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湮滅的古國故都:良渚遺址概論》由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 。
作者簡介
趙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良渚遺址群的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先後參與、主持了莫角山、文家山、卞家山等遺址的考古發掘，負責完成了良渚遺址群全域的系統調查，撰寫學術論文20餘篇，出版《良渚遺址群》調查報告一部。
圖書目錄
序言
壹 遙望故土
良渚：美麗的水中小洲
流動的空間
從開化到文明
貳 夢醒時分
初識江南古物
發現良渚
揭示文化底蘊
叄 凝固的歷史
拂去千年的塵埃
歲月留痕
王者之氣
肆 輝煌年代
驚世“王陵”
問天
萬眾景仰的地方
伍 水鄉風韻
塘山之謎
古老的村落
四千年前古碼頭
陸 此德於玉
唯玉獨尊
石之美者
永恆的圖騰
柒 創造的魅力
化泥土為神奇
第三隻手
不朽的漆木製品
捌 記憶永駐
祀與戎
文明的光環
流芳百世
附錄
後記
文摘
插圖：
壹 遙望故土
良渚：美麗的水中小洲
一支原生考古學文化的興起，與其所在地區的人群和文化傳統有著直接關係。而一個小區域成為某一考古學文化的重心，一定有它獨特的自然條件和區位優勢。杭州市北郊餘杭區中部的良渚鎮和瓶窯鎮毗鄰地帶，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特殊地理及自然環境的小區域，在良渚文化延續的大部分時間裡，它是其最顯要的文化重心。由於這一區域保存著良渚文化最密集、最豐富、最重要的文化遺存，學者們將其稱為“良渚遺址群”（簡稱“遺址群”）。
良渚遺址群距離東南部的杭州市中心約18公里。從杭州市區北大門沿104國道出行，經祥符橋，過勾莊後分成兩路，北路為老104國道，穿良渚鎮後往西北直行，至瓶窯鎮約8公里。南路是為保護良渚遺址而外遷的新104國道，大致臨遺址群南側，過北苕溪入東苕溪的交叉口，至彭公與老104國道交會。老104國道從長命通往北部的安溪有一條幹道，人稱“長安公路”。此路向北延伸，在大遮山丘陵坡腳東折，經官莊、瑤山、羊尾巴山諸遺址通往德清縣（圖1-1）。
俯瞰浙北地區，西部是天目山系的山地和丘陵，東部為杭嘉湖平原。兩者的自然景觀截然不同，西側山高林密，幽深無限；東側一馬平川，空曠舒展。兩大地理區塊的交接大致在湖州市和杭州市連線之間，此間山巒呈指狀伸展漸失，山體與平原犬牙交錯（圖1-2）。良渚遺址群就位於這條交錯鏈南部最大一個口子的邊沿。這個口子由遺址群北側的山巒向西延伸，經餘杭區徑山鎮西側和餘杭鎮西側，再伸展至杭州市西湖，大致呈一個“C”字形半封閉的大谷地（圖1-3）。地質學上判定這個大谷地屬於新構造運動的沉降區，由北、西、南三條斷層造成：北面的斷層大致經過餘杭區的獐山至彭公，方向北偏東70°；西面的斷層經過長樂，方向北偏西50°—60°；南面的斷層沿杭州西溪濕地至老和山，與山脈和水系的走向一致，方向北偏東40°。三個斷層圍繞的斷塊古海灣下沉，三面環山進一步微升形成丘陵，東部則敞開連通杭嘉湖平原，由此構成延續至今的海灣式地理輪廓。
地處這個大谷地北側的良渚遺址群，北靠天目山余脈——高亢綿延的大遮山丘陵，南臨斷續散布的大雄山、大觀山丘陵。兩組丘陵依託西部山地，以夾抱之勢分列遺址群的北側和南緣，使之略呈簸箕狀向東敞開，形成相對獨立的地理空間。這一地理空間的東西跨度約9公里，南北6公里。
地質演變史告訴我們，良渚遺址群獨特的地理架構形成於第三紀末以來的新構造運動，低洼的谷地和盆地堆積著大量的第四紀沉積物。距今7000年時卷轉蟲海侵達到全盛，良渚一帶淪為一片淺海，出露于海面上的主要是大遮山群島、大雄山群島和若干孤島。卷轉蟲海侵持續了上千年，在此過程中海面下降，丘陵範圍不斷擴大，新的孤丘陸續湧現，東部平原相繼成陸。此時的良渚地區是一種丘陵、孤丘和河湖沼澤的自然環境，沮洳泥濘，土地斥鹵，少有利用價值。隨著海岸線的不斷後退，河流的終年沖積，地面緩慢增高，水質逐漸淡化，沼澤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開始增加，自然環境漸趨好轉。大約距今5000年時，海平面基本上達到了現代的高程，此時良渚先民在良渚一帶已形成大型的聚落。
良渚遺址群北側的大遮山丘陵海拔都在百米以上（最高的塔姆山海拔260米），它像一道巨大的屏風，阻擋著北方寒流的侵襲。南側丘陵除主峰大雄山、大觀山較高（海拔分別為178米和172米），基本不影響陽光的照耀和季風的吹入。這樣的地理環境多少使冬夏長、春秋短，日照較多、雨量充沛、溫暖濕潤的亞熱帶季風氣候有所揚長避短。區域內年平均氣溫16℃（夏季最高月平均氣溫28．5℃，冬季最低月平均氣溫3．5℃），年降水量在1150—1550毫米之間。有孢粉分析資料顯示，良渚時期的古環境與今天有所差異。良渚文化早期植被以常綠闊葉林為主，氣候溫暖，水域面積較大；良渚晚期轉變為常綠闊葉與落葉闊葉混交林，氣候漸趨乾涼，水域面積縮小。進一步的模擬數值計算表明，良渚地區當時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3℃左右，年降水量比現在少50—280毫米。
遺址區水網密布，現今為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東苕溪流經遺址群西部和北部，廟橋港一良渚港（俗稱“小運河”）在遺址群南側蜿蜒向東流淌。據考證，良渚時期的東苕溪並未流經良渚遺址群，而是自餘杭鎮出山地後，經倉前、閒林埠、留下、古盪及杭州市區北郊，在杭州市區東郊注入杭州灣。東苕溪現行的流路，是古苕溪經過兩次改道而成的。也有地質資料顯示，晚更新世末杭嘉湖地區由於長期遭受古錢塘江及其大小支流的侵蝕切割，其陸基骨架為指狀展布的台地，台地與西部丘陵之間存在一條南北向溝通太湖與錢塘江的低谷，這一低谷應該就是通海的古河道（圖1-4）。距今4000—2500年前，這條湖海通道逐漸淤淺，太湖隨之封閉成淡水湖泊。約距今2000年前，現今的杭州市一帶淤淺成陸，此湖海通道便完全與海隔絕。現在的東苕溪大體位於這條湖海大通道上，由此推斷，東苕溪北注太湖的過程並非完全系人為改道，部分原因是由河口灣逐漸淤淺成陸所致。另據零星的地質和鑽探資料顯示，遺址群內確實存在著一些古河道，雖然具體走向尚不清楚，後來的苕溪改道很可能與這些古河道有一定關係。
良渚遺址群所處的山地與平原過渡地帶，大致以東苕溪為界，西部為山地丘陵區，東部為沖積平原區，呈現的地貌類型有高丘、低丘、孤丘、河谷平原及水網平原。這樣的地理環境必然會產生一定的氣候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良渚遺址群周邊山地的林木、石材、野生動物、天然瓜果等無疑是良渚先民豐厚的物質來源。
西部山地的雨水裹挾泥沙向東排泄，在遺址區形成沖積平原，地勢由西北向東南斜傾，海拔由5米降至2米。肥沃的土壤和便利的排水條件使這裡成為重要的水稻耕作區，依靠本地的土地資源便可養活大批人口。區域內零星分布著海拔20—50米的孤丘，自東向西有近山、苟山、巫山、前山、雉山、鳳山、宋山、羊山等，晨霧中像一座座金字塔。它們成了良渚先民可以利用的生存基地，幾乎所有的孤丘都留下了良渚先民活動的足跡。
就交通而言，良渚遺址群的東部是一望無垠的沖積平原，對外交往陸路沒有任何障礙；而它的南部鄰近錢塘江，東部離當時的大海也不遠，由水路同樣可以通往遠方。從防災的角度，因為排泄暢通，一般的水患對遺址區構不成威脅，如遇大洪水，周邊的山地也可讓古代先民暫避一時。在兵家眼裡，良渚遺址群隱秘在山巒之中，自身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只要鎮守住各個方向的制高點，外敵就能被及時發現和抵禦。即使到了區內，密布的水網也是難以輕易突破的阻障。
凡此種種，或者還有別的什麼原因，總之，良渚先民把這裡當做了一個非常理想的棲居之所，長時間紮根於此，並且不計代價反覆建設擴展其生存空間，最終使這裡成了良渚社會最具影響力的權力中心。
在現今的行政版圖中，良渚遺址群處在杭州市北郊的餘杭區中部，西屬瓶窯鎮，東屬良渚鎮。餘杭區在歷史上多有變動，夏、商、周三代屬《尚書·禹貢》所稱的“揚州之域”，春秋、戰國時期先後分屬越、吳、楚。此後長期分屬餘杭、錢塘兩縣，大體上西半部屬餘杭縣，東半部屬錢塘縣。良渚遺址群的分布範圍在兩縣毗鄰區域，但多半屬錢塘縣。錢塘縣和餘杭縣同設於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當時錢塘稱錢唐。王莽時（公元9至23年）錢唐縣改名泉亭縣。東漢時錢唐縣一度併入餘杭縣。唐武德四年（621年）為避國號諱，改錢唐為錢塘。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錢塘縣更名仁和縣。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隨著杭州升格為臨安府，錢塘、仁和、餘杭等縣並升畿。元至正十五年（1278年），改臨安府為杭州路，錢塘、仁和、餘杭三縣屬之。明、清兩代，錢塘、仁和、餘杭隸杭州府。民國初廢杭州府，置錢塘道，並錢塘、仁和兩縣為杭縣，與餘杭縣同屬錢塘道。民國十六年（1927年）廢道制，實行省、縣二級制，杭州設市。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置行政督察區，餘杭縣屬第一行政督察區，杭縣屬第二行政督察區。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調整行政督察區，杭縣、餘杭同屬第一行政督察區。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杭縣改為省直屬縣，餘杭仍屬第一行政督察區，後又歸屬第九行政督察區。
1949年之後，餘杭縣先後隸屬臨安專區、嘉興專區、建德專區，杭縣則經歷了多次設市、設縣的更迭。1961年將原餘杭縣和錢塘縣的部分地區析出，合併成立了新的餘杭縣。1994年餘杭撤縣設市（縣級）。2001年餘杭市劃歸杭州市成為餘杭區。
良渚遺址群在歷史上曾分屬多個鄉、鎮。在已查到的史志中，從北宋開始方有與遺址群相關的地名出現。據《元豐九域志》載，北宋時錢塘縣分11鄉、4鎮，安溪為4鎮之一。成淳《臨安府志》又載，南宋時錢塘縣分13鄉，隸62里；其中靈芝鄉隸梁渚（即良渚）、苟山、前粱、後梁、胡林5里，孝女北鄉隸安溪、綠豆、下墟、上墟、雙牌5里。清宣統二年（1910年）劃分自治區域，錢塘縣設立的7個鄉中出現瓶窯鄉。民國時設瓶窯區，下轄瓶窯鎮和良渚鎮。新中國成立初期，遺址群分屬杭縣瓶窯區的瓶窯鎮、安溪鄉、良渚鄉、長命鄉。“文化大革命”時曾先後出現長命公社、良渚公社、安溪公社；良渚公社和安溪公社隸屬餘杭縣三墩區，瓶窯鎮區及長命公社隸屬餘杭縣瓶窯鎮。20世紀80年代初，遺址群基本分屬餘杭縣瓶窯鎮、良渚鎮、安溪鎮和長命鄉。90年代餘杭由縣升市，長命鄉併入瓶窯鎮，遺址群分屬三鎮：東部屬良渚鎮，北部屬安溪鎮，西部屬瓶窯鎮。21世紀初餘杭撤市設區，安溪鎮併入良渚鎮，遺址群呈東屬良渚鎮、西屬瓶窯鎮的格局。這一建制延續至今（圖1—5）。
從歷史沿革中可以看出，良渚遺址群內現今最主要的聚居地為瓶窯、良渚、安溪、長命四處。其中瓶窯、良渚的建鎮歷史最長，但瓶窯設鎮自民國以後幾乎沒有變更，良渚鎮則多有變動。
瓶窯位於良渚遺址群西部，東苕溪及104國道穿鎮而過。鎮區以窯山為依託，逐漸向東南方向發展。據南宋成淳《臨安府志》載，鎮北有小山名亭市，山下村落因山得名，故瓶窯舊稱“亭市”。宋代亭市山南麓大規模建窯燒制陶瓶，始有“窯山”之謂，亭市村遂又名“瓶窯”。明代已設瓶窯鎮，清宣統年間改為瓶窯鄉。民國以降，除人民公社時期，一直為建制鎮。清代以前，鎮的東部屬錢塘縣，西部屬餘杭縣。民國時，分屬杭縣和餘杭縣。1951年全境劃入杭縣，1958年復歸餘杭縣。
明代大學士朱國楨在其《瓶窯重建真寂禪院記》中提到：“瓶窯其地俗朴民儉，自農桑外多以埏埴為業，故市廛之與陶穴相望櫛比。”窯山是當時窯場的聚集地，其南坡的窯址尚有約1萬平方米的面積，堆積厚度達3—5米，以燒制韓瓶為主，另有盞、盆等器類。
鎮西南1公里有石山名“南山”，東南側山腰鐫刻有元代摩崖造像，系元代僧徒利用採石壁面，命工匠鑿創而成。原有大小不等30餘座單身造像，起線龕雕琢，造型端莊、體形高大，綿延：360餘米。1978年村民炸山取石，造像被毀過半，現存13座。除最西一座為道教玄武大帝造像，余皆佛教造像，多為釋迦、觀音、天王、如來等造像。1983年被定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9年被立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圖1-6）。
良渚位於遺址群東部，廟橋港和良渚港在此交匯，地勢低平，水網密布。鎮區沿良渚港呈塊狀分布，苟山雄踞北部，老104國道在此段成為主街。據考，良渚之地漢時稱“蘭陵”，晉稱“梁諸”，南宋成淳《臨安府志》衍稱“梁渚”，民國《杭縣誌稿》卷四又稱“宋有良渚里”。相傳舊時多渚，後墾為良田，故名，意為美麗之小洲。或以有良山、渚山得名。清為良渚鎮，解放初改良渚鄉，1961年稱良渚公社，1983年又名良渚鄉，1985年重設良渚鎮至今。
據施昕更《良渚》一書記載，民國時期良渚鎮依良渚港作東西向延伸，居戶約400餘戶，商店80餘家，人口達2000餘人。民風樸實，節儉耐勞，尚存古風，富保守性。鎮上住戶多數為商民，而鎮外農民以自耕農居多。民國時杭州去南京的官道經過良渚，20世紀末還保留一些古道的路基。鎮之南有一特殊的村落，名打網村，皆姓何，為“九姓漁戶”之後，民風迥異。據傳，九姓漁戶系明太祖戰敗的陳友諒九名部將的後代，自其祖先被貶為賤民起，明法規定他們不得登岸，不許與陸上的人通婚，甚至不準穿鞋著襪，故只好以打漁為業，逐水而居。遺址群內“天打網”遺址的名稱來歷，即與此有關。
老街南側跨良渚港有一南北向三孔石拱橋，原為三孔平橋，明萬曆年間改建為三孔拱橋至今。全長24.5米，頂寬2.6米，橋堍寬3.2米，中孔跨度6.8米。南北二堍各有步檔15級，橋頂望柱4支，其上端琢有形態各異的石獅各1隻。據傳，南宋時康王南渡，曾被金兵追至良渚渡口。危急之時一馬姓青年劃小船將康王送過河，剛上岸，金兵追到，遂逼該青年回渡運載金兵追趕，青年不從，最後被金兵亂箭射死，康王平安脫險。康王稱帝後派人查尋該青年，得知被殺後追封他為武狀元。此渡口後來建一木橋，名“馬家橋”，因古時中狀元被譽為蟾宮折桂，故又名“折桂橋”（圖1-7）。
鎮西北苟山東南麓有苟山廟（也稱“苟廟”），又名“太平寺”。傳為戰國時趙國人荀況讀書講學之處。據明萬曆《錢塘縣誌》載：“苟山寺在靈芝三都八圖，元至順中（1330—1333年）建。”面寬三間二進帶東西廊。東邊關帝廟建於清光緒年間（1875—1908年）。廟西十餘米有古井一口，水質清冽，相傳為苟況所開，故稱“苟井”。又傳苟況門生王必用曾在此為他守孝三年，後人在山上建有塔廟，名“三官堂”。
1994年5月8日，由江澤民主席題寫館名的良渚文化博物館正式開館，這座反映良渚文化考古成果的專題性博物館就坐落於苟山南麓（圖1-8）。
後記
1987年夏，我從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此時第二研究室主任牟永抗先生正在古盪庫房整理瑤山出土的發掘資料，因為手下的成員出差的出差，讀研的讀研，他成了孤家寡人。恰好我被安排到他的部門，他立即讓我去古盪庫房協助他工作，做校對、清稿、繪圖等事情。當時反山、瑤山的出土文物全都密藏於古盪庫房，牟先生在進行整理工作的同時，也在思考著兩批良渚玉器的製作和紋飾等學術問題，因而不時要取出來對照觀摩。面對精美絕倫的良渚玉器，從未接觸過良渚文化的我一下子陷入了眼花繚亂之中，幾乎無法承受這份古代玉製品耀眼的光芒。但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從此，我對良渚文化充滿了好奇，也與良渚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年10月，我被派往大觀山果園（即後來的莫角山遺址）參加考古發掘。就在此次發掘中，我們清理了被認為是燎祭遺存的大面積紅燒土和草木灰廢棄堆積。這是我投身社會後的第一次野外作業，雖然沒有挖到臆想中的良渚大墓，卻實實在在地走進了良渚這片神奇的土地。多年後發現，我們當時所挖掘的地方竟是良渚文化龐大古國的權力中心。
從1987年11月啟動《良渚文化玉器》圖錄的編撰，到次年5月江、浙、滬三地的考古精英齊聚杭城商議相關的編排和出版事宜，再到1988年12月《良渚文化玉器》圖錄的審定會，在牟永抗先生的關照下，我見證了這部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經典之作的誕生過程。
1992年底至1993年初，莫角山中央區域進行考古發掘，我在執行領隊楊楠先生（現已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的督促下，成功剝剔出了江南地區從未發現過的夯窩及夯土層，並通過鑽探確定這層厚約50厘米的夯土台基鋪設了3萬平方米以上，從而為莫角山遺址的核心地位找到了強有力的證據。
在隨後的歲月中，我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了良渚遺址群，尤其是1993年良渚工作站設立後，每年的大部分時光都會奔波在良渚、瓶窯和安溪的田間地頭。經過幾年的忙碌，不知不覺中走遍了良渚地區的角角落落，有人因此戲稱我是良渚遺址群的活地圖。前研究室主任和第一任工作站站長王明達先生經常為我提供鍛鍊的機會，放手讓我實踐，引領我在業務上走向成熟。在我1996年獲取領隊資格之前，他已把包括我在內的多名年輕學者，打造成了能獨當一面的業務骨幹。
上世紀末，我自始至終主持和參與了良渚遺址群的考古調查，加上本世紀初的補充調查，完成了遺址群全境主要區域的初步勘查，共確認良渚文化遺址130多處，由此積累了良渚地區40多平方公里範圍內地下遺址情況的大量第一手考古資料。這項基礎性的考古調查及時地為《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的制定提供了較為充分的考古學依據。每個遺址都成了大遺址保護的基本單元，同時也成了各級文化行政部門及地方政府做好文物保護工作沉甸甸的歷史責任。
2000年底，沉默多年的良渚遺址群再次發現良渚文化顯貴墓葬，文家山M1除了隨葬璧、鐲、梳背等玉器，還出土了34件石鉞。其實這次發掘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墓地上覆蓋著的一層薄薄的良渚晚期堆積，因為此後在良渚遺址群發現的遺址中，幾乎都出現了良渚晚期乃至末期的遺存，良渚晚期的顯貴墓葬也悄然現身。2003～2005年發掘的卞家山是良渚晚期遺址的典型代表，不但發現了墓地、大型灰溝和人工台地，還首次發現了四千多年前世界範圍內都十分罕見的水運碼頭遺蹟。灰溝和水濱淤積層內出土的大量遺物，宣示了遺址群在良渚晚期仍然是一個富足的社會。這些如約而至的考古發現使遺址群“良渚晚期衰亡說”遭受到致命的打擊，輝煌的莫角山時代似乎延續到了良渚晚期。
時至今日，我在良渚這塊土地上奮戰了約20年，良渚遺址群內的大部分考古項目我都是親身經歷者，良渚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帶著這份特殊的情感，懷揣實踐中累積的大量信息和資料，我欣然接受了杭州良渚遺址管委會的約請，擔綱“良渚文化研究叢書”之一《湮滅的古國故都——良渚遺址概論》的編撰，同時也向省哲學社會科學院規劃辦提出申請，將本書列入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系列叢書。謹以此書獻給熱愛良渚文化的各界人士，也為我的前半生畫上一個句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趙嘩2006年12月
序言
1936年，西湖博物館年輕的學者施昕更躑躅於故鄉良渚鎮的田間地頭，竭力探尋先民留下的遺物，試圖揭開一個頻繁使用黑陶的遠古文化。
1959年，這個遠古文化被命名為“良渚文化”。稻穀、玉器、刻紋黑陶、竹編器物、絲麻織品等，都被認為是它代表性的物質文化成就。在環太湖流域——東臨大海，南抵寧紹平原，西及寧鎮地區，北越長江的廣袤地域空間內，良渚文化頑強存續了1000餘年，大約從距今5300年直到距今4200年。
自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首次揭示良渚大墓以來，有關良渚文化的考古挖掘常有驚人的發現。從特意建設的貴族墓地，到長期沿用、密集布設的平民墳區；從氣勢恢弘的宮廟基址，到河道穿越的水鄉村落；從高大規整的方形祭壇，到僅見動物骨架或填埋紅燒土塊的祭祀坑——大量規模不等、功能各異的良渚文化遺址被一一揭示出來，它們所匯聚的各種信息不斷強化和豐富著人們對良渚文化物質和精神內涵的認識。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良渚文化的先民們曾經創造了一個盛極一時的社會。
大多數學者認為，良渚文化已邁入文明的門檻，有了初級階段的國家機制。這樣的政治實體，研究者稱之為“古國”。超大型禮制性中心遺址、墓葬所折射的巨大貧富分化和等級差異、以玉器為主要載體的禮儀系統、龐大土建工程所需的社會組織結構，無不體現了王權的特徵。以神人獸面圖符為象徵的神靈崇拜，顯現了這個原始國家的神權性質。這個圖符也被視為“神徽”，它是良渚時期太湖流域整個文化共同體的族群標誌。隨著地下考古資料的不斷湧現，良渚文化被列入中華5000年文明史源頭的理由顯得更加充分，它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深遠影響也日益彰顯。
這個以“良渚”命名的古代文化，它的權力重心就在今天浙江省杭州市北郊的餘杭區良渚鎮一帶。山地與平原交接、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及自然環境養育了一方先民，這些先民在良渚地區創造了令人驚嘆的人類文明，留下了數不盡的活動遺蹟和人工製品。面積約30萬平方米的長方形巨型高台莫角山，是目前所見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良渚文化中心遺址。反山12號大墓卓然超群的顯赫隨葬品，炫目中散發著至尊的霸氣；眾多類似高貴的墓葬齊聚，使反山墓地成了名副其實的“王陵”。依山修築的瑤山及匯觀山祭壇之整飭和考究，在良渚文化分布圈內，迄今無出其右。體量龐大、形狀修長的塘山也為別處所未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層層的謎團。保存著墓地、居址、“井”字形木構水井和窖藏的廟前遺址，展示了一個水鄉村落綿綿不絕的生活畫卷。近年發現的卞家山雖然是普通的臨水聚落，卻出土了一批貴族墓地都難以保存的鮮亮漆器和黝黑陶器。現在我們知道，在這片山地邊沿的沖積土壤上，良渚先民的身影幾乎穿越了良渚文化發展的整個時段，並且持續強盛了數百年。良渚地區成了良渚時期無與倫比的浩大都邑，這裡存留的各類古代遺蹟和遺物，其規格、數量和品質都遠遠超出了其他地區。它所演繹的古國文明的燦爛輝煌，足以表明三代之前的遠古中國，南方文化的各種成就絕不遜於北方！
是什麼原因誘使良渚先民在良渚地區延續如此漫長的歲月，又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在這裡執著地生存下去？答案或許就在那些並不起眼的土丘里、農田下。那些沉睡了數千年的房舍墓穴，那些默默無語的玉石陶木，經由考古人員的發掘和考證，都將慢慢復甦。當我們循著考古學者的引領，推開歷史之門回到四五千年前，這個神秘的古國會忽然變得可以觸摸。飄渺的表象下閃動著溫情有趣的生活片段，今天的我們仿佛依然能走在良渚先民的古道上，依然能呼吸到那時濕潤的空氣。許多超出我們生活和經驗的物象，都將跨越時空得到詮釋。正如西拉姆所願：乾涸的泉源將恢復噴涌，遭人遺忘的東西將被人理解，死去的將轉世還魂，歷史的長河將重新流淌。在追溯歷史的大喜大悲中，我們總能獲得力量和信心。
今天，良渚地區的遺址點已發現130多處，它們集中分布於良渚、瓶窯兩鎮毗鄰區域4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它們的密度是那樣大，以至於我們可以把它們看成是一個大遺址。狹義的“良渚遺址”或“良渚遺址群”已成為這一大遺址的特指稱謂。每當提起它，我們就會聯想到權貴雲集的都城，聯想到氣勢恢弘的廟宇，仿佛一夜之間這裡就會燃起祭天的篝火，響起征戰的號角。
是的，良渚先民對神靈的敬畏超乎我們的想像。無處不在的神人獸面圖符像幽靈一樣飄蕩在人跡所至之處。古良渚人選擇依附神靈的方式確立自己世代相傳的文化模式，在神性的光環下，他們編織起一套縝密的禮制系統，以此決定人的職權和地位，以此集中社會財富，以此調動大批勞役堆建各種大型工程。在這裡，原始宗教猶如潤滑劑，維繫著階層分化日益明顯的複雜社會的和諧與安寧。
良渚先民對神的崇拜幾乎都流露在了玉器上。在玉器製作上不計代價的行為方式，足以表明他們對待玉器就像對待神靈。對玉器的任何削磨和雕琢，都傾注了虔誠的願望。在這樣的精神支配下，古良渚人造就了一支精湛的制玉隊伍，也使這一時期的玉器製作業達到了人類治玉史上的一個高峰，玉器成了良渚文化物質寶庫中最耀眼的明珠。
與此同時，在日漸成熟的犁耕稻作農業基礎上，制陶、研石、紡織、髹漆、木作、土建等技術門類也得到了長足發展。一些器物在今天的人看來不可思議，更多的器物卻能穿越歷史的時空讓我們產生共鳴。我們甚至從鑲玉漆器、彩繪漆器和刻紋黑衣陶等精緻器皿上，也看到了禮制留下的烙印。
良渚先民用神靈構築起全新的社會秩序，用虔誠創造出紛繁的物質財富。他們的強盛和繁衍得益於宗教意志的凝聚作用，同時也受制於這份宗教體系的僵化和迂腐，最終走向滅亡。它留給我們的不僅是讚嘆和驚喜，也有太多的疑惑和傷感！
良渚文化以及匯聚其精華的良渚建築群雖然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但它所創造的物質成就和精神內涵已通過各種方式融入了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今天的人們依然能感知到這個古老文化的巨大穿透力，依然能在現實生活中領悟到良渚古國所傳揚的諸多文明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