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中國究竟是要發展陸權還是要發展海權，這個問題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成為一個爭論的熱點。關於中國發展戰略著重在陸權還是在海權，可以上溯到晚清時期的“塞防”與“海防”之爭。當時的爭論是由於中國財力不足而導致的軍餉分配問題，但也反映出當時中國政治精英對中國地緣政治安全形勢的不同認知。不過，自秦國統一中國以降，威脅中國安全的主要是西部、北部少數民族的侵擾，所以，歷朝歷代的中國中原統治者，都把鞏固西部邊防作為維護政權穩定的關鍵。橫亘在中國北部的萬里長城就是中國“陸權政治”的“見證者”。即便是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後直至今天，中國仍然是堅守著“陸權政治”的傳統安全理念。這種理念無可厚非，因為中國擁有長達2.2萬公里的陸地邊界，跟所有鄰國建立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係，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前提條件。基於這種認識，中國外交致力於周邊關係的經營，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被置於中國外交的首要地位。經過多年的培育，中國與周邊各大國都建立了相應的戰略夥伴關係，特別是與最大的鄰國俄羅斯，兩國關係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即使跟印度的關係，儘管有些波動，但也保持良好的對話關係。通過上海合作組織這一多邊合作機制，使中國與中亞各國的關係保持著良性的互動，甚至可以說，上海合作組織已經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多邊舞台。從這些情況來看，中國一直就是一個陸權大國。
但是，中國僅僅做一個陸權大國是不足以實現自己的大國成長的目標的。中國畢竟在地理上還擁有1.8萬公里長的海岸線。海洋資源非常豐富，對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世界形勢的發展促使中國不僅要保持一個陸權大國，而且還要成為一個海權大國，中國的大國成長還需要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海洋大戰略。
民族興衰
中國是一個大陸文化的國家，用台灣學者凌純聲的話來說，秦統一六國實際上就是以秦為代表的大陸文化對以齊、楚等為代表的海洋文化的征服。凌純聲還認為，秦始皇內外對調移民，隔絕海外交通，是大陸文化對於海洋文化所實行的消極海禁政策。而秦的政策，在明清時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認同和延續。
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大陸文化也代表了農耕文化的封閉性、落後性，特別是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後，隨著新航路的開闢和地理大發現，以及藉助於工業革命的技術成果，西方各大國相繼登上世界舞台。在西方大國崛起的過程中，海權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正是從航海大發現開始的，靠著一艘艘載滿金銀香料的帆船，西班牙和葡萄牙曾一度稱霸世界。繼之而起的商業王國荷蘭，其金融體系和商業霸權也都是建立在其龐大的商船隊和發達的造船業的基礎上的。荷蘭的世界霸權是以海上貿易為依託的，而隨後取代荷蘭的大英帝國不僅注重海上貿易，而且還有強大的海軍作為其海上貿易的保護傘。正是憑藉著強大的海軍，英國稱霸世界長達數百年。
中國近代的落後乃至淪落為半殖民地，都與長期以來對海洋的忽視有關，確切地說是與中國對海洋文化的漠視有關。馮友蘭先生曾經說過，屬於海洋性文明的希臘文明，亦即西方文明，如同靈動的水，如同靈動的智者，追求變革，而屬於大陸性文明的中國文明，卻是一位長壽的“仁者”，是一座沉穩的大山，尊重傳統，對“變”有天生的審慎。農耕文明的穩定性，讓人因循守舊，不思進取。海洋文明的流動性和多變性則讓它顯得生機勃勃，銳意進取，富有活力和創新精神。英國是一個島國，當今海洋霸主美國則是坐擁兩洋，地理環境使得美國人更加熱衷於海洋活動，在人員素質和經驗方面有著大陸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優勢。
這裡絕不是貶低中國文化和中國人，而是強調海洋文化與中華民族的榮辱興衰有直接的關係。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清朝末期的挨打、近代海防危機和現代海洋權益之爭，無一不折射出海洋對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以及海洋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
意義
毋庸諱言，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主要是一種粗放型的方式，這種方式最大的特點是高消耗帶來的經濟產出；同時又由於資源的有限性，因此，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發展的瓶頸。這種瓶頸表現為：
一是經濟發展與資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中國的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另一方面中國在經濟發展中由於技術相對落後對資源的利用率相對較低。據有關專家統計，中國礦產和水資源綜合利用率只有已開發國家綜合利用率的25%左右，是開發中國家平均水平55%左右。也就是說我們每單位GDP耗費的資源是已開發國家的4倍以上，也是開發中國家的資源耗費的2倍。按照國家“十二五”規劃，在未來五年中，經濟總量實現50%的增長，那就意味著中國仍然是資源、能源的消費大國。而相比之下，中國的資源、能源的自給率將大大下降。從1993年開始，中國從石油出口國變為進口國。據有關部門預測，國內原油的自給率將從2000年的82%降到2020年的60%。中國鐵礦大型、超大型礦床少，資源保有量嚴重不足，礦石品位低，開發成本高。近年來，國內礦石產量已不能滿足鋼鐵生產增長的需要。按照現在的開採速度，剩餘鐵礦資源的服務年限僅能維持40年。而海洋中不僅有豐富的石油資源，而且還有煤、錳、鐵、鎳、鈷、銅、可燃冰等。向海洋索取資源、能源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是人多地少的現象日益凸顯。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但實際可用的土地非常少。根據有關統計顯示，世界人均國土面積為44.5畝，中國人均只有12.4畝，比世界人均國土面積少32.1畝；世界人均耕地面積為4.8畝，中國人均只有1.3畝，與前者相差3.5畝；世界人均草地面積為10.4畝，中國人均只有5.2畝，相差5.2畝；世界人均林地面積為13.6畝，中國人均只有1.6畝，少12畝。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僅制約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且也影響中國社會的穩定。海洋雖然不能直接給我們提供實際的土地，但它可以給我們提供特殊的生活空間，是一種特殊的土地資源。
三是開放型經濟與航道困阻的矛盾。中國已經是一個開放型經濟體，開放型經濟體對外聯繫非常緊密，這就需要暢通的海上航道以確保對外經濟聯繫不被中斷。而從海運來看，中國80%的海運要通過馬六甲海峽—南海航道，因而南海航道是中國的“生命線”。首先是中國重要的能源運輸線。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而在中緬管道開通之前70%的石油進口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南海航道。其次，南海航道也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中國對外貿易絕大部分是通過海運來實現的。中國遠洋運輸船隊往來於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個港口，而絕大部分要經過南海航道。所以，南海航道也是中國的貿易“生命線”。
但是，馬六甲海峽—南海航道海盜活動猖獗。據國際海事局稱，馬六甲海峽發生的海盜襲擊事件占全球總數的56%，這些還僅是已知的案例。據估計，至少有一半襲擊事件沒有報告。日益猖獗的海盜襲擊活動將使這條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變成最危險的海峽。而且，馬六甲海峽一直是大國博弈的地方。美國在南海一直保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該地區國家與之都有著高層往來。在東南亞，美國與菲律賓、泰國有長期的同盟條約。美國向來關注南海航道的安全，但美國關注的主要不是海盜問題，而是恐怖分子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裝運，以及監視中國等新興大國的有關活動。由此可見，南海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南海航道不僅對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石油和商業運輸，而且對區域外一些國家的經濟和軍事交通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南海航道安全備受世界各國的關注。
海上島鏈困鎖遏制中國崛起
中國是一個陸地大國也是一個海洋大國。中國擁有約300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面積，海岸線長為1.8萬公里，長度居世界第四，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居世界第十。然而，中國的相當一部分海洋國土沒有掌握在中國手中，其中有大約12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與周邊國家存在爭議。
在東海海域，中國與日本之間存在著釣魚島的爭議。釣魚島位於中國東海大陸架的東部邊緣，實為台灣大屯山之延伸，故依據20世紀60年代生效的大陸架公約觀點，釣魚島理應為台灣島的一部分。釣魚列島總面積約6.344平方公里，但周圍海域面積約為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5個台灣本島面積。
另外，在東海海域，中國與日本還有油氣之爭。東海大陸架位於中、日、韓三國之間，是中國大陸領土的自然延伸。東海大陸架蘊藏著非常豐富的水產、石油、天然氣以及稀有礦產資源。但是，日本卻認為，蘊藏天然氣的氣田不僅屬於中國，而且還延伸到日本領土。因此，日本政府抗議中國單方面開採天然氣，多次拿東海油氣田來對中國進行說事。
在黃海海域，中國與韓國在蘇岩礁問題上存在著糾紛。蘇岩礁位於東海北部，是江蘇外海大陸架延伸的一部分，是一塊水下暗礁。韓國公認的最南端是馬羅島(126E、33N)，立有“大韓民國最南端”石碑，這也是韓國官方認可的說法。而蘇岩礁位置(東經125°10′56″81、北緯32°07′22″63)較馬羅島更南，這也被國際社會認為是證明蘇岩礁歸屬中國的有力證據之一。
至於在南海海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糾紛就更多了。所謂中國的海洋權益，一是指300多萬平方公里海洋領土，二是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在海上能源運輸和進出口貿易的海上運輸線的絕對安全。然而，海上諸多爭議點的存在，已經成為美國等西方大國遏制中國的重要砝碼。這些爭議點同由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台灣島、菲律賓群島等構成的島鏈一道，將中國大陸近海封閉在以黃海、台灣海峽、東海、南海組成的狹長海區內，也構成了困鎖中國崛起的島鏈，使中國海上力量無法進入西太平洋、日本海、印度洋等。這就決定了中國未來的主要戰略衝突可能會來自海上。
中國海洋戰略新思維
保護中國的海洋權益、防止海上衝突，客觀上要求中國不僅需要有自己的海洋新戰略，而且在制定海洋新戰略的時候還要有海洋戰略新思維。
首先是要大力發展中國海權，加強遠洋力量的建設。這是經濟實力強盛後保護國家利益的必要舉措。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將海洋問題與貨幣問題並列為影響世界大局的兩大要害因素。我們不得不承認兩位美國學者的確有先見之明，他們早就預見到了這兩大因素的重要性。當前，全球“貨幣戰爭”特別是針對中國人民幣的“貨幣戰爭”已經全面打響，而海洋問題也在中國海域正愈演愈烈，稍有不慎，海洋問題就會葬送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
美國遏制中國崛起，但東協國家乃至日本、韓國卻在經濟上搭乘著中國崛起的順風車，獲得了不少經濟利益，但在政治上，這些國家始終對中國抱有成見，對中國的和平崛起缺乏足夠的信心。所以，這些國家常常就南海島嶼問題挑起一些事端，以此來對中國進行試探。這些國家敢於對中國進行試探，一方面藉助了美國一些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缺乏足夠強大的海上力量，尤其是沒有強大的遠洋力量。這是經濟強大以後的中國之最大軟肋。
其次，“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其前提是“主權歸我”。中國倡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長期以來被有關國家濫用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甚至演變為有關國家搶奪中國主權、獨自開發的實際行動。中國所倡導的“擱置爭議”，前提是“主權在我”。如果主權不屬於中國，中國絕不會跟任何國家發生此類爭端。這既顯示了中國的寬容，也表明中國始終是內斂型的國防和外交。所謂寬容就是，雖然屬於中國的東西，但其他國家認為它有份，中國可以暫時不談歸屬問題，只承認客觀事實(即“主權在我”)，但如果還有沒有開發出來的利益，那么中國可以跟有關國家共享，也即“共同開發”。因此，“擱置爭議”絕不是“擱置主權”，而是在“主權在我”的前提下，進行“共同開發”。所謂內斂，就是中國無論軍事上的行動還是外交上的行動，都不是要擴張，而是保護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絕不是要推行“排他性”的霸權主義。
再次，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但絕不是和平理想主義。和平發展作為中國的戰略是堅定不移的，但和平發展戰略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一味退讓，從而陷入“和平理想主義”。當前，對中國和平發展戰略構成直接挑戰的就是南海諸島問題。如果中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不能維護南海主權，且因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而不敢在維護主權問題上有所作為，那么，“和平理想主義”就會葬送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因此，在南海主權問題上一定程度上的強硬是對和平發展戰略有利的。
最後，要增強海權觀念，樹立全新的海權意識。海權觀念最重要的是不要專注於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而忽略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全新的海權意識，就是中國要有走出第一島鏈、進入太平洋的信心和勇氣。進入太平洋的關鍵是台灣，所以海洋戰略新思維，要把台灣問題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說，要把兩岸統一與海洋戰略新思維聯繫在一起來考量。從這一層意義上來看，兩岸問題解決之日，就是中國海洋新戰略落實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