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校園系列綁架案

目前警方公布的這三起綁架案是已經破了案的，我們並不知道深圳一共發生了多少綁架案，就現在公布的幾起案件來看，有三個共同的規律和特點。 實際上，我們在尊重公眾的知情權上，做的遠遠不夠，還是一個新手。 首先，應該繼續披露該披露的信息，我們需要知道除了這三起已經破了案的案件，到底發生了多少起這樣的案件。

最近，在深圳很多家長的手機里都出現過這樣一條簡訊：“為了孩子的安全，從現在開始到學期結束，請接送孩子的人員一定要固定，學校從現在開始，不讓代接送孩子……”。而我們也看到這一個多月以來，關於綁架學生案件頻頻發生的各種傳言，也在深圳市蔓延，引發了市民的恐慌。就在兩天之前，深圳市警方終於公布了近期偵破的三起綁架學生的案件，其中兩起已經撕票。這一系列的綁架案件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之前的這些傳言究竟是真是假？面對眾多家長們的驚恐和擔憂，政府應該做些什麼？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王小丫和著名財經評論員寧向東、張鴻共同評論。
深圳警方破獲三宗綁架學生案件，兩人慘遭撕票，惡性案件如何預防？公眾情緒如何安撫？
張鴻：綁架案的難以防範是引發公眾恐慌的主因
（《今日觀察》評論員）
目前警方公布的這三起綁架案是已經破了案的，我們並不知道深圳一共發生了多少綁架案，就現在公布的幾起案件來看，有三個共同的規律和特點。第一個特徵就是作案手法比較簡單，很殘忍。綁匪都會去一些相對較好的學校，針對家裡比較有錢的四五年級小學生，用玩具、食品或者直接就把小學生綁上事先停在學校門口的麵包車，實施綁架。其中有的家長已經付了贖金，但也有可能會被撕票。
公布的這三起案件里有兩起被撕票，為什麼會被撕票？這就是第二個特徵，就是熟人作案。就是很多綁匪其實是認識這個孩子，或者認識孩子的家長，綁匪擔心拿了贖金，把孩子放出來以後，警察會尋跡找到他們，因此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綁匪會選擇撕票。
第三個特徵就是，這幾起案件並沒有關聯，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的團伙，因為他們是非專業的，不是剷除掉這個團伙就能完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這類案件對於市民來說，是沒辦法防範的。這三個要素特徵總結起來就是，殘忍；熟人作案；無法防範。這就是它為什麼引發公眾恐慌的原因。
寧向東：公眾事件披露有效與否 關鍵在於及時和充分
（《今日觀察》評論員）
我比較關注的是圍繞綁架案件開始的一系列信息披露、發布的過程。深圳發生的這些綁架案如果是一個單一事件，那么完全可以作為一個訊息在報紙上提示一下，或者做別的處理。但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就已經變成一個公共事件，或者說是一個系列事件。公共事件披露的及時和充分是非常重要的，換句話來說，我們來衡量公眾事件披露的有效與否，就看它的及時性和充分性。從這一點來說，深圳事先的做法實際上有可以考量，可以反思的地方，就是因為不及時，不充分，所以才引發了恐慌。
伍先生：綁架案的頻發困擾家庭生活
（深圳芙蓉區小學生的家長）
我住在深圳市芙蓉區，小孩上三年級。就在最近幾天，聽說有這樣的綁架案件，我們家長上班都沒心情了。以前孩子學校里安排有接送車，現在事情發生以後，我們家長都很不放心，現在都是自己送去，然後下午下了班又去接孩子回家。
張鴻：傳言跑在了官方渠道之前
（《今日觀察》 評論員）
公布的這三起案件最早的發生在10月20號，最晚的發生在11月7號，17天之內發生了三起案子，案件頻發以後，很快就有簡訊，在學校老師和家長之間互相傳遞。
有報導說，9成以上的家長都收到過這樣的簡訊，這三起案件的最終破獲時間是11月12號，並且結案。這個時候已經知道有兩個孩子被殺害了，然後網路開始集中地爆發這個事情，香港到12月6號，就有媒體開始報導這個事情，因為香港有很多家長的孩子就在深圳上學，他們會為此感到緊張。12月8號，廣東的《南方日報》開始關注這個事情，當天晚上深圳市公安局開始發了一個通報，表示的確有這樣的案件發生。在深圳公安局出通報之前，所有傳言的過程，沒有任何一個官方的渠道來披露這個事情，因此如果在某一個特定的點，官方公示這個訊息，然後提醒大家警示的話，那么是不是後面的案件都可以避免？但這一次事件讓我們很遺憾，傳言又跑到了官方渠道的前面，而且傳言又是真的。
寧向東：公共信息的披露是必要的 應尊重公眾的知情權
（《今日觀察》 評論員）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但智者需要根據信息去分析和判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披露是落後的，不及時的。在這種情況下，導致事件被披露出來之後，大家反而安了一部分心，但也產生了更多的疑慮。我現在就在關心除了這三個孩子，到底還有沒有其他的孩子？究竟有多少個孩子？實際上，我們在尊重公眾的知情權上，做的遠遠不夠，還是一個新手。
1996年，美國曾經遇到過一個類似的事情，兩天之內有三個人被害。開始的時候，我們也很恐慌，但很快地，警方和校方就開始做一些披露，披露的信息里包括，什麼地方發生了這個案件，具體的細節警方掌握了多少，只要是有利於大家知情，而又不妨礙今後辦案的信息，都會披露給公眾，甚至會告訴公眾什麼地方會有電話亭，甚至給每個女生髮一隻哨子。在很多信息得到公示，很多的準備都提前防範之後，公眾就很安定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又恢復了。
網路簡訊傳播恐慌訊息，面對公共案件事件，公共服務部門職責何在？
寧向東：破案率不應簡單地等同於治安狀況
（《今日觀察》評論員）
面對公開信息的恐慌和捂著不說引起更大的恐慌，我個人認為還是應該披露信息，披露的好處永遠大於捂著蓋著，在這方面絕對不能動搖，尤其是對於公共事件。另外，我們必須要在尊重公民知情權的前提下辦案。再有一個，在政府內部的一些考核機制上，要徹底的放下包袱。現在披露出來的案件的破案率的高與低、多與少，和政府的辦案水平、社會治安的狀況簡單的劃等號，我個人覺得大可不必。很多事情只要涉及到公共安全，就應該及時披露，不應該簡單地把破案率和地方的治安狀況簡單的等同起來。
張鴻：案發數量應予以公布 各部門應協調起來形成機制
（《今日觀察》評論員）
首先，應該繼續披露該披露的信息，我們需要知道除了這三起已經破了案的案件，到底發生了多少起這樣的案件。我們需要知道案件的數目，是因為它可能在破案率上和警方有關，但在安全感上和每一個公民都有關。一個城市裡發生了一起或兩起的相同的案件，可能我們沒有那么需要有提高防範意識的準備，但如果是發生了10起20起，那當然就要提高防範意識了。現在警方只公布了3起，而網上甚至包括一些媒體的報導，都表示有十幾起這樣的案件。如果真如當地警方所說，案件里有80%是熟人作案，熟人當中又有90%是撕票，那么我們簡單的推理一下，最起碼應該有10起案子，是我們不知道的，但又是我們需要知道的。此外，現在需要各個部門的協調，因為它已經演變成了公共安全的一個事件。
楊小軍：相關部門應主動公布相關信息 承認公眾的知情權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主任 《今日觀察》特約評論員）
這種做法從現在的法制和理念來講，它既是不合法的，也是不正當的。現在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里，專門有一個規定就是，當一些信息已經在社會上盛傳、流傳的時候，掌握政府信息的這些部門，應該主動公布相關信息，以正視聽。另外一個就是所有的辦案機關、政府部門以及公權力部門要承認老百姓有知情權，不是一個被動的客體，老百姓就是一個權利的主體。比如說孩子的事情，對於每個家庭來講，孩子就是一個天大的事情，這么遮著蓋著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在蔑視老百姓的知情權，沒有了知情權就談不上防禦權。
王大偉：家長提高防範意識 孩子學會防範技能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 《今日觀察》特約評論員）
首先，我強烈呼籲家長要提高防範意識；第二，家長要教會子女具體的防範技能，對於三歲以上的孩子，家長要讓他記住家裡的電話號碼和門牌號碼，認識東南西北，讓孩子不要分成熟人和生人，因為這一類綁架案，60%到80%是熟人所為，這是事前的防範是最重要的。事中，一旦出現問題，家長要教給孩子以鬥智鬥勇智為先，觀念預防記心間，要吃要喝足睡覺，爭取同情適度談，學會留下小標記，拔腿就跑要果斷，要教他們身上有一點狼氣，而不是像一隻小綿羊那樣。
寧向東：建立全民協防的機制 讓公民享有知情權
（《今日觀察》評論員）
從歷史上來看，凡是在社會轉型期，在經濟發展快速的時候，犯罪率通常都會有所增加，全世界的經驗都可以證實這一點。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很關鍵的就是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所謂全民協防的一套機制，在這個機制里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信息共享，信息溝通的機制，讓公民享有必要的知情權，加強公民的防範能力，但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新手。
張鴻：在面對公共安全時 政府無權保持沉默
（《今日觀察》評論員）
我在第一時間看到這個訊息時，都會下意識地給家裡打了一個電話，叮囑說晚上接孩子的時候要小心一些，我不在深圳的那個氛圍里，都是這樣，所以我特別能理解深圳孩子的家長。因為現在絕大多數家長都只有一個孩子，當他們面對這種可怕的傳言，是無力和無助的。如果政府部門在這個時候缺位，並保持沉默的話，那家長們唯一可以依賴的都消失了，就會感到更加無力，這種無力會讓恐慌感加大。在這個時候，所有的傳言都會放大整個社會的恐慌，因此政府在面對公共安全時，無權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