毒刑拷打，逼供處刑，仍堅強不屈。同時，他在1929年7月回上海參加地下工作一事，因審訊無據，被拘禁3個月後，於1931年1月被日警送上海輪，押解出境。被拘禁前，漆琪生和沈雁冰曾同住一起，他被捕後遺下來的什物，都由沈代為料理。但日警還是把他的衣物一掃而光，最可貴的一箱論文資料也全部散失。
艱難歸國
漆琪生是四川人，在上海無依無靠，一旦被遣散回上海，又失去組織聯繫，就如離群孤雁，情景淒涼。留日同學杜肅看漆琪生衣食無著，流浪孤苦，便介紹他到中國公學任教。漆琪生到任後，講授“農業經濟學”和“土地政策”，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他以《資本論》第三卷為基礎講授“農業經濟學”，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地租理論，指出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那時候，講授馬列主義的書是有生命危險的。但漆琪生不僅在課堂上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問題，提出觀點，引出結論，還在課後輔導讀書小組、研究會，指導進步學生讀進步書籍，思考問題，深得學生喜愛。
1931年7月至1933年6月，漆琪生受暨南大學之聘前往該校講授“農業經濟”、“經濟危機”和“政治經濟學”等課程，還編寫了“農業經濟學”和“商業循環”的課程講義，多次主持“中國農業土地問題”專題講座。他以嶄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進行講授，頗為獨到，許多學生對他的課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也因此引起了國民黨CC分子的注意和攻擊。
1933年6月，漆琪生在暨南大學教學剛結束，就應中山文化教育館的聘請，擔任贛、湘、鄂、皖4省農村調查團團長，赴4省調查農村土地問題。調查團的組成，系因國民黨立法院院長孫科擬制定土地法，利用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名義，以學術團體的身份，蒐集當時蘇維埃的土地改革材料，供國民政府制定土地法參考。漆琪生對農村土地問題深有研究，也很想藉此了解蘇區農村經濟情況。在得到黃琪翔的介紹後，便同餘先亮、陳賡雅等一行4人，到4省邊緣地區開展調查。
調查中，漆琪生走訪了許多窮鄉僻壤，結合兒時和父親在田間勞動的體會，加深了他對農村各種經濟情況的了解。半年後回到上海，他寫了兩份調查材料:《四省部分區域農村經濟的概括和癥結》及《蘇區農村土地問題》，各約30餘萬字，力陳實施“耕者有其田”的農村土地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於這些觀點都不合國民黨的口味，政府遂將調查材料束之高閣。後來漆琪生摘要寫成若干專題文章，發表在1933-1934年出版的《新中華》和《國聞周報》等刊物上。
由於時局混亂，加上漆琪生拒絕為陳立夫寫關於唯心史觀經濟學的文章，黨部通知各報刊禁止發表他的文章，原約定的稿子均遭退回，並被彼時持教的學校解聘職務，成為通緝對象。1936年5月，為躲避CC的迫害，漆琪生南下廣州，後經鄧孝慈、黃之彬等留日同學的推薦，正式到中山大學任教。
歷盡艱辛
國立中山大學是一所民主、救亡運動洶湧澎湃，進步文化人士薈萃的高等學府。漆琪生最初在文學院任教，講授“經濟史”和“經濟循環”課程，不久便轉到法學院，除講授前兩門課程外，還增加“農業經濟”一課。中山大學學術空氣特別濃厚，各種流派，各種思潮的人都有。有個托派分子在講課中宣傳托派的觀點，歪曲馬克思主義，漆琪生因為不能公開講授《資本論》，就在進步學生中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傳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自任指導教師。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漆琪生還在《文匯報》、《廣州日報》和《救亡日報》發表了9篇論戰文章。當時由夏衍和阿英主編的《救亡日報》剛由上海遷往廣州，復刊第二期便邀他針對當時有人只講“二五減租”，完全放棄土地改革的主張撰稿，並署名發表，遭到國民黨猛烈攻擊。
1938年之後，抗戰形勢日益吃緊，舊時的革命同志和民主朋友，紛紛轉赴大後方。
1939年1月，漆琪生隨中山大學遷至雲南澄江，開始閉門讀書，繼續鑽研經濟學。如是過了一年半，1940年5月，教育部長陳立夫策動學生“反鄒（鄒魯）學潮”，搶占中山大學校長職位，漆琪生的隱居生活頓成泡影。陳立夫親自來昆明，並以漆琪生所主持的法學院為基礎製造糾紛，亦將他作為反對目標之一，施用高壓手段，假借部令，強迫解聘進步教師8人。西安行營CC分子又指控漆琪生是共黨分子，申令雲南省政府將他逮捕。省政府秘書長老朋友鄧洪範連夜派人告知他。這樣，漆琪生在5月的一個深夜，攜帶家小又逃回重慶。
漆琪生自昆明回到重慶，無業可就，潦倒萬分。老友杜肅聞訊，乃向廣西大學馬君武推薦。於是，1940年7月，漆琪生帶著家小來到了當時蔣管區的“自由城市”桂林。
在廣西大學，漆琪生講授的是“農業經濟學”和“貨幣學”。因當時教育部不允許公開設《資本論》這門課程，漆琪生只能暗中組織部分進步學生學習。在教學之餘，他常撰文批評國民政府的財經政策，並曾與千家駒、周伯棣一起編輯出版了《新工商》雜誌，邀請各民主人士發表進步言論。
由於戰火連年，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困難。漆琪生僅靠自己一份工資難以養活一家5口，他便夜以繼日地寫作。這樣，本來就1000度的深度近視，又疲勞過度，視力受到嚴重損傷。而此時，幼子又患肺炎，無錢醫治，病情危重，終至死亡。漆琪生哭了一個晚上，終於，視網膜脫落，兩眼失明。
失明後，廣西大學以不能教學為由，對他留職停薪。這一下又斷了漆琪生的經濟來源。但他是一個堅強的人，每當兩個孩子晚上熟睡之後，他便口述文章，妻子伏案執筆，如此撰稿，得點稿費，維持生活。
1944年9月，日寇由衡陽進犯桂林，漆琪生一家又逃回重慶。在堂弟的幫助下，他的眼睛治療了一段時間後，漸次恢復，但是右眼仍然視力不清，終於失明。1944年底，漆琪生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再次扶病離家，赴復旦大學任教，重操筆墨生涯。
初到復旦，系裡有人開《資本論》一課，散播了一些錯誤觀點。為此，漆琪生暗中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指導進步學生閱讀《資本論》，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謬論。學生們興趣高漲，紛紛要求他公開講授，但未得學校當局許可。這是漆琪生後來正式講授《資本論》一課的前奏。
1945年1月開始，直至1986年4月，除1950-1953年間的兩次短期調職外，漆琪生一直就在復旦大學任教，教授“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史說”、“中國經濟史”、“農業經濟”、“貨幣學”和“金融學”等課程。曾擔任經濟系主任、經濟研究所所長等職。
建國之後
在上海，漆琪生加入了“上海民主教授聯誼會”，投入愛國民主運動。1945年12月的一天，漆琪生應施復亮的邀請，到當時以進步資本家為主要成員的西南實業協會出席一個會議。最初漆琪生以為是一般的民主抗日集會，到會後才知道，這是“民主建國會”的成立大會。自從日本歸來脫離黨組織後，他曾數度向舊時革命同志表示，希望能恢復黨組織關係，一直未成，但他“立功回家”、重回黨組織的信念一直沒變。施復亮告訴他，“民建”也有中共同志參加，反動派在這個時候正千方百計地破壞各民主黨派組織，應以大局為重。漆琪生這才留了下來。後來大會宣布，參加這次會議者，都是“民建”的發起人，他被推選為總會理事（即中央委員）。開始時，漆琪生對於“民建會”的一切活動皆持消極態度，直至1947年3月中旬，陳已生引導他去拜會了周恩來。這是他與周恩來同志的第三次見面。第一次是在1944年下半年於滄白紀念堂，第二次是在1945年經漆魯魚介紹在曾家岩中共辦事處。這次，周恩來對他諄諄開導:“只要是堅決反對南京反動統治的民主人士，我們將對他們實行統一戰線政策……歡迎一切要求進步和努力革命的人們與我們做朋友……”語重心長的臨別贈言，給他莫大的教育和鼓舞。此後，漆琪生為“民建會”做了許多工作。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大批軍警進復旦宿舍搜查，逮捕民主人士。那時漆琪生住在第二宿舍徐匯村，剛出生的幼兒還未滿月。突然門被踢開，闖進五、六個人來，聲言要逮捕他。書櫃、衣櫃……全被砸破，床底、廁所也被搜遍。為首者惡言厲色，要漆琪生妻子交人。來人問遍每一個人，漆琪生躲在哪裡，大家都說不知道，匪兵們才悻悻然地走了。那天，漆琪生按期參加“民建”地下小組會議，在四川北路胡厥文的商店中開會，他被推選起草“民建會歡迎解放勝利”的宣言文稿。會議結束後，夜深雨大，不能回家，便在市區山東路同鄉商店借宿，正巧避開了搜捕。打那時起，他便不能回家，東藏西躲了一個月，集中全部精力搞地下工作，直至解放勝利。
上海解放，人民興高采烈。漆琪生參加了由上海市市長陳毅主持的“各界人士座談迎接解放勝利的慶功大會”。不久，又被邀請參加上海市政協、人民代表大會。
政治運動告一段落，漆琪生開始埋首於教學和撰寫《<資本論>大綱》。新中國的誕生，他的學術研究也因此獲得新的動力。在這時期，漆琪生在上海曾作過多次對資改造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學術報告與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報告，開設過“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史說”、“中國經濟史”、“農業經濟”、“貨幣學”、“政治經濟學”和“金融學”等基礎課程，講授過“土地問題”、“經濟危機”、“世界經濟動態”、“商業循環”和“帝國主義論”等專業課。解放前，他是不能公開講授《資本論》的，現在他不只公開講，而且將自己主講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課正式改為《資本論》課程，從事《資本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從1960年起，漆琪生任《資本論》研究生的指導老師，並為上海高校馬列主義教師開設《資本論》講座，先後在蘭州、南昌等地作《資本論》的專題講座。漆琪生還參加了輔導工人幹部學習《資本論》的工作，培養了許多《資本論》和經濟學的研究人才。1981年在無錫召開的全國第一次《資本論》學習討論會上，出席會議的全國各地200多名代表中，有20餘人是他的學生。
此外，漆琪生還在報章雜誌上大力宣傳和介紹《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在這些宣傳性文章中，包含他對《資本論》的許多深湛的見解。
除了研究《資本論》以外，漆琪生還注意結合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進行理論研究。50年代初期，在上海多種刊物上，他發表了不少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宣傳和研究的文章;50年代後期，對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進行了研究。60年代，他集中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理論，寫了不少文章，並夜以繼日地寫作《〈資本論〉大綱》第一卷（約20餘萬字）。
老驥伏櫪
“文革”開始後，漆琪生被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挨批鬥、住“牛棚”，受盡了折磨。“四人幫”被粉碎，全國人民重見天日。1978年6月，中共復旦大學委員會給漆琪生作了平反。然而，他所有的古董文物、字畫，他最愛的蘭亭序、馬列經典著作、書信，連他的心血之作30萬言的《〈資本論〉大綱》第一卷原稿也都被當時的紅衛兵抄去不知所終。
漆琪生沒有氣餒，74歲高齡的他重整旗鼓，到書店、圖書館，把相關書籍一包包地抱回來，然後攤開稿紙，奮筆疾書，重新編寫《〈資本論〉大綱》——經過一次次的變故，逃亡、轟炸、抄家，這已經是第四次的“重新”執筆了！
1980年6月，《〈資本論〉大綱》第一、二卷共70餘萬字，正待修改付梓。這時，漆琪生因過度辛勞，猝得腦血栓，神志不清。幸而及時到東華醫院得到有效的治療。但只完成半個療程，剛有所康復，他就迫不及待地鬧著出院，誰知春節又不幸骨折住院。半年後稍能走動，他便又照樣講課、開會、寫文章。終於，他完成了百餘萬言的《〈資本論〉大綱》，並由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
第一卷451,000字，於1985年6月出版。1986年9月被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評獎委員會評為上海市（1979-1985）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在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大會上頒發了獲獎證書及獎金。可惜，此時漆琪生已因病去世，未能親見。第二卷於1986年2月出版，共297,000字。第三卷於1988年3月出版，共380,000字。
《<資本論>大綱》是漆琪生結合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以自己數十年的研究和教學為基礎寫出的百萬言巨著，這便是他與《資本論》畢生情緣的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