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清代為少數民族政權，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且統治者為籠絡漢族知識分子亦十分提倡學術。清儒鑒於明代不學之弊，好讀古書，然讀古書，就學先事校勘。同時，由於資本主義的萌芽，西學東漸，西方的科學方法也對清人的治學方法了影響。清代學者的校勘成果，一方面體現在大量精校的專書之中，一方面體現在諸書題識及讀書札記之中。清代學者一般都能綜合運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諸法，善於把國小和目錄版本研究的成果用於校勘。但是由於各自學術特點的不同，在校勘上又表現出不同的側重點。
學術特點
清代校勘的特點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多本進行對照或根據前人徵引，記其異同，擇善而從。二是根據本書或他書的本證，旁證，反證校正文句原始的訛誤。三是根據多發現的著書人原定的體例，刊正所有的訛誤。四是根據其他相關材料，校正原書的錯漏。總起來說，清代的校勘成就輝煌，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是明顯的標誌。在廣泛實踐個豐富成果的基礎上，經過學術爭論，校勘學理論也隨之迅速發展，大體形成了以版本，目錄，文字，音韻，訓詁諸學為依據的一般理論，方法和通例的體系。但是由於在解經和校勘之間的界限並不明確，實際上，清代學者的理論觀念里，校勘並未獨立，其理論研究也是停留在具體類例的歸納上。
清代校勘學十分興盛，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專書校勘的深入而廣泛，許多學者親自校勘了許多典籍古書，取得了豐富的校勘實踐經驗；二是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等專門學科的發展，許多學者都精通國小，熟悉文獻，具有多方面知識修養，取得了科學的理論依據。自顧炎武開始，清代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校勘學者，提出了卓越的校勘學理論觀點，歸納了許多切實的校勘通例，並且出現了不同的流派。一是以盧文弨、顧廣圻為代表，強調保持原貌，主張說明異文正誤而不作更改；二是以戴震、段玉裁、“二王”、俞樾為代表，要求廣泛蒐集包括版本以外的各種異文材料，明確主張訂訛勘誤，敢於改正誤字。
學術風氣
顧炎武為清代校勘學的始祖，他倡導實朴的“古風”，發揚了古文獻考據學的傳統。顧炎武的校勘學思想首先重在恢復古文獻學的原貌及願義，他十分提倡懷疑精神和辨偽意識，提出許多既能繼前人之說又能有所發明的觀點，且言之有據。他對古音學的研究也頗有成就，代表著作為《音學五書》，為以古音為基礎的訓詁理論奠定了基礎，也對校勘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由於考古辨誤的需要，他還十分重視金石文字材料的蒐集和研究。總言之，顧炎武的“復古”主張，在古文獻校勘上有積極的意義，其利用古音材料、金石文字材料校勘古籍的論述及實踐對後世學者影響深遠。流派
清朝校勘兩個流派中，主張訂訛勘誤，敢於改正誤字的段玉裁，長於經學、國小和校勘，他提出校勘應分兩步，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定立說之是非，其校勘從成果到觀點理論兩方面皆相當顯著，《說文解字注》為其代表作。他不僅貫串全書，詳加注釋，把《說文》在考訂文字、聲音、訓詁三方面的真實價值闡發無遺,而且創通許多研究詞義的方法,對漢語訓詁學的發展開拓了新的內容和新的門徑。儘管書中不免有偏執武斷之處,可是其中精粹之處終不可沒。段玉裁為力圖恢復許書原貌，引三百餘種古籍文字為證，為後人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資料。顧廣圻：他精於版本對校，並且重視本校和他校，曾經總結說:“凡校書之法，必將本書透底明白，然後下筆。必將本書引用之書透底明白，然後可以下筆。”對校是他最為擅長的校勘方法，有五點值得注意：一是重視宋，元時代之舊本，然不迷信之。二是考察版本系統和源流，提綱挈領，確定底本和校本，擇善而從之。三是廣泛蒐集他書資料以助校勘。四是注意借鑑他人校勘成果。五是注意所校之書的內容，體例，文體及語言特色。他奉行“不校校之”的原則，反對輕易改字。“不校校之”的思想反映了他對校勘的一種理性的認識，也是其核心的校勘學思想。校勘為使古籍恢復原貌；反之則為越校越亂，離古書原貌越來越遠，舊錯未除，又添新謬。“不校校之”思想強調的是校勘時，不妄加修改，主觀臆改。強調善思，而非膳改。總之，顧廣圻以版本為核心，強調校勘前應儘可能蒐集古本，善本，加強對版本的研究；在具體的校勘實踐中，強調版本的對校，注意對不同版本譯文的處理。後人因此稱其為清代對校勘學派的代表人物，對後世影響深遠，並為後世學者所認同。
王氏父子：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世稱高郵二王。二王精通國小且長與校勘。他們在校勘學理論上的突出貢獻是從大量專書校勘成果中所闡述或體現出來的理論方法，並且具體歸納出許多校勘通例，從而使校勘學理論大體形成體系，影響深遠。
王念孫：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主要著有《讀書雜誌》八十二卷、《 廣雅疏證 》十卷及《餘編》二卷等。其中，《讀書雜誌》所校古書有《逸周書》、《戰國策》、《史記》、《漢書》、《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內篇》九種。又附研究漢代碑文的《漢隸拾遺》一種，共四千八百九十六條。余編二卷，包括《後漢書》、《老子》、 《莊子》、《呂氏春秋》、《韓子》、《法言》、《楚辭》、《文選》。其中以《淮南內篇》最為顯著。考釋其中的部分詞語，將校勘與訓詁結合，以淵博的歷史知識和文獻知識，用豐富的材料校正原書中的文字訛誤和句讀錯亂，考辯音訓異同，疏通全句，正確反映原意，校釋精審，是閱讀古籍和研究古代詞語的重要參考書。以道藏本《淮南子》為主，參以群書所引，凡所訂正，共九百餘條。推其致誤原因之種種，歸納出各類通例，計有六十二類之多,概括了古籍文字的誤，脫，衍，倒等各類錯誤，歸納了文字致物誤的許多類型。雖然歸類過於具體，不免稍為繁細，但也標誌著校勘學的發展進步，已經從一般理論原則和方法深入到了具體法則的規律探索。
王引之：他的《經義述聞》為校勘學巨著。在其父王念孫歸納法的啟發和推動下，撰寫了《通說》，更進一步歸納整理經籍中存在的共同問題，探討了其通有的規律性問題。總結截經錯誤的原因，經籍文字錯誤的原因，多為校勘學的理論探討。在文字，音韻，訓詁，辭章上找出錯誤的原因。歸納出校勘通例，辨析註疏釋文與經文異同。王引之的歸納方法比其父的方法具有更普遍的概括性與理論性，已從致誤的具體原因提高到國小理論和校勘理論上予以分析歸納。雖然他概括的通例還不夠全面完備，但卻從此開始了歸納各類通例的總結討論，標誌著古代校勘學理論到達形成階段。但同時可以看到，他的總結通例包括解經和校勘兩方面，實際上以解經為主，輔以校勘，因而又啟發後來學者總結校讀類似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