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清初出現了許多具有唯物主義思想與民主色彩的先進知識份子，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就是其傑出代表。他們被並稱為“清初三先生”，均曾參加過反清復明的愛國活動，失敗後，拒絕同滿清權貴合作，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三先生或息交絕遊，閉門著書，或隱居山中，筆耕不輟，清初三先生給後世留下一大筆精神財富，他們的名字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
（1）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浙江餘姚人。黃宗羲大膽地向君權挑戰，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在清初嚴酷的封建專制統治下，有這樣激進的思想是可貴的。他的思想完全沒有外來思想的影響，空前絕後，被稱為“中國思想啟蒙之父”！黃宗羲多才博學，於經史百家及天文、算術、樂律以及釋、道無不研究。尤其在史學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議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學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最先從“民主”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制制度者，真堪稱是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明夷待訪錄》一書計十三篇。“明夷”本為卦名，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為“離下坤上”。“明”即是太陽（離），“夷”是損傷之意。從卦象上看，太陽處“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來臨的情況。這暗含作者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憤懣和指責，也是對太陽再度升起照臨天下的希盼。“待訪”是等待賢者來訪，讓此書成為後人之師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陽，亦稱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誅鋤”之解，又有“視之不見”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國之痛。該書通過抨擊“家天下”的專制君主制度，向世人傳遞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這在當時黑暗無比社會環境下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原君》是《明夷待訪錄》的首篇。黃宗羲在開篇就闡述人類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他說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也就是說，產生君主，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於君主，他的義務是首要的，權力是從屬於義務之後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僕而已，“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然而，後來的君主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並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均見《原君》）。對君主“家天下”的行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2）顧炎武（1613--1682），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自從平定三藩之亂以後，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穩定下來了。但是，還有一點叫康熙帝不大放心，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來的文人心裡不服。於是，他採用一個辦法開“博學鴻詞科”，命令各地官員和朝廷大臣，把有學問的文人推薦給朝廷，馬上封他做官。這一招果然很靈，不少全國著名的學者、文人應召到京城，做起官來了。但是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他們是明朝的臣民，到清朝做官是喪失氣節的事。他們寧願冒殺頭的危險，也不肯應召。其中有一個是著名的思想家顧炎武，有人想推薦他應博學鴻詞科，他寫信回答說：“我這個七十歲的老翁還巴望個什麼？欠缺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應召，我只能一死了事。”顧炎武是江蘇崑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個很有見識的人，認為讀書一定要研究實際。顧炎武受祖父影響，從小喜歡讀《資治通鑑》、《史記》和孫吳兵法等書，十分關心時事。後來參加科舉，沒有考中，就乾脆下決心放棄科舉，通讀歷代歷史典籍，研究全國各地的地方志和歷代名人奏章，開始編寫一本重要的歷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正當他用心治學的時候，明朝滅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都組織抗清鬥爭，顧炎武和他的兩位好友也參加了保衛崑山的戰鬥。崑山軍民跟清軍激戰二十一天后，因為兵力懸殊，終於失敗。崑山城陷落的時候，顧炎武的生母被清兵斫斷了右臂：撫養他成長的嬸母（也是他的繼母），聽到清兵攻破常熟，就絕食自殺，臨死時囑咐顧炎武說：“我雖然是個女子，以身殉國也是理所應當的。希望你不要做清朝的臣子，我死後也可以團上眼睛了。”顧炎武痛哭一場，葬了他的繼母，離開了他的家鄉。他想渡海去投奔魯王，還沒有去成，魯王政權已經覆滅了。顧炎武隱姓改名，在長江南北一帶奔走，想組織一支抗清義軍，但畢竟勢孤力單，沒能成功。
當時，沿海和太湖一帶還有零星的抗清活動，清朝官府防備很嚴，發現有什麼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進監獄。崑山有個官僚地主葉方恆，想吞沒顧炎武家的田地，買通顧家的僕人，誣告顧炎武通海。葉方恆還把顧炎武抓起來，私設公堂，逼他自殺。顧炎武一些朋友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錢謙益幫忙。錢謙益本來是南明弘光政權的禮部尚書，又是個出名的文學家，清兵下江南的時候，他投降了清朝，名聲不好。錢謙益表示，只要顧炎武承認是他的學生，他願意保顧炎武出獄。那位朋友知道顧炎武不肯那樣做，就自作主張，假造了一張顧炎武的名帖，送給錢謙益求助。這件事讓顧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討還不可。朋友不肯討還，他索性在大街上貼告白，聲明那張名帖是假的，弄得錢謙益十分尷尬。經過朋友們的奔走，顧炎武才被釋放出來。葉方恆還不肯罷休，派人追蹤他。有一天，顧炎武在南京太平門外經過，遭到暴徒襲擊，頭部受了重傷，幸虧有好心人救護，才脫離危險。顧炎武知道，在江南他是呆不下去了，決心到北方去遊歷。顧炎武到北方去，一來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勢，風俗民情；二來也想找機會結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進行抗清活動。他在那長途跋涉的艱苦環境裡，並沒有放棄學術研究。一路上，他用兩匹馬、四匹騾子，馱著他的書箱。遇到關塞險要的地方，他就訪問當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裡的風土人情，如果跟他在書本上讀到的不一樣，就拿出書本核對，這樣他的知識就更豐富了。顧炎武從四十五歲起，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在山東、山西、河北、江南來回奔走，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時間住在旅店裡。他還曾經和朋友一起，在雁北開墾荒地。到了晚年，才在陝西華陰定居下來。
顧炎武從小讀書有個習慣，有一點心得就記下來，後來如果發現錯誤，又隨時修改；發現跟古人議論重複的，就刪掉。這樣日積月累，再加上他從調查訪問得到的材料，編成一本涉及政治、經濟、史地、文藝等內容極其廣泛的書，叫做《日知錄》。這書被公認為極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在《日知錄》里，他寫了一段精闢的話，他認為社會的道德風氣敗壞，就是亡天下，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個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應負起責任（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就是這樣來的）。
（3）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在衡陽石船山，故稱“王船山”、“船山先生”。王夫子是我國十七世紀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總結與發展了我國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對唯心主義的理學、心學進行了徹底批判。
王夫之自四歲起就在家從父兄受嚴格的封建教育，十四歲考入衡陽縣學。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十五歲時考取湖廣壬午科第五名舉人。此時，李自成、張獻忠兩支農民起義大軍正縱橫馳騁於黃河上下，大江南北。明王朝危在旦夕。王夫之沿著一般封建士子通過科舉走向官場的路被堵死了。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張獻忠起義軍攻克衡陽。因傾慕王夫之的學何和才能，執其父，逼使王夫之入幕襄贊軍務。王夫之自傷其體，往見張獻忠，堅不從命。1644年（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禎帝縊死。五月，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王夫之聞此巨變，五內俱焚。悲憤莫名。他自動投到唐王政府，思效鉛刀一割。1646年（清順治三年），他到湘陰，上書司馬監軍章曠，建議募兵籌糧，調和南北督師的矛盾，團結一致，協力抗清。他的建議未被採納，唐王政府也於是年垮台。王夫之只得返回故里。1648年（清順治五年），清軍進至湘南，王夫之與管嗣裘等在衡山組織義軍，英勇抗擊清軍。戰敗兵潰後，王夫之長途跋涉，歷盡艱辛，越南嶺，赴肇慶，1650年（順治七年）至梧州投效南明永曆政權，被任命為行人司行人。王夫之看到在清兵壓境、南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情況下，統治集團內部依然是奸臣當道，僉壬誤國，派系林立，互相傾軋。王夫之不顧個人安危，三次上書，彈劾奸佞王化澄，幾遭不測。全賴忠貞營統帥高必正營救，幸免於難。他見永曆政權事不可為，乃於1652年（順治九年）屏跡幽居於姜山之麓。此時，清王朝已確立了在全國的統治，不少原明政府的官吏和文人學士紛紛投效，以獵取官位和利祿。王夫之於1654年（順治十一年）徙居常寧（令湖南常寧縣）西南多西莊源，變姓名為瑤人，在難以想像的艱苦困難條件下，夜以繼日，讀書寫作，開始了對整箇中國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總結。1657年（順治十四年），他徙居衡陽續夢庵，1660年（順治十七年）再徙金蘭鄉茱萸塘。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暴發了吳三桂等起兵反清的“三藩之亂”。第二年吳軍攻占湖南。這時，王夫之曾寄希望於吳的恢復故國。但吳三桂分裂割據的面目很快就暴露了，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吳三桂稱帝于衡陽，脅迫王夫之寫《勸進表》。王夫之認清了吳的醜惡面目，嚴辭拒絕，遁入深山，寫了著名的《祓禊賦》，其中的“闃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春！”表明他正滿懷信心地翹盼著民族光復的春天。從1675年（康熙十四年）起，王夫之在衡陽曲蘭石船山麓築茅屋，名“湘西草堂”。
他晚年的最後十七年就在這裡度過，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也大部分在這裡寫成。相傳王夫之住在這裡，一般很少出門，有時不得已而外出時，元論晴雨，總是張雨傘，著木屐，表示自己是明代遺民，頭不頂清朝的天，足不踏清朝的地。石船山是一十“良禽過而不棲”的突山惡水的地方，赭色的山岡，稀疏的草木，乾涸的溪流，四周杳無人煙。如此惡劣的自然壞境，王夫之安之若素。他的兒子王描述他潛心著述的情況說：“自潛修以來，啟瓮牖，秉孤燈，讀十三經，二十一史，及朱（熹）、張（載）遺書，玩索研究，雖饑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於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於臥榻之旁，力疾篡注。”（《姜齋公行述》）然而，王夫之面對的，不僅是惡劣的自然壞境，艱苦的生活條件，而且述有清朝暗探的嚴密監視和迫害。有一年的冬天，朔風怒號，王夫之居室的北窗戶，新湖的窗紙被密探用尖刀全部劃破。王夫之憤怒揮筆，列舉十大罪狀，對歹徒進行義正辭嚴的討伐：“何物潛窺，似托微蹤於草際；竟同叵測，欲施鋒刃於窗間。”（《勘破窗紙者愛書》），轉引自《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3期）王夫之就是在這樣的境遇里，終生不剃髮，拒絕清王朝的威脅利誘，不應聘，不做官，終日孜孜矻矻，刻苦自勵，完成了一系列劃時代的著作，為祖國的思想文化增添了新的瑰寶。
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一代哲人的王夫之，以七十四歲的高齡在湘西草堂溘然長逝。他的子孫根據其遺囑將他埋葬在衡陽金蘭鄉高節里大羅山麓。在王夫之自題的《明遺臣王夫之之墓》的墓石上，還刻著他自寫的兩句話：“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這是他一生政治上和學術上抱負的寫照。王夫之的著作很多，據說有一百多種、四百餘卷。可惜由於當時條件太差，他的有些著作是寫在從友人借來的賬本上不能及時刻印，散失較嚴重。流傳至今的主要著作有《張子正蒙注》、《讀四書大全說》、《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老子衍》《莊子通》、《思問錄》、《俟解》、《黃書》、《噩夢》、《讀通鑑論》《宋論》等。……王夫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偉大的博大精深的哲學家，他的思想，以宏偉的體系，嚴密的邏輯，堅實的論證，把中國舊學中的樸素唯物論和樸素辯證法推上了高峰。王夫之認為，廣闊無垠的宇宙充滿著物質的“氣”，這種氣在“陰陽二體”的矛盾對立中不斷地運動變化，使世界的萬事*萬物經歷著它的聚、散、成、毀。這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氣一元論的世界觀。在此基礎上，王夫之解決了從宋代以來思想史上聚*訟紛紜的理與氣的關係問題：“理在氣中，氣無非理；氣在空中空無非氣、通一而無二者也。”（《張子正蒙注。太和》）氣是充塞宇宙的物質，理是宇宙間物質運動的總規律。理從屬於氣，沒有氣也就不存在理。這既批判了朱熹的“理在氣先”的客觀唯心論，也批判了陸王“心即理”的主觀唯心論。王夫之進而還解決了道與器即規律與事物的關係。他說：“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周易外傳•繫辭上傳》）他論證說：“洪荒元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醴、壁幣、鐘磬、管弦而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同上）這樣，王夫之關於道器關係的論述，已經接觸到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領域，朦朧地猜測到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王夫之的辯證法思想是相當完整而深刻的。他較好地解決了動和靜的關係問題。他認為運動是絕對的，“動以入動，不息不滯”（《周易外傳•繫辭下傳》）。靜止是相對的，“靜者靜動，非不動也”（《思問錄內篇》）。動靜就好象閉（闔）和開（辟）的關係一祥，由開到閉和由閉到開都是運動。既不開也不閉的絕對靜止的“廢然之靜”是根本不存在的。由於運動是絕對的，因而事物始終處在“日新之化”的發展變化之中。他也接觸到量變和質變的規律：“質日代而形如一，……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非今水即古水。燈燭之光，昨猶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事物的發展，有些是人們可以覺察到的，有些則是不易覺察到的。如爪發日生而舊者消，人們容易知道。肌肉日生而舊者消則不易感到。這裡，他所講的形變是我們今天講的質變，他所講的質變則是我們所講的量變或部分質變。當然，王夫之的辯證法是不徹底的。他把德與化分開，認為“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問錄外篇》），還把事物的發展看成“始於合，中於分，終於合”的循環往夏，沒有反映由低級向高級的螺鏇式上升。縱使如此，王夫之的唯物論和辯征法所達到的高度已是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