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史
十九世紀末,英國殖民主義者垂涎我滇西豐富的礦藏資源,企圖從已歸屬英國的緬甸築路入滇。在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中英簽訂的《續議緬甸條約附款》中就有:“中國答允,將來審量在雲南修築鐵路與貿易有無裨益,如果修建,即與緬甸鐵路相接。”隨後,在不經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英國即派出工程師勘測雲南境內騰越、大理、楚雄一帶的路線。
(滇緬鐵路殘段是今昆明北至石咀的米軌鐵路,稱昆石線)
發展過程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駐滇英領事照會雲南總督,提出從緬甸修築鐵路經滇西的騰越進入雲南,路權歸英方。鑒於中法滇越鐵路喪失主權的教訓,政府和滇人都提高了警覺,不敢再讓路權與外人。經滇人力爭,清政府遂與英使達成協定,議定滇緬鐵路各修各界。滇紳陳榮昌以滇緬路權已爭回,便呈請滇督將修建滇緬鐵路事務歸入滇蜀鐵路一併辦理,改名為滇蜀騰越鐵路公司,後公司又歸併雲南省公路總局。至1935年,公路總局派人前往勘測從祥雲縣的清華洞起,至滇緬交界一段的鐵路線,長約400餘公里,建築費估算約法幣1820萬元。
抗戰爆發後,沿海港口及鐵路交通線均已淪陷,國民黨政府遷移到大西南。為取得國際援助,除修築滇緬公路外,由中央政府主持修築東起昆明,西經安寧、一平浪、祿豐、廣通、楚雄、姚安、祥雲、彌渡、南澗、雲縣、耿馬等縣,直達中緬邊界術達的滇緬鐵路。1938年12月起,開始分段修建。東段由昆明至祥雲縣的清華洞,長410公里;西段由清華洞抵術達,長470公里,全線為米軌,以便於同緬甸的鐵路接軌,擬連通緬甸密支那鐵路線上的臘戌站。
幾十萬人從四面八方匯聚到一起,為了趕築一條路,數不清的人獻出了生命。1937年抗戰爆發前,國民黨交通部次長曾養甫就意識到,如果沿海口岸不保,中國將失去外援,陷入危險境地。必須儘早鋪設一條從西南向外與國際聯繫的通道,這就是後來以悲壯和慘烈鐫刻在中國抗戰史上的滇緬鐵路的修建,當時中國的幾位著名的鐵路和橋樑專家都參與了滇緬鐵路的建設。1937年交通部公務司司長薩福均調任滇緬鐵路局局長,1939年一代鐵路巨擘杜鎮遠先生親任滇緬鐵路局局長兼總工程師。杜鎮遠延聘了一批一流的工程技術人員。如任副局長的張海平、任副局長兼副總工程師的王節堯、任工程局工務課正工程司的汪菊潛、任第一工程處副處長的陶述曾、繼任滇緬鐵路局局長的龔繼成、總工程師室的副總工程師李耀祥、督辦公署技術委員會委員汪禧成、設計課長林同炎,第三工程處工務課技術股主任雷從民、第三總段副工程司兼分段長石衡,此外還有朱葆芬、夏舜參、顧彀成、祝秦萱、周庸華、盧肇鈞等。這些工程技術人員幾乎全是畢業於國內名牌大學並留學歐美的專攻土木工程或鐵路建設的專門人才。如杜鎮遠、王節堯、汪菊潛、龔繼成、石衡、林同炎等均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雷從民、盧肇鈞畢業於清華大學,陶述曾畢業於北京大學,汪禧成畢業於交通大學,夏舜參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張海平畢業於普渡大學,朱葆芬畢業於康奈爾大學。
由於抗日戰爭日益的危急,滇緬鐵路的修建終於提到了國民政府的日程。然而對於當時的雲南省政府和滇西百姓來說,出動三十萬的勞力,供應三十萬人的吃糧問題,卻是一個頗為艱巨的任務。鐵路經過的蠻荒地區,瘴癘橫行,蚊叮蟲咬,許多人得了瘧疾和腸胃病,而雲南本地民工又十有八九抽鴉片煙。民工體弱不支,加上生活供應困難,施工效率極低。
1942年,日軍侵占了緬甸,隨後又攻陷了我滇西重鎮騰衝、龍陵、畹町等地,直接威脅到整個滇省西部。為防止日軍利用滇緬甸鐵路,當局只得忍痛將該路西段已修好的路基、涵洞等基礎工程破壞,以免資敵(同時破壞的還有滇緬公路西段)。以致全線停工,滇緬鐵路督辦也撤回內地,滇緬鐵路功虧一簣,其東段也僅修至安寧(因敘昆鐵路軌料供應緊張,1944年安寧至石咀段的路軌被移鋪至敘昆鐵路曲靖和霑益區間,以解決霑益軍用機場的交通聯絡)。最後,滇緬鐵路滇西部分的路基工程在一片爆破聲中化為煙塵。為保障國際通道暢通無阻,當局決定另修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於1944年隨中國遠征軍反攻緬甸時開始動工修建,滇緬鐵路停工。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忙於返回內地接收,並準備打反共內戰,加之滇緬公路已恢復通車,滇緬鐵路失去了作為國際通道的戰略意義,已無修建的必要,整個工程因而半途而廢。解放後的1958-1959年,鐵道兵部隊利用原先抗戰時期已完成的路基從石咀鋪軌至了楚雄一平浪,史稱"昆一線"。1970年成昆鐵路通車以後又陸續拆除了昆一線,現在滇緬鐵路僅遺存昆明北站至石咀的12.4公里線路,稱為"昆石線"。在今天的昆明西山碧雞關、楚雄祿豐、一平浪和臨滄雲縣都遺留有較完整的當年滇緬鐵路隧道和路基遺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