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與國際上一般趨勢相比,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獨樹一幟:有流動無遷移或遷移很少;農村勞動力外出、回流和留城過程是分割的。這使得中國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後,不僅落後於工業化國家,也落後於同等開發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城市化滯後和農村勞動力有流動無遷移兩個差異,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特殊性的反映,也決定了中國發展模式的特殊性。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為什麼是分割的?在相同的制度環境下,為什麼有的勞動力外出了,而有的勞動力仍留在農村?為什麼有的外出勞動力回流了,而有的仍留在了城市?制度變數如何影響了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國要不要推進勞動力流動過程和遷移過程的統一?新農村建設運動會對勞動力流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回答了這些問題,也就揭示了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的特殊性和本質,揭示了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城鄉統籌發展的內在要求,明確了今後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因此,本書選擇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作為研究重點。主要結論
本書利用國家統計局2003-2004年農村住戶抽樣調查1/2的樣本數據(34000戶),主要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這些結論驗證了理論模型的基本假設,為制定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遷移政策提供了客觀依據。主要結論有:
——無論是絕對收入還是相對收入都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家庭收入對勞動力外出的影響呈倒“U”形,在中等收入水平以前,勞動力外出的可能性與家庭收入成正比,到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後,隨著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勞動力外出的可能性反而下降,最富的家庭和最窮的家庭一樣具有相對較低的外出可能性;家庭收入對勞動力回流的影響不顯著,但對留城行為的影響非常顯著,富裕家庭的外出勞動力家庭負擔較輕,在家庭的支持下比較容易做出留城的決定。城鄉收入差距對勞動力外出的影響如新古典模型所假設的那樣,收入差距越大,農民外出的動力越強,外出的可能性也越大,相應的外出勞動力回流的意願越小。當然,收入差距越大,農民工留城的困難也越大,因為以此代表的城鄉二元結構越大,城市制度壁壘越高。特別有意思的是,筆者在此驗證了新經濟遷移理論(NELM)所提出的“相對剝奪”的假設,即家庭收入相對地位的下降確實刺激了農民外出的可能性,降低了回流的可能性,證明了改善區域內收入分配狀況的重要性。
——無論是勞動力的外出行為還是回流行為或留城行為,都是人力資本選擇的結果。人力資本遷移理論的相關假設都被顯著地證明是正確的。文化程度高、年齡輕、受過培訓的農村勞動力最容易外出,最不容易回流,最容易留居城市;男性勞動力比女性勞動力外出的可能性大;年齡大的勞動力和已婚女性回流的可能性大,不容易長期留在城市。因此,面向農村人口的教育和培訓無論如何重視都不過分。
……
——分析和驗證了制度變數對勞動力流動行為和遷移行為的影響,重點分析了戶籍制度、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影響,得出了隨著戶籍制度背後的福利制度的市場化,住房制度安排逐步成為制約勞動力流動過程向遷移過程轉換的最大障礙因素的結論。同時,本書還進一步探討了中國城市“貧民窟”形成的可能性。
——在分析遷移、城市化和發展之間關係的基礎上,根據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對新農村建設的方向問題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了以農村勞動力流動轉移為主線來設計新農村政策的構想,並根據城鄉統籌的要求和研究結論,提出了加快農村勞動力流動遷移的政策建議。
但是,由於研究數據、時間和能力的制約,本書也留下了不少遺憾。主要是對回流和留城過程的分析不夠深入,一些制度變數沒有辦法量化,由此影響了實證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