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銅幣
實物照片
沈充五銖成色年代：公元318-321年。
東晉孝元帝時（公元317-322年），江南豪族沈充鑄錢，文“五朱”，面有外郭，形制薄小，世稱“沈充五銖”、“沈郎五銖”或“沈郎錢”。此錢在錢幣史上頗負盛名，多曾有詩人於詩中提及。李商隱詩云：“今日春光太飄蕩，謝家輕絮沈郎錢”；李賀有：“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之句；王建又有詩：“素麵花開西子面，綠榆枝散沈郎錢”。這些詩句都是描寫“沈郎錢”既輕又小，如榆錢、柳絮。
文獻記載
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 ，“罷半兩錢，行五銖錢”(《漢書·武帝紀》)。漢初允許私鑄 ，“錢益多而輕” ，幣制混亂 。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採用桑弘羊建議，鑄幣權收歸中央，令郡國銷毀舊錢，由上林苑的鐘官、辨銅令、技巧令（一說為均輸）三官統一督造，故又稱上林錢、三官錢。五銖錢輕重適宜，量足成色好，利於流通和長久使用 。此後至隋 700 多年間 ，各代均有鑄造，但形狀大小不盡相同。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廢五銖 ，改鑄開元通寶，但五銖錢繼續在民間流通。錢幣界稱該錢為“長壽錢”。
漢朝
秦滅以後，劉邦建立了漢朝。漢承秦制，貨幣制度也一如其舊。所不同的是，漢初半兩錢的實際重量開始變輕了，如漢文帝時半兩錢只重四銖（二十四銖合一兩）鑄幣的名稱和重量，兩者由相符到有差距，這是世界各國貨幣史上共同的現象。這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為了節省幣材，另一方面也標誌著貨幣地位的進一步確立。
西漢初年
西漢初年，曾允許私人鑄錢，結果引起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於是嚴禁私鑄，違者處以死刑。但違法盜鑄事件還是層出不窮。公元前175年，漢文帝又允許私人鑄錢，但規定不得摻雜鉛鐵降低錢幣質量，違者處以“黥刑”（臉上刺字）。這樣一來，各地豪強權貴、富商大賈就得到公開鑄錢、大發橫財的機會。大夫鄧通由於鑄造錢幣，財富超過了王侯。吳國豫章郡（轄境相當今江西省）有銅山。吳王劉濞就廣招天下亡命之徒，大量采銅鑄錢，“富埒[liè劣，同等]天子”。公元前154年（漢景帝三年），劉濞發動吳楚七國叛亂，曾狂妄宣稱：“我的金錢在全國到處都有，諸王日夜用之不盡。有應當賞賜的，只要告訴我，我就送給。”
從經濟上看，由於私鑄的錢幣越來越多，市場上各種錢幣雜用，很不統一。老百姓用錢，在郡縣之間就有所不同，有的因用輕錢，一百個錢還要貼補上若干。私鑄的錢幣偷工減料是不足為奇的。有一種錢，輕小得象榆樹的果實榆莢[jiá頰]一樣，而中間的方孔又特別大，不小心就碎成四爿[pán盤]；它的重量只有二銖多，竟在上面還鑄明“半兩”。
漢景帝平定吳楚之亂以後，又禁止私人鑄錢。但私鑄錢並沒有減少，只是由公開轉入了地下。漢武帝統治時，為了遏止私鑄，就頻繁地下令進行錢幣改鑄。以後，他又嚴令執行由桑弘羊提出的經濟政策，將冶鐵、煮鹽和鑄錢等權力全部收歸官營，從而打擊了富商大賈和地方上豪強權貴的割據勢力，開闢了更廣泛的收入來源。
公元前119年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元狩四年），漢武帝實行幣制改革，採用了新的“白金”和“皮幣”。白金的幣面分三等：圓形的龍幣值三千錢，方形的馬幣值五百錢，橢圓形的龜幣值三百錢。所謂白金，實際上是銀和錫的合金。銀少錫多，作價又那么高，自然會發生貶值。加上銀的價格高，錫的價格低，成千上萬的人又私下鑄造起來，結果白金只用了一兩年就廢止了。白金是中國最早的銀幣，也是第一次在幣面上出現了圖型。在此以前，錢幣上只鑄文字，不用圖畫，與希臘體系的錢幣不同。漢武帝時中國已同古羅馬、印度等國有貿易往來，白金鑄圖型很可能是受到外國幣制的影響。
皮幣的原料是用皇家上林苑中養的白鹿的皮，長寬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繪圖。小小一塊畫了圖的鹿皮，竟然作錢四十萬，在當時是無論如何行不通的。不過，正因為它的幣材與幣面的價值相差懸殊，因而可以說是中國紙幣的最早嘗試。
白金、皮幣的弊病，漢武帝很快就發現了。於是在發行白金和皮幣以後的幾個月，開始鑄造“五銖錢”。
五銖錢相當精美，銅色渾厚勻稱，文字端莊俊秀，並且採用了戰國時刀幣、環錢邊緣突起的輪廓，以保護幣上的文字不致磨損，同時增加牢度。這一邊緣突起輪廓的鑄造法從此就固定了下來。
五銖錢大小得體，輕重適中。在這以前，大的如某些刀幣，長十九厘米，重五十多克；小的如莢錢，直徑不到一厘米，象豌豆那么一粒，攜帶與計數都很不方便。五銖這一標準是人民民眾通過長期的實踐得來的，因而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公元前113年
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元鼎四年），漢武帝將鑄造錢幣的大權收歸中央所有，並在上林苑設立負責鑄錢的機構，稱作“上林三官”。鑄造錢幣有了專門機構負責，錢幣的質量就有了保證。這時鑄錢已經採用了銅質母範的方法，即先用泥土製成非常精美的凹模祖范，然後鑄出凸模銅母範，用它可以造出無數的凹模泥范，因此鑄出的銅錢大小和式樣完全一致。至於錢的邊緣，原來是用手工來銼平的，到了這時，已經改為疊串在一起用車刀車平，在技術上有了進步。
從史書的記載看，漢代在發行了五銖錢以後，錢幣使用得更加廣泛，流通的渠道也更多了。錢可以買到官職，也可以贖罪。漢以前，作為政府一大開支的官吏薪俸，都是以谷和粟等實物來支付的；到了西漢，名義上雖然叫若干石，但在實際發付時，有的發一半谷粟、一半銅錢，有的則完全發錢。東漢時的官俸，連名義上都改為一半錢、一半谷粟了。錢幣的用處這么大，人們對於它的追求也就更加強烈。漢代錢範上，常有“日入千金”、“日入千萬”、“大利千萬”等字樣。“金錢萬能”好像已成為一般人的座右銘。
從公元前116年（漢武帝元鼎元年）起，五銖錢已作為唯一的錢幣，獨步於漢帝國的疆域。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後，王莽稱“假皇帝”，代行皇帝職權，才發行了三種新錢：大泉、栔[qì氣]刀和金錯刀。
王莽鑄造新錢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來收購黃金。西漢時，黃金在對外貿易中是作為國際貨幣使用的，有一定數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黃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挾黃金，人民手中的黃金都要賣給政府，有的乾脆沒收。他所發行的方孔圓錢大泉，每枚值五銖錢五十個；小泉每枚值五銖錢一個；鑰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個；金錯刀因上部陰文“一刀”兩字用了一點點黃金嵌錯，竟當五千枚五銖錢。公元8年王莽取代劉氏做了皇帝，就將刀錢和五銖錢一併廢除，專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為“錢”的別寫，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斷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對王莽的貨幣政策早已怨聲載道，他們拒絕用大小泉，堅持以五銖錢進行交易。在當時無法維持一種穩定的幣制的情況下，不少人又從事私鑄。於是王莽將使用五銖錢的人流放到邊疆去，弄得農民和商人紛紛破產，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鑄而定罪的多得無法計數。中國歷史上，在貨幣制度方面展開這樣劇烈的鬥爭，還是少見的。
王莽極端迷信於所謂的“制度改革”，以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會太平。他取國號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換得面目全非；貨幣制同樣朝令夕改。專用大小泉僅僅一年，又花樣翻新，搞起了所謂寶貨制：用金、銀、銅、龜、貝五種實物作為幣材，定出了六種二十八等不同的貨幣。寶貨制亂七八糟象個大雜燴，連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龜甲、貝殼交易的時候須量尺寸，其麻煩可想而知。布幣分成十級，從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錢，每級實際重量只差一銖，不識字的人畢竟是大多數，簡直無法分辨。
公元14年
王莽強迫命令，不帶布幣的不準通行，公卿身上須有布幣才能進宮。他甚至採用殘酷的懲罰辦法，一家鑄私錢，五家連坐，但實際上還是行不通。強制通行的布幣越來越不值錢，物價越漲越高，米每石賣到萬錢。公元14年（王莽天鳳元年），王莽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貨幣，鑄行貨泉和貨布，有點接近了五銖錢幣制。但這時候他的政權正在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風雨飄搖，幣制改革已無濟於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滅亡了。
在中國貨幣史上，王莽的幣制最為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然而它也促進了鑄錢工藝水平的大大提高。金錯刀的錯金技術爐火純青，“一刀”兩字發射出水銀的光彩，後代人都把它作為珍貴的工藝品來收藏。東漢張衡在《四愁詩》中寫道：“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美人所贈，看來不會是一把真的刀；成語“鑄成大錯”的“錯”，本義也指錯刀，借用為錯誤。貨布長二寸半，寬一寸，四枚連在一起，恰好等於漢制一尺。貨布製造規格很嚴，即使檢查上千枚，其大小輕重也少有差別，以致可以由錢幣來確定漢代的度制和衡制。有人把王莽稱作造幣能手，這是不恰當的，真正的鑄幣能手是那些沒有留下姓名的、默默無聞的普通工匠。
公元25年
公元25年，借綠林、赤眉起義發家的光武帝劉秀，建立了東漢政權。他沿用王莽時的貨泉，而且還鑄造了新的貨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才重鑄五銖錢。
在三國時期的貨幣中，有一種叫“太平百錢”。黃巾起義的首領張角曾以“太平道”為號召，由此看來，太平百錢可能是起義軍鑄造的。如果真是這樣，它便是最早的農民起義軍鑄的貨幣了。
東晉時，錢幣很混亂，大的大，小的小：大錢叫“比輪”，意思是比得上車輪；小錢有“小五朱”，是沈充鑄造的，又叫沈郎錢。唐朝詩人李賀寫過“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的詩句，可以反映這種錢幣的薄小。
年號錢出現於與兩晉差不多同時的“十六國”，即成漢的李壽造的漢興錢。漢興是李壽的年號。帝王用年號是從漢武帝開始的，但鑄作錢文也採用年號，則要數漢興錢最早。在漢興錢以後的百餘年，又有南朝的宋孝武帝劉駿鑄造的年號錢，名“孝建四銖”。梁也鑄造過五銖錢，有許多是不值錢的鐵五銖，交易的時候用車來裝運，不是一枚枚地計數，而是說幾貫幾貫（貫是成串的意思，一貫即一千錢）。饑荒的時候甚至一斗米賣八十萬錢，一隻狗賣二十萬錢，可見當時的錢幣已貶值到何種程度。
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也整頓過錢幣，鑄造了統一的新五銖錢“開皇五銖”。但由於隋朝的歷史很短，繼起的唐朝又重新鑄造新幣，這種“開皇五銖”就成了最後的一種五銖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