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間宗教之一，白蓮教分支。山東兗州壽張党家莊王倫（？～1774 ）繼張既成，而為教首，以谷陽縣為根據地，自稱曾遇異人傳授符籙，能召鬼神，又聲稱黑風劫將至，入教即可避禍。廣招徒眾，奉彌勒佛、無生聖母，聲稱聖母降生，刀槍不入。教內分文、武兩場，文場之徒眾稱為文弟子，習運氣練功，不許退教；武場之弟子稱為武弟子，習拳棒，可半途退教，稱為太平去。該教流傳於山東、河北等地，乾隆初年，即于山東省西方農村中召集信徒，舉行宗教集會。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倫曾領導徒眾作亂，稱為清水教之亂，或稱王倫之亂。〔剿捕臨清逆匪紀略、聖武記（魏源）〕
本論文研究的範圍，限定在乾隆後期的八卦教（主要探討其異名同教清水教）。乾隆朝是“康乾盛世”的最後一個時期，在整個清代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這一歷史時期中，乾隆皇帝大力加強了對於秘密教門的治理，八卦教屬於秘密教門，對於八卦教的研究，我們首先要分清的是秘密教門和宗教在本質和功能上的不同，用恩格斯的話來說：“一切宗教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1]宗教是人們在對自然界感到無能為力時，幻想出一種超自然的神靈的存在，對其加以頂禮膜拜，以祈求能夠得到保護和庇佑。而秘密教門雖然大多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現，但它在本質是少數處於被壓迫地位的不肯向命運低頭的人，以宗教信仰為紐帶組成的一種民間秘密結社。他們的創立者和參加者多希望通過秘密教門這種組織，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者是經濟方面的某些要求，秘密教門多起源於異端教派，一般它們具有反現實社會和反對時政的特點。秘密教門不是宗教團體，而是一種披著宗教外衣的民間秘密結社。八卦教是清代秘密教門中影響非常大的一支，也是在華北地區最有影響力的一支，從康熙初年建立一直到嘉慶中期，時間跨度非常廣，康、雍、乾和嘉慶時期，清政府對八卦教的打擊始終都沒有間斷過，八卦教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恰好反映了當時深刻的社會矛盾和清政府的嚴重的統治危機，反抗鬥爭是深重社會矛盾的直接的表現方式，從秘密社會的角度來研究八卦教，藉此了解當時的社會，是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的。八卦教作為一個秘密教門，在整個清代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作為其異名同教的清水教，在乾隆後期才出現，到乾隆末年基本上被鎮壓殆盡，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發展過程。但在乾隆後期的整個華北地區，清水教作為八卦教的一個異名同教，是最有影響的一個秘密教門。
關於八卦教的研究，目前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如秦寶琦老師的《中國地下社會》和《中國秘密社會》等著作，馬西沙老師的專著《清代八卦教》，此外山東大學的路遙先生也在其著作《山東民間秘密教門》中做過研究。而對於清水教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專門的著作出現，對於清水教的歸屬問題，目前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定論，一些日本學者把清水教說成是八卦教中震卦教的一個別名；馬西沙老師把清水教看作八卦教的一個異名同教，這裡筆者採用馬西沙老師的觀點，將清水教看作八卦教的一個異名同教。清水教是八卦教的異名同教，這裡有必要作一下解釋：首先，清水教的入教儀式用三盅清水磕頭；另外，從乾隆朝《朱批奏摺》和《軍機處錄副奏摺》所載史料看，也可以證明清水教是八卦教的異名同教：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山東巡撫徐績的奏摺中寫道：“清水教本由東省傳播蔓延，前經緝獲之逆犯王中，雖已正法，今豫省審處教首劉姓其人，與逆書所云‘周劉戶’字樣相合。”[2]又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日明興的奏摺中寫道：“吳克己籍隸河南確山縣，寄居山東曹縣，於乾隆三十六年間投已故菏澤縣人布偉為師，入已正法單縣人劉省過等清水教。”[3]從以上兩個史料可以看出，乾隆中後期的清水教是八卦教的一個異名別教。
一：乾隆後期山東的社會矛盾
山東地區自清軍入關以來就處於長期的戰亂狀態之中。1644年3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崇禎自縊於景山，明朝從此基本退出歷史舞台，（南明政權在清軍入關後被很快鎮壓）。然而在吳三桂和清軍的聯合夾擊下，李自成很快失敗，逃離紫禁城。5月清攝政王多爾袞進軍北京。當時的中國處在嚴重的戰亂狀態之中，人們流離失所，國家景象殘破不堪，一片蕭條。山東地區的明朝官僚大多在清政府的招撫政策下相繼投降，但清政府所採取的劫掠和剃髮政策，使得山東地區的底層民眾“怨聲載道”，造反事件此起彼伏，勢如燎原。山東地區從清軍入關以來就有反清的歷史傳統，可謂源遠流長。清政府在入關之初所採取的殘酷政策，使得山東人民具有了強烈的復仇心理，他們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抗清鬥爭。
到乾隆後期，清帝國已經度過了它的鼎盛時期，“康乾盛世”已經結束。各種社會矛盾較以前更趨尖銳。乾隆皇帝所作的很多事情都是出於“邀譽”的目的。六下江南、十全武功等一系列事件，不斷揮霍著康雍時期所積累起來的財富。當時天災不斷、土地兼併嚴重、人口激增和物價飛速上漲。底層社會動盪不安。華北地區的情況更是如此，山東更是重中之重。據《山東通志》記載，乾隆中葉山東的情況：……往時東省農民稱貸，富戶加息四五分尚肯償還，是以小民挪借有資，不至流離失所。今即取息二、三分，借出不還。……有餘之家，恐為所負，不復出借，……。貧戶仰叩無門，不得不求食他鄉。[4]而乾隆中葉，華北地區的土地兼併嚴重，已到了無荒可墾的程度。土地的相對不足導致了全國各地之間人口流動頻繁，清政府從入關伊始就採取了鼓勵開荒的政策，下表清政府歷年墾荒的數字：
| 順治十八年（1661） | 5，493，376頃 |
| 康熙二十四年（1685） | 6，078，430頃 |
| 雍正二年（1724） | 6，837，914頃 |
| 乾隆十八年（1753） | 7，081，142頃 |
| 乾隆三十一年（1766） | 7，414，495頃 |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在乾隆朝，政府開發荒地是卓有成效的。但乾隆中葉的田畝數相對於當時的人口數來說，是相對不足的。乾隆時期人口的絕對增長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全國範圍內，乾隆六年時，全國人口達一億六千萬，而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全國的人口數是三億一千萬；山東省的人口，到嘉慶十七年的時候達到了兩千八百多萬，較之乾隆十八年的一千二百多萬，增長了一倍還多。當時的土地兼併程度是相當嚴重的，據《皇朝經世文編》載：“今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米接濟。”[5]“民以食為天”，廣大下層民眾連基本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反抗鬥爭是在所難免的。
乾隆中葉人口的增長異常迅速。人口的增長速度大大快於土地的開墾數，全國很多地方出現了災荒，乾隆皇帝雖然給予接濟，下層官員層層剋扣，接濟物品到百姓手中時往往是杯水車薪；地方官員貪污腐敗，加重對人民的盤剝，階級矛盾尖銳，山東廣大底層民眾間存在著對清政府的極為不滿的情緒。這從當時的工科給事中李漱芳給乾隆皇帝的摺子中可見一斑。奏摺寫道：“查山東省壽張縣奸民聚眾滋擾一案，臣於三、四月間即聞進京人傳說，各路上因雨澤稀少，麥收欠薄，行旅車馬，動輒十數人圍繞，不能行走。所冀者秋收在邇，可資接濟。待五六月後，雖節次得雨，總未透足。歲既不登，而地方有司又復粉飾相沿，收成分數，捏報七、八分不等。撫字無聞，催科日蹙，以致不法之徒，乘機起釁。雖曰奸民，其實大半皆無告之饑民，激而成之也。”[6]奏摺中雖然說的是王倫清水教起義的一部分原因，但從這個奏摺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當時土地兼併嚴重，人口急劇增長，在遙遠的西北部，大小金川相繼叛亂，清政府耗費了大量的財力，賦稅較以前更加繁重，貪官污吏的勒索敲詐，王倫清水教起義首領孟燦在受審時提到了他們起義的原因：“因年歲欠收，地方官妄行額外加征，以致激變。”[7]可見，當時山東地區的社會矛盾已經到了不可挽回的程度，農民起義的爆發在所難免。
乾隆後期，民間教派和秘密結社活動遍布全國，活動頻繁，大量的新教派不斷地湧現，“乾隆二十年以後民間宗教和結社多達199種之多”[8]，在乾隆時期，尤其是後期，出現了民間教派與武術團體的結合。教門有著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共同的信仰，武術團體則具備了進行武裝反抗鬥爭的技藝，這種結合，在王倫清水教起義上表現得非常明顯。這種民間宗教和武術團體的結合，也是清水教農民起義的一個特點。
二： 山東八卦教的由來與發展
2.1八卦教的發展歷程
康熙初年，劉佐臣在山東單縣創立五葷道收元教，也叫五葷道或者收元教。也就是後來的八卦教，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空子教”、“儒理教”、 “清水教”等別名。關於八卦教的淵源，目前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認為八卦教來源於聞香教；另外一種說法認為來源於紅陽教；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八卦教來源於一炷香教。實際上，八卦教的創立都受到了上述這三個教派的影響。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代的檔案中，有關於八卦教最重要發展歷程的記載：“山東單縣人劉佐臣於康熙初年倡立五葷道收元教，編造《五女傳道》等邪書，分八卦收徒斂錢。劉佐臣物故後，伊子劉如漢、伊孫劉恪踵行此教。劉省過系劉恪之子，接充教首。”[9]在這個記載中，明確記載了八卦教的教名、創教人、創教時間和傳承情況，劉佐臣在創立八卦教初期，並沒有明顯的“彌勒救世”的信仰，而是注重儒家思想，同時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強調修煉內丹。初期八卦教念誦的主要的經卷是《五女傳道》，其主要內容是觀音、普賢、白衣、魚蘭和文殊五位菩薩化身為五個村女，用不同的勞作方式來比喻人體內部修煉內丹的情況。在整個康熙年間，八卦教在河南、山東、直隸一帶廣為流傳，除了劉姓子孫所傳的八卦教本支之外，離卦教、震卦教和坎卦教（劉佐臣創教之初只有這三個支派卦教，其他的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步創立）也得到了大的發展。後來八卦教的領導核心除了山東單縣的劉姓家族外，又出現了山東菏澤的王姓家族、河南商丘郜姓家族。八卦教在劉恪、劉省過執掌教門時，形成了“內安九宮，外立八卦”的健全的組織形式以及完整的等級制度，教內尊卑有序、職責分明。到乾隆中葉，八卦教發展成為一個由世襲的傳教家族把持的教門，主要的有教首劉家、離卦郜家、震卦王家、侯家、布家、坎卦張家等。教內設有先天、中天、後天的牌位，象徵著八卦教的創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劉佐臣創教之初，尚未建立起八卦組織，僅有坎、離、震三卦。執掌離卦教的是河南商丘人郜雲龍，他的五世孫郜添佑有供詞：“高祖郜雲龍從前原是山東單縣人劉老爺的門下，那老劉爺原是彌勒佛轉世，高祖從他得道，叫透天真人。劉老爺派高祖主掌離卦教。”[10]執掌震卦教目前學術界存在著兩種說法，一個是劉佐臣將震、卦坎教的執掌權給了侯堂，另外一種說法是將震卦教權傳給了王容清，王容清故後，由其長子王中接傳，這裡筆者採用第二種說法，乾隆三十七年的王中 可以作為一個證據。到劉儒漢時，“所收之徒分為八卦，每卦以一人為卦長，二人為左乾、右支，以下具為散徒。每卦各自收徒，所收之徒，各出銀錢送與卦長，卦長匯送與教主，多寡隨便。”[11]可見，八卦教在劉儒漢時就開始聚斂錢財。此後，從康熙初年八卦教的創立到嘉慶二十二年，劉姓家族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在一個半的世紀中傳承六代，到乾隆後期，山東地區的八卦教主要有以下幾支：山東金鄉的艮卦教和震卦教，教首為張靜安（後艮卦教為張玉成、張靜安父子；震卦教為王中）；山東單縣的巽卦教，教首為張炎。
| 年月 | 乾卦首 | 坎卦首 | 艮卦首 | 震卦首 | 巽卦首 | 離卦首 | 坤卦首 | 兌卦首 |
|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 | 張姓 （河南虞城） | 張柏 （直隸容城） | 張靜安 （山東金鄉） | 張靜安（山東金鄉） | 張炎（山東單縣） | 郜大（郜永福）（河南商丘 | 陳善山（直隸東明） | 陳善山 |
|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 | 張柏 | 張玉成、張靜安父子 | 王中 （山東菏澤） | 孔萬林（山東曲阜） |
從上表可以看出，到乾隆中後期，八卦教的發展以山東為中心，大體分布在山東、直隸、河南等三個地方。在乾隆後期，八卦教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已經發展尤其是組織上已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且這時候八卦教從其傳教活動來看，叛逆的跡象已經顯露。王中、劉省過案中的悖逆詞句、王倫起義中所提的政治口號，都說明他們已有了明顯的政治目的，推翻當局統治，來實現自己稱王稱帝的政治野心。
2.2八卦教的信仰、組織體系、劫變觀念、丹道和讖緯思想
八卦教的信仰：八卦教的十六字真言：“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八卦教從“真空家鄉、無生父母”信念中產生出對太陽的崇拜，同時對孔子極為宣揚，八卦教對儒學的崇拜可以從他們的《上大人歌訣》中看到：“上大人，生中國，人不知，山東曲阜來下世。領定三千眾弟子，內有七十二賢士，燕南越北埋名字。落貧家人人不曉，到後來認祖歸根。邱已巳，是孔聖，燕南走，度眾生，臨凡下世轉三性，三星地上來出現，早見無生拜世尊，嬰兒見母心鏇動。……”[12]劉佐臣創教之初並未將孔子的地位上升到佛，經過後來的發展，孔子的地位才慢慢地提高，劉恪、劉省過時，教內宣揚“五聖”，孔子臨凡下世教化了顏回、曾參、子思和孟子。這四個人加上孔子，稱為“五聖”，他們崇拜的聖帝老爺實際上指的就是太陽，八卦教要求教徒每天都要禮拜太陽：太陽初升向東磕，中午向南磕，日落向西磕。每年上供五次。
八卦教的組織體系採取“內安九宮，外立八卦”的形式。在《八卦教理條》中，世界被分為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等八卦，分別代表西北、西南、正東、東南、正北、正南、東北、正西八個方位。八卦就是八宮，加上中央就是九宮，而五行中水、木、金、火、土以土為尊，九宮以中央為中心。八卦教以劉姓教首為尊，劉姓家族從來不執掌八卦中的任何一卦，他們一直居於中央宮的地位，支配著其他八卦教派。劉姓家族的人一般充當教主，下設分卦卦長。卦長之下設六爻，掌爻的封號稱為指路真人，指路真人下面是開路真人、擋來真人、總流水、流水、點火、全仕、傳仕、麥仕、秋仕等職。[13]不同的教職有不同的地位和許可權，“全仕可以傳授徒弟，流水可以經營賬目，真人可以動用銀錢。”[14]真人被卦長賜予“瑤數銅刃赤劍”有很大的權力，可以裁處某一地區的全部事務，“可以執掌教內生殺之權”[15]。點火負責出錢人的名單，用火把名單燒了在陰司記賬；傳仕是專管送信的人員；而麥仕、秋仕是最低的教職。在教內的地位最低，只有來世才可以得到好處，“秋仕托生秀才，麥仕托生舉人。”[16]教內按“功行”的大小來確定職位的大小，“功行”的大小主要依據招收徒弟的多少來確定。
八卦教的劫變觀念。八卦教將道教、佛教和孔子的儒教三者合一，在這一過程中又將儒家思想宗教化，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其教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開始八卦教在前代思想的影響下，崇尚“存天理，滅人慾”。但到後來，由於佛、道兩家思想對於齋戒方面的限制不利於八卦教發展教徒。八卦教的教規由原來的戒五葷改為戒殺、戒盜、戒淫、戒毀、戒欺等五戒。同其他教門一樣，八卦教教內也充斥流傳著關於劫變的思想，他們認為個人的命運被一種外部神秘的力量所操縱，人們時時刻刻處在一種恐怖的環境下，只有救世主的降臨才可以拯救他們。八卦教推崇前代流傳的三劫應世說，默念“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的咒語，他們崇信無生老母在青陽、白陽、紅陽三個時期，分別派燃燈佛、釋迦佛、如來佛下世，讓他們收渡九十二億芸芸眾生回到天宮，也就是他們所說的真空家鄉。劫變的思想一般被教首們用來作為發動起義的政治口號。王倫發動清水教起義也用了劫變思想，起義前就散布謠言說將有四十五天大劫，從他者可以免災。劫變觀念從側面反映了底層社會的不安和人們的危機感，也是秘密教門教首們用來發動農民進行反抗鬥爭的工具。
八卦教的讖緯和丹道思想。讖是隱語和預言，緯是用晦澀的語言對經書所作的解釋。讖緯思想在戰國時代就已經流行，西漢時讖、緯出現合流，在兩漢三國時期成為了一種社會流行的社會思潮，由於它比較晦澀，是一種預言式的經文，到清代中葉時，清廷依然發現民間宗教的讖緯經書，如《唐朝袁天罡》、《李淳風石碑》，清當局於乾隆三十七年鎮壓王中、劉省過教案後，在教徒孔興己家中所搜出的一本無名邪書，實際上就是一種讖緯思想。它用宗教預言的形式指明了清朝滅亡的時間。八卦教首們可以用讖緯思想來發動和蠱惑下層人民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
三：清水教的發展歷程及起義事件
3.1王中、劉省過教案
據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軍機處檔》，清水教創自於王中：王中是山東菏澤縣人，讀書未成。後學醫，乾隆三十六年做了《行善書》，以騙取錢財度日。在家中供有先天老爺、中天老爺、後天老爺的牌位，又在牌前供奉清水三杯，取名清水教。後來王中將《行善書》傳於親戚王振，後來又傳到龍居涇等人手中。龍居涇又將《行善書》傳給李孟炳、李孟鑲兄弟。王中在傳教過程中尊劉佐臣為“先天老爺”而自己是“後天老爺的兒子”，把自己提高到與劉佐臣相當的教主地位。同時尊劉佐臣為清水教教主，將清水教納入了劉佐臣八卦教的範圍。乾隆三十七年，李孟炳在河南臨潁地方傳教時被清當局抓獲，在對李孟炳的審訊中，王中、劉省過被牽涉其中，是年三月，清政府捕獲王中，在其徒弟諶梅家中搜到一本邪書，乾隆皇帝閱讀邪書後，發現裡面的“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和“也學太公渭水事，一鉤周朝八百秋”等句。在前一句中，“平明”中的“明”字有被修改過的跡象，乾隆認為這幾句話是謀大逆。要求地方當局嚴加查辦，在對龍居涇等人的一再審問下，清朝當局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證明了乾隆皇帝的懷疑並不是空穴來風，“平明”中的“明”字確實由“胡”改來。這樣，這一個一般的傳習邪教的案件在性質上發生了大的變化，成了乾隆皇帝所深惡痛絕的“謀逆”事件。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在對李孟炳的審訊中，李孟炳供詞：“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小的與同教張勤說起興教的人，張勤還說王中還有個老教主姓劉，住山東單縣東門城裡。劉姓是個監生，祖上做過官的人，王中是其分支傳教的人。”[17]這樣，清政府將重點轉移到了劉姓教主身上。是年五月王振的供詞：“王中系單縣監生劉宗禮之徒，惟王中能入老教主家，餘人不能與老教主見面。”[18]這樣，清政府就查明了劉姓老教主就是劉省過，五月初將其拿獲。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山東按察使國泰在寧陽縣和鄒縣分別拿獲孔萬林和秦舒，在孔萬林家中搜到“詞語一紙，奇門書四本”[19]。同時，地方當局在單縣拿獲劉省過。據劉省過供：“劉系捐納縣丞，伊曾祖劉佐臣，於康熙五十八年因邪教犯案奉緝拿病故。”[20]十二日，山東按察使國泰親抵山東單縣，在劉省過家中查出大小瓶罐二十七個，銀子一萬兩千四百多兩。對於劉省過聚集這么多的財產，國泰首先表明了他的擔心：“劉省過等祖孫相繼傳教，得受伙黨饋贈，坐擁多資”，且“劉姓家道殷實，田莊數處，地數十頃，臣思該犯現銀多至萬餘金，莊田富有。自必均系傳教所得，其黨徒之眾自不待言。”國泰還認為，劉省過能夠聚斂這么多的錢財，必然有邪書來傳播發展教徒，據孔萬林供稱，有五女傳道書藏於孔興己家中，結果國泰在濟寧孔興己家中搜出五女傳道書一本，另外還有一本邪書，在無名邪書中，國泰發現了更為悖逆的話語，如：“走肖木易卯金刀來征戰、八牛火焚幽燕及朝廷離幽燕、建康城裡排筵宴句等。”[21]這幾句話的大致意思是說趙、楊、劉、朱等四姓人起來反抗清朝統治，“建康城裡排筵宴”也就是恢復明朝的江山，這裡帶有明顯的反清復明的意味。對於這樣的教案，清政府必然是嚴加鎮壓，再加上邪書中極為“悖逆”的言論，劉省過被斬立決。妻兒等被押解北京為奴，劉姓及其近親被發放新疆為奴。
王中、劉省過教案後清廷對其餘黨的鎮壓：
王中徒弟高志遠在江蘇沛縣傳播清水教的情況：乾隆三十六年，山東震卦教掌教王中之徒高志遠經常到江蘇沛縣地方賣布，與當地高家坊人楊進逐漸熟識。高志遠說他是八卦教震教內的人，他師傅是山東菏澤縣沙土集人王中，王中有妻袁氏，兒子王子重又叫王朝重。高志遠勸說楊進入八卦教，說入了他們的教，可以獲福免災，他們只需隨意出錢數十文至一二百文即可。楊進禁不住誘惑就入了八卦教。十多年後，高志遠封給楊進“流水”的稱號，讓其收幾個徒弟，楊進遂收沛縣人韓元興、陳林等四人為徒。並每年收他們一二百文錢交與高志遠。高志遠物故後，楊進接任掌教權，乾隆五十三年春天，楊進將從教徒手中收集的錢財兌換成六兩一錢銀子，與郭振同往山東菏澤王袁氏家看望，王子重當時在家，楊進將銀子交給了王子重的侄子王臘兒。五十四年十月間，楊進、郭振等復又將收集到的銀子十二兩四錢，並買沛酒六簍、蝦米兩包，將銀子交與王袁氏並王臘兒。這時乾隆五十三年清水教案發，王子重已被遣配到新疆。王袁氏告訴楊進等其夫及兒子均因傳播邪教獲重罪，楊進等人本想入教可以獲福免災，不曾想他們的教首們卻因傳教而獲罪。頓生悔悟，只給了王袁氏一包蝦米和一簍酒，將其餘的五簍沛酒賣錢買了棉花後返回江蘇。以後告知同教，各自悔過不復行教。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江蘇巡撫覺羅長麟報在該省沛縣，查獲震卦教徒徐經等。這是江蘇拿獲楊進、郭振等後又一次在蘇境內拿獲的八卦教信徒。據徐經供詞：他是江蘇沛縣人，平日賣布為生，乾隆三十七年拜陳林為師，入了八卦教中震卦教，每年給陳林二百文錢，乾隆四十年收徒弟張良成。五十二年，徐經到過山東菏澤王子重家；五十四年三月，復帶大米十斤，同張良成的徒弟蟠龍吉到王子重家將大米交與王袁氏，聽說王子重因邪教事件被充發口外，徐經回後不復傳教。從上述事件可以看出，清水教在乾隆五十年間已經傳播到江蘇範圍內，但傳教範圍不是很大，並且教徒的信仰堅定性不是很高，教徒們鑒於對清廷鎮壓邪教的恐懼而不再傳教或者自行棄教。王中、劉省過教案後，清水教轉入隱形蟄居的狀態，不敢公開傳教。
3.2吳克己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王中、劉省過案件是對清水教的一個重大打擊，而乾隆四十七年清水教再次受到一次嚴重打擊：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鎮壓劉省過、王中教案後，清水教沒有趨於沒落，而是仍然在秘密地流傳，傳教的核心人物是吳克己。吳克己乃是乾隆三十七年王中、劉省過教案的“漏網之魚”，王中、劉省過案時其在外地，未被清廷捕獲。吳克己原籍河南確山縣，後來遷居山東曹縣，乾隆三十六年拜菏澤人布偉為師入了清水教，乾隆三十七年，吳克己迫於劉省過、王中的案子，停止了清水教的傳教活動，乾隆四十五年重新傳教，先後傳徒位榮、李書、李忠等人。吳克己的這些經歷，在他的供詞中有著十分清晰的闡述：他說：“小的六十三歲，是確山縣生長，先到菏澤住過幾年，如今在曹縣黃家莊住。小的習的這清水教，就是白蓮教。小的師傅叫布偉，是菏澤縣盧敦集的人。”“小的轉教（傳）位榮，他又傳李書、李鍾，徒弟們入教念咒語，只是口傳並沒有經本，小的還能默背。至入教之人，必須先送謝禮，自三、四百文起至七、八百文及一千文不等。”[22]吳克己恢復傳教以後，對教義沒有什麼大的發展，基本上沿用其舊習邪說。據其徒位榮供稱：“小的師傅吳克己入教的時節，只用三盅清水磕頭，所以叫清水教，又名白蓮教。”[23]但是他的弟子李步雲等則對教義、教規作了較大的發展：入教時由教主傳給《靈山禮四象歌〉，宣稱：“入了這教，有飯吃，就荒亂也不怕。”[24]還要求徒眾們出錢給“上頭祖師”以便“安排戶口”。聲稱“安排戶口，逐戶往來念咒消災難，將來必有好處”[25]，教內還以“乾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為《九經》；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為《八書》[26]，“能顧劫數”，“不怕水旱荒亂”，藉此“哄誘（教徒）出錢”。[27]經過吳克己及其弟子幾年的努力，清水教在山東菏澤、單縣、曹縣一帶又逐漸恢復。他們在教內建立嚴格的等級制度，“誰傳的人多，就賜與他大執事的職份，這大執事是最體面的，管著很多人。”[28]“大職份管人，系做教主傳教的意思。管的人多，就如做官的一樣。”[29]從以上供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清水教較以前所多出的明顯的政治目的，這離起義的爆發必然越來越近。
乾隆四十七年，山東當局再次在曹縣、單縣一帶發現清水教的活動。是年五月十六日山東巡撫明興的奏摺中寫到拿獲單縣崔廷珍等二十二名邪教教徒，據崔廷珍供詞稱：“我念得是《靈山禮採茶歌》，還有《九經八書》。（這教）誰傳的多就賜予他大事職份，這大事職份是最體面的，管著許多人”[30]清廷繼續查究，在菏澤、曹縣、單縣等地方又查獲許多清水教徒，並查清其教首乃為布偉。布偉在世時在王子重教下做指路真人。布偉死後其子布文彬接任教職，此時的清當局並未弄清楚其間的關係，以為布偉死後，充任教首的是吳克己，而嚴審吳克己，清廷將吳克己處死，乾隆四十七年的這次教案，清當局雖然將布偉的三個兒子布文彬等抓獲，但是並沒有審出布文彬乃是震卦教的頭目，布文斌只是被發配到廣東。
乾隆五十三年河南彰德府緝獲邪教徒五十餘名，據供稱這些人以劉臣為師（劉臣於乾隆五十三年在直隸磁州因傳震卦教被拿獲），同時被拿獲的還有王子重。（乾隆五十三年河南彰德抓捕的震卦教徒，在嚴刑逼供下供出了王子重，王子重在山東被捕）乾隆三十七年王中、劉省過教案後，王子重即接管震卦，（在乾隆三十七年和四十七年的兩次清水教案中，王子重都僥倖逃過。）據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八日河南巡撫畢沅的奏摺，劉臣所傳的震卦教是乾隆三十七年山東王中所傳清水教的一個支派：劉臣：“傳授愚門弟子等歌詞，指太陽為聖帝，每日三次叩頭，每年五次上供，謂能消災祈福。又自認單縣劉洪分支，已經犯案正法王中為後派。因劉洪家向有先天、中天、後天稱呼，即呼王中為後天的王老爺，通名各俱自稱後天王老爺之徒。”[31]在乾隆五十三年的這一教案中，清廷仍未查明王子重的震卦卦長的身份。而僅是以其是王中之子而發配到廣東德慶州。
王子重、劉照魁興復震卦教案：這一案件中清廷徹底將王子重、步文彬的身份查明，由此可以說清水教中震卦教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劉照魁：陝西渭南憑信鎮人，父親劉學友早故，母親祖氏改嫁，自幼窮苦無依，曾跟渭南縣人牛炳學習變戲法，乾隆三十五年出外謀生，在四川、青州、雲南等處飄蕩了十多年，乾隆四十九年來到養立州，在軍犯劉書芳處居住，劉照魁得知劉書芳系犯了山東單縣八卦教被發配而來，問劉書芳八卦教有何好處，劉書芳告訴他：“入了這教，可以消災免禍，不但今生獲福，來世必得好處。”[32]劉照魁因此入了八卦教。劉書芳口傳他八卦教教理。乾隆五十年，劉照魁受劉書芳之託，從養立州出發到山東單縣送信，於五十一年重新回到養立州。乾隆五十三年，劉照魁又出於同教的同情，將同案被發配到廣東的李大志、魏榮的骨殖送回山東，劉書芳告訴他可在路上探望廣東德慶州的步文彬，途中，劉照魁在步文斌處住了十餘天，步文彬將其收為義子，並托其帶書信給其妻步蕭氏。同年年底，劉照魁來到山東，然後在步蕭氏家幫忙務農。乾隆五十四年冬，步蕭氏讓劉照魁帶錢給菏澤縣北袁莊的王袁氏，王袁氏的丈夫就是乾隆三十七年犯案的王中，王中被正法後，其子王子重繼任震卦教的掌教，因犯案被發配到新疆的喀什噶爾，王袁氏給了劉照魁二十四兩銀子，讓他到新疆去探望王子重，劉照魁從乾隆五十五年從山東起身，用四個月的時間走到了渭南，然後出口到達庫車，見到同教遣犯毛有倫；在阿克蘇見到周法才、周進；在葉爾羌見到屈進河、申文成、宋明。以上六個人托劉照魁說他們仍善心未改，見到王子重後幫他們討要封號。十月十六日，劉照魁終於見到王子重，王子重留他住了一個月，把八卦教內詳細的情況說與劉照魁，並因他有功，封他為“東震至行開路真人”，同時封毛有倫等六人“全仕”的名號。王子重給了劉照魁十二兩銀子、一匹馬讓其回到山東復興震卦教（清水教），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劉照魁回到渭南後被告發受擒。乾隆五十六年發布上諭，嚴令新疆巡撫明亮等嚴加查拿教犯。乾隆皇帝認為，王子重等人在新疆等復興八卦教，竟敢設立封號，誘煽匪徒，並有銀兩、馬匹等財產，八卦教組織必在新疆等地有大的發展，乾隆皇帝嚴令明亮等細心查拿根究，勿使八卦教徒漏網。到乾隆五十六年末，王子重、劉照魁、劉書芳、布文斌等主要傳教者或者被殺或者被拿獲關押在北京刑部大獄，此外，王子重之母王袁氏、其妻王王氏、他的三個兒子王大科、王二科、王三忙等據遭“緣坐”，這樣，以王、布為首的清水教世襲傳教家族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
王子重、劉照魁復教案中，王子重曾托劉照魁給予因教案被發配到新疆的屈進河、毛有倫等“全仕”的封號，毛有倫原是前震卦教劉臣的徒弟，劉照魁被王子重封為“東震至行開路真人”後，封毛有倫等“全仕”的封號，劉照魁交給毛有倫一本《嘆眾生勸世文》，並讓其傳徒斂錢，毛有倫知道劉照魁已是“開路真人”，毛有倫遂收同案被遣的張明好等七人為徒弟，並賜給他們“麥仕”、“全仕”的稱號。並傳給他們歌詞，稱他們為：“東方震卦後天王老爺之徒”。“三頭磕開天堂路。一炷信香到天宮”[33]儀式跟以前王中、劉省過所傳清水教一樣。張明等原系河南彰德府內黃縣人，因乾隆五十四年教案被發遣新疆為奴。毛有倫等在發配之所復興邪教案也於乾隆五十六年被查獲。乾隆五十六年河南巡撫穆和蘭查出屈進河、周進等曾寄信給河南臨漳縣的周有、孫貽恭、杜三元等人。遂順藤摸瓜查出周有之已被正法的兒子周明於乾隆四十一年入八卦教，拜師傅大名縣人劉彥。並發展教徒，其父周有、叔周貴、周沛等一併行教，乾隆五十三年案發，周明只供出宋明、其堂弟周德才等共二十八人，周有、周沛等並未供出。周明的義子周進傳徒孫貽恭也未被供出，而屈進河等指名寄信給孫貽恭，讓他們找劉照魁討要封號，河南當局始知周明並未供出全部教徒，又對其嚴加審訊，才供出周有、孫貽恭等人。進一步查出孫貽恭曾兩次到屈進河家送信。清廷對這一復教案件給以了殘酷鎮壓：“劉照魁明知八卦邪教久經破案，分別懲創，膽敢民不畏法，復行入教，潛赴新疆重地，為遣犯王子重暗通信息，受封名號，聽許銅刃赤劍，以掌生殺之權，將劉照魁一犯以大逆共謀不分首從律，凌遲處死，即行正法。”[34]對犯罪發遣之後仍公然傳教授徒得劉書芳、步文彬也給以正法的懲戒。屈進河等六人被原地正法。這樣，在乾隆五十六年的劉照魁案中，河南的清水教徒基本上被鎮壓殆盡。自此可以說清水教已經發展到了盡頭，漸次退出八卦教的歷史舞台，雖然在道光四年，清廷又發現了震卦教的活動，但其影響較小，況且在道光四年的教案中，其傳教教義所剩無幾，教首雖同姓王，但其是否是以前清水教王氏家族的子孫後裔，目前還沒有史料可以論證。筆者認為在乾隆五十六年末，清水教漸次退出歷史舞台，包括以下章節所闡述的王倫清水教和直隸大名府段文經殺官劫獄事件，由於這是兩次具體的秘密教門的反清鬥爭，故沒有按時間順序加以論述。在此申明。
3.3王倫清水教起義
王倫在清水教內對八卦教新的發展：首先，清水教注重練氣，宣稱練氣可以避劫。在練氣方法上與劉佐臣時的方法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們練氣的方法是：“第一口氣咽了，第二口氣往上頂，第三口氣自咽喉下運至大腹、少腹及命門環繞到背脊骨內直至天頂，復自上而下貫入口中，如是者三次。”[35]王倫清水教提倡練氣內息法、外息法兼用，練氣的同時還服以清水。王倫在發動清水教起義之前家庭經濟已處於小康水平，“王倫家庭小康，有土地一百五、六十畝，十五間瓦房，雇有長工代為耕種。”[36]他不像以前的八卦教首以聚斂錢財為主要目的，在組織上也不由家族來執掌教權。王倫能文能武，且具有一定的組織才能，洞八卦、知天文地理，他看到了下層民眾的反抗要求。對清水教教義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實現其政治野心為目的。
乾隆三十九年（1774）爆發的山東王倫清水教起義是清中葉華北地區最早的一次具有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清水教作為八卦教的一個異名同教，他拉開了以後更大規模的農民戰爭的序幕。王倫，山東壽張縣党家莊人。（馬西沙老師在《中國民間宗教史》中說王倫系山東陽穀人。）生於雍正末年，身材比較矮小。王倫共有兄弟姐妹6人，在俞蛟的《臨清寇略》中對王倫的描述如下：“倫，陽穀人，貌魁岸，性狡詭，多力有拳勇。嘗為縣役，因事責斥，無以為生，遂抄撮方書，為人治癰瘍頗驗。擇受病男女支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願為義子、義女為報。又詭稱遇異人授符籙，能招鬼神諸邪法，以惑愚民。積十餘年而奸黨遍諸各邑。”[37]王倫在乾隆十六年拜張繼成為師入了清水教，乾隆三十年開始招收徒弟，在傳教過程中藉助於為人治病來傳播清水教，不收錢才，很多人感到王倫為人仗義，“均感其惠”，作為了王倫的義子義女，王倫把傳教和治療疾病結合起來，他藉助於為人治療疾病，收了很多徒弟。在傳教的同時，將練氣和練習拳棒結合起來，並將徒弟分為“文弟子”和“武弟子”文弟子練氣，武弟子練習拳棒。武場的徒眾稱為武弟子或者門外弟子，其地位要低於文弟子，在清水教內部組織中，由文弟子控制武弟子，武場用以掩蓋清水教的面目和活動。王倫將清水教發展成為兼有教門和拳會兩種功能的教會組織。王倫的清水教組織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宗教團體，它既有濃厚的宗教信仰，又習練氣功拳棒，在王倫清水教的教內組織中，明顯地表現出了民間宗教與武術團體的結合。清水教成員廣泛學習拳棒功夫，從側面反映出了乾隆中葉底層社會的動盪和不安。華北地區在清初就民風剛勁，不甘屈辱。到乾隆中後期，華北地區尤其是山東已經形成了一個堅強的反抗團體。民間宗教與武術團體的合流，兩者的緊密結合，是乾隆中後期華北地區農民運動的特點和歷史趨勢。在短短的幾年中，王倫傳有五代弟子，有徒眾二三百人，其中收義子十八人，這些人中有梵偉、孟燦等人。這些人後來都成為王倫起義的骨幹，隨著實力的膨脹，加上梵偉等人的攛掇，王倫逐漸有了奪取政權、稱孤道寡的野心。他藉助劫變思想和讖緯預言鼓動人們來反抗清王朝的統治。王倫在乾隆三十七年即著手組織起義，但壽張縣令事先聽到了風聲。對王倫及其集團進行搜捕，起義遂於八月二十八日倉促爆發。
起義的大致經過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王經隆在堂邑張四孤莊、王倫在壽縣當家莊同時起義，當天深夜王倫起義軍攻打壽張縣城，城內守兵紛紛逃離，起義軍很快占領了壽張縣城，後來起義軍又到知縣，縣丞沈齊義拒絕投降，被起義軍殺死。清政府當局得知王倫、王經隆起事後，派地方當局出兵鎮壓。九月初三日，王倫率軍攻打陽穀縣城，起義軍在城內教徒的接應下，順利攻破陽穀，打敗前來接援的惟一和來福。並據守陽穀城。後起義軍又繞過東昌府，攻打堂邑，初四日占領堂邑。起義軍在堂邑“攻城只殺官劫庫，不殺百姓。”[38]起義軍殺富濟貧，後占領臨清土城，九月初八、九日攻打臨清磚城，在擊敗清軍競州總兵惟一和山東巡撫徐績的圍剿後，圍困臨清縣城有十七天之久。山東的綠營兵懦怯無能，早已腐化失去戰鬥力的旗兵更不足以鎮壓農民的反抗鬥爭。乾隆皇帝大為惱火，派大學士舒赫德為欽差大臣，特選健銳、火器二營禁衛軍一千名，由額駙拉旺多爾濟、都御史阿思哈率領，趕赴臨清。九月下旬，清軍大隊麇集，起義軍被包圍在臨清舊城。乾隆又命直隸總督周元理、河道總督姚立德等派兵前往“助剿”。起義軍被包圍在臨清新城，進行英勇抗擊，清軍於東、南、北三面對起義軍進行圍剿，王倫派兵列隊而戰。在清軍強大火力的攻擊下，起義軍三戰皆敗。最後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清軍探得王倫確實住所，派侍衛英濟圖等前往擒捕，兩人扭打在地，另一起義領袖孟燦用短矛刺中英濟圖的咽喉，救出王倫。此後，王倫見大勢已去，舉火自焚。王倫的義女、起義軍中女首領烏三娘，武藝超群，能使雙刀，在戰鬥中帶領十多名女性教徒衝鋒陷陣，烏三娘在堅持了一天后，巷戰中從馬背上躍登屋頂指揮戰鬥，不幸中鳥槍犧牲，年僅二十歲。舒赫德鎮壓農民起義有功，時值冬令天寒，乾隆賞給御用貂尾冠一頂、黑狐馬褂一件，以示恩寵，以後又授為御前大臣，賞戴雙眼花翎，賞給雲騎尉等世職。
王倫起義的影響：
王倫起義給乾隆皇帝以很大的震動，使他感受到了秘密教門領導的農民起義所產生的震撼力量。在鎮壓王倫起義後，乾隆皇帝採取了一系列的防民措施，首先，乾隆皇帝對起義首領和相關的教徒進行了大肆殺戮。乾隆皇帝為了防止以後秘密教門再次發動農民和徒眾舉行起義，採取了大肆殺戮的政策“以示懲戒”。王倫舉火自焚，起義軍領袖梵偉、王經隆、孟燦等都被押往京師凌遲處死。大量的起義民眾被殺，舒赫德帶領官兵自早到晚在臨清城搜捕逃犯，地窖、溝槽等地方都不放過，以致“屍體塞道”。滿兵和綠營兵在鎮壓起義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渙散及戰鬥力的不強，乾隆皇帝感到痛心疾首，認為滿族兵勇“不特有玷滿洲之風，抑亦是非人類”[39]，下令將戰鬥中逃跑的滿族官兵，查到即立即正法，附和者銷去旗籍。其次，乾隆皇帝加強保甲法，以加強對人民的控制。保甲制度在清軍剛入關不久即開始實行，目的是加強對人民的控制。乾隆皇帝沿用了前代的保甲制度，王倫起義的爆發是乾隆皇帝加強保甲的直接原因。周元理、楊景素等人的加強保甲的奏摺，使乾隆皇帝頗為欣賞，清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加強了保甲措施。尤其是在清政府認為最容易藏奸的山東和湖北、陝西、四川三省的交界地區。最後，舒赫德在鎮壓王倫起義以後，給乾隆皇帝上了一個摺子，說鎮壓起義迅速的原因是起義軍沒有鳥槍等器械武器，他聯想到民間私鑄、私藏鳥槍等器械，將是對清王朝的一個很大的潛在威脅，摺子中懇求乾隆皇帝收繳民間私藏的鳥槍。乾隆皇帝接受了舒赫德的建議，嚴厲控制民間鳥槍的鑄造和流傳，甚至連火藥也加以嚴格的控制。上述乾隆皇帝所採取的防民措施，並沒能阻止農民起義的爆發，以王倫起義為起點，以後的農民戰爭如火如荼，川楚陝五省白蓮教起義、天理教起義、血染紫禁城等一系列的農民起義不斷地動搖著清王朝的統治根基。
3.4直隸大名府段文經殺官劫獄事件
段文經，直隸廣平縣張孟村人，原任大名府的皂頭，拜震卦教頭目焦玉坤為師，又拜河南虞城縣孟村李老五為師學習拳棒。以“治病求福”和“學習拳棒”相號召，招人入教。[40]“每逢初一、十五供三鍾清茶，朝上磕頭，說是代免災難，也有咒語。”[41]段文經所傳的咒語中有明顯的政治內容：“漢室孫組王樓關，限他沖廣遇妖魔。水煙（顏）東魯三千里，血染西秦八百坡。蛇頭馬尾容易過，猴頭羊蹄可奈何。賢君若真訊息（疑缺一子），火燒山西定干戈。”[42]（事後清地方當局在許三家中查獲的字條中所寫）。毫無疑問，這個咒語的中心意思是號召教徒們進行武裝暴動，段文經發動武裝暴動的準備蓄謀已久：輿論上，他很早就向人宣揚自己“是龜背，有些異像”，暗示將來可能會臨朝稱帝。此外，段文經還做了物質上的準備，大量傳徒聚斂錢財，要求每位信徒每個季度交納一百文錢。八卦會的另外一個頭目徐克展是段文經的徒弟，直隸元城縣小潭口人，是當地的一個捕快，這樣他就既是清政府的皂頭，又是八卦會首領，在當地有一定的地位和社會勢力，遂萌發了造反的念頭。但“恐同教之人不肯同行，故以救單縣劉洪為蠱惑同教之計。”[43]在直隸，段文經、徐克展等人用劉大洪即劉銓的名義傳教斂財，並以營救劉銓相號召，在大名府殺官劫獄。他們於七月十三日夜裡發動起義，當時的情況：“段文經、徐克展招引同教五十多人，相約在城內許三家匯集，因許三家有空房三間，貼近道署。三更以後，段文經等點香叩頭，各用紅白綢布包頭，由許三家推牆而出，先進道署。熊恩紱聞聲出堂喝禁，並喊人擒拿，群賊執持刀槍，將熊恩紱先後砍扎十傷，熊恩紱回至中堂，倒地殞命。家人衙役驚起拒敵，被殺八名，受傷八名。正打庫門，因見各役漸次眾多，各賊始由大門而出，分赴大名、元城二縣搶劫囚犯。大名縣僅將監獄頭門打開，典史王學書抵拒受傷，內監未動。元城縣已砍入內監，將各犯鎖鐐砍斷。”[44]事敗，骨幹呂棟、劉興邦、李得祿等被捕，參與的大部分八卦教成員被殺或者被捕後遭到殺害。段文經免於難，清廷在直隸、山東、河南等地方展開對段文經的搜捕。從而又查出一些段文經傳教教徒，（下文有述）。而八卦教經過劉佐臣、劉儒漢、劉恪、劉省過等祖孫幾代人的傳播，在直隸、山東、河南等省份擁有大量的信徒，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雖然被清政府屢次鎮壓，但劉姓家族的影響依然存在。由於秘密教門是一個封建性很強的民間秘密結社，深受我國傳統的封建世襲制的影響，他們的教主一般是父死子繼，或者是兄終弟及，傳教過程中教主已被神化，劉姓家族雖然在乾隆三十七年和四十七年幾乎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但教內的骨幹人員仍以劉姓子孫的名義在各地傳教收徒。山東一帶的八卦教骨幹們主要利用劉二洪的名義進行傳教活動。（劉二洪是劉省過的次子，乾隆三十七年劉省過、王中犯案時恰好不在家而躲過被殺，後逃往河南以賣針為生，在乾隆四十年秘密返回家鄉單縣，從同教中人得知其父已經被處決，大哥劉洪被關押在單縣大牢中，母親及弟弟等被押解北京給官員為奴。劉二洪便來到京畿查詢母親及弟弟的下落。在方中正等的幫助下，劉二洪找到了母親及兄弟，並在北京漸漸恢復了同以前教徒之間的關係，並收朱二、梁遷等為徒。恢復了自己的教主地位。乾隆五十一年的段文經殺官劫獄案，使得劉姓家族也受到牽連，劉銓（即劉大洪）被捕入獄；劉二洪及其兄弟劉三紅、劉四紅等被處決。這樣，作為傳教中心的劉姓家族也受到了接近滅亡的打擊。
河南祥符縣段文經餘黨案：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七河南巡撫畢沅奏摺奏明河南省祥符縣拿獲樊永錫等段文經同黨。“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黑堽地方拿獲直隸清豐縣人樊永錫，訊系震卦邪教餘黨。”[45]據樊永錫供稱：他“住直隸清豐縣樊家堡，平素傭趁度日，乾隆四十八年間，有開州人郝成，倡立東方震卦會，收張法中為徒”[46]後張法中傳教給樊永錫及其弟樊永全等，張法中又陸續傳教，總共有傳有徒眾十多人。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初十，南樂縣人張興讓樊永錫糾集會眾前往大名府殺官劫獄，樊永錫與郝成、張法中等商議，因畏懼沒有前往。樊永錫與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河南黑堤地方被當局拿獲。張法中曾口授給樊永錫咒語，而與張興等密謀去大名府殺官劫獄，可以看出樊永錫、張法中所傳的震卦教，就是段文經所傳之清水教。
四：結語
清水教作為八卦教的一個異名同教，在乾隆後期的短短几十年中，匆匆地走過了它從出現到衰亡的過程，通過上述一系列有關清水教事件的敘述，筆者認為通過這些事件，大致可以展現出清水教的發展脈絡。以前的學者很少對清水教的興衰發展歷程作過專題的研究，筆者在這裡只是簡單地將清水教的幾件比較重要的事情敘述一下，以此勾勒出的清水教的發展歷程是很淺顯的，這裡只是提出這樣一個想法，鑒於水平有限，只能做到這樣。從乾隆三十七年清水教的出現，清廷的鎮壓，以後又經過乾隆四十七年、五十三年、五十六年等清政府的再次鎮壓，清水教所組織的兩次具體的反清農民起義也都以失敗而告終，乾隆後期雖然清政府江河日下，但是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依然存在，秘密教門組織的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成功。在中國民間秘密教門的歷史上，清水教作為八卦教的一個異名同教，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其影響是十分重大的。對其歷程的考察筆者認為還是很有研究價值的。
筆者認為有必要將民間秘密教門和邪教以及宗教做一下比較，給民間秘密教門做個合適的定位，這篇文章才顯得有價值。通過以上所介紹的有關清水教的內容，我們可以對秘密教門的特點和性質有一個大體的了解，秘密教門在歷史上有其積極和消極的影響，他們宣揚的“彌勒救世”和“天盤三副”等思想，在客觀上反映了下層民眾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渴望將來美好生活的願望。秘密教門所發動的農民起義和造反活動也有力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但是秘密教門的領導者大都是小農階級，他們的階級屬性決定著他們不可能將歷史推向前進，秘密教門的教主大多數利用傳教收徒來聚斂財富，並將斂來的財富大肆揮霍：或者買田置地，成為新的地主階級；或者捐官，躋身到統治階級的行列。他們所宣揚的“彌勒救世”或者“末劫說”，只是他們用來鼓動民眾造反，來實現自己稱王稱帝野心的工具，秘密教門教主們的骨子裡充斥著封建的帝王思想，他們的政治理想就是推翻現有的封建統治，代之以自己的神權統治。如王倫清水教起義、直隸大名府殺官劫獄事件都體現出了這樣的特點。中國的秘密教門一般是利用師徒傳承的方式來建立組織，一般用被曲解或者是改造過的儒家、道家思想作為維繫內部團結的工具。秘密教門是一種民間秘密結社，由宗教異端演變而來。我們不能將秘密教門稱之為邪教，在中國歷史上，邪教是佛教人站在正宗佛教的立場上對其他教派的稱法，除了佛教以外的任何的異端教派都被稱為邪教，而明清兩朝的統治者將秘密教門稱為邪教，主要的原因是秘密教門不斷的組織反抗朝廷的起義活動，危害到明清統治階級的切身利益，我們不能站在佛教或者明清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將民間秘密教門稱為邪教。王清淮老師在其著作《中國邪教史》上，定義了邪教的六個組成要素：教主、教義、教徒、反人類、反社會、反政府。筆者所述的清水教，在王老師看來顯然不符合邪教的標準，筆者認為，王清淮老師的觀點過於絕對。縱觀整箇中國的民間秘密教門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符合王清淮老師邪教定義的並不多。也應該看到秘密教門和宗教的區別，秘密教門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現，但是秘密教門在本質上是一種民間秘密結社，他們是被壓迫階級中少數對自己命運不甘的人所組織的一種秘密結社。他們的創立者或者是參加者都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或者是某些經濟要求。他們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地位和處境而創教和入教。他們大多帶有異端教派的叛逆思想，具有反現存社會秩序、反傳統的特點。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或者經濟方面的目的，他們必然採取暴動或者起義的方式來反現實，都受到了歷朝統治者的取締和鎮壓，最後歸於沒落或者在民間秘密活動。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發展史上，宗教經久不衰，森嚴的封建統治秩序，貧富貴賤差距的明顯，下層民眾需要尋求符合自身口味和心理需求的信仰寄託，中國封建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決定了中國宗教的多層次，生活在底層的貧苦大眾是不可能跟上層社會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的。中國的宗教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物。而秘密教門相比中國宗教有其自身的特點，它向人民傳授“末世”的思想，稱只有入教才可以消除苦難，來世得福。他們的規矩是入教者必須向師傅交納一筆“種福錢”，種下希望的種子，為日後消災打下根基。這樣的例子在前述清水教的活動中曾多次提到，很多人將加入秘密教門作為改變自己命運的一種途徑，他們寧可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也要加入秘密教門，王倫、段文經等都將秘密教門作為了改變他們命運的工具，發動了反清農民起義。秘密教門比宗教多了濃厚的功利色彩，它們或為斂錢，或為政治目的。教首們讓他們的教徒對自己頂禮膜拜，他們自己就是神，具有無限的權威。或者形成傳統的世襲傳教家族，清水教在乾隆後期的發展，就體現出世襲傳教的特點。筆者認為，乾隆後期的清水教，應該界定在民間秘密教門的範圍內，從其教義、教規、傳教方式、組織特點以及發動農民起義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等各方面來看，都體現出了秘密教門的特點。同時，從以上所做的關於秘密教門和邪教以及宗教的區別分析來看，清水教應該屬於秘密教門這一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