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葛城遺址位於丹陽市珥陵鎮祥里村南葛城自然村，神河頭遺址在葛城遺址北偏西2000米處。地理地貌屬於寧鎮低山丘陵以東向太湖湖西平原過渡的平原水網地帶。遺址東南西北面分別為越瀆河、鶴溪河、珥瀆河（丹金溧漕河）以及現為京杭大運河（即古邗溝江南段）的一段；葛城遺址東鄰的丁義溝南入鶴溪河，北通古邗溝；西面的長溝向南北延伸後向東入丁義溝、向西入珥瀆河。
2007年6月至2008年10月，南京博物院聯合鎮江博物館、丹陽市文化局對位於丹陽市珥陵鎮的葛城遺址、神河頭遺址神墩以及周邊的珥城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初步確認葛城遺址是一處西周始築，沿用至春秋晚期的吳國古城遺址；神河頭遺址神墩為一處與葛城遺址相關聯的祭祀遺存。這是在江蘇迄今發現的商周時期時代最早的古城址，也是第一次發現吳國的大型獨立祭祀場所，其時代性質相互對應，為吳國考古的一次重大新發現。
城池布局及城濠系統
葛城的城牆部分東西190餘米、南北120餘米，呈不太規則的長方形，周長約660餘米。遺址四周高而中間低。經勘探和探溝發掘，發現有相互疊壓的早、中、晚三期城牆，城牆經過多次修補，三個時期的城牆方向並不一致，南北軸向分別為42°、358°、351°.城牆的寬度也不一致，早期的城牆較窄，寬19米，中期20米、晚期23米。在城牆的東南西北的近中間部位勘探確定有四個缺口，寬6米，相互對應，應為城門。東西、南北門之間有寬4米左右的道路，南北向道路出北門後並伸出城外，越過第二道濠溝。城內的布局因城牆之間的相互疊壓而顯得城內空間較小，僅在城的西北角探明有一塊東西長22米，南北寬18米，面積約400平方米的紅燒土堆積區，推測為城內主要建築所在。
葛城遺址的城濠系統較為複雜。現地表保留比較清晰的有圍繞高出地表城牆的第一道濠和距第一道濠以外50-60米的第二道濠。第一道濠寬 8.5 -13米，第二道濠寬13.5-15 米，其中東濠即為丁義溝自然河道。另外在南面第二道濠向外引出有一條稱為“長溝”的河道，經探溝發掘，河道的下層堆積內出土春秋時期的印紋硬陶陶片。在距第二道濠以西100米處分別向南北兩個方向延伸，向南延伸800餘米後又分叉，向東匯入丁義溝，向西南進入越瀆河。向北延伸2000餘米後亦分叉，向東北、西北分別匯入丁義溝和越瀆河。此古河道與葛城有密切的聯繫，但是否能確定為城牆的第三道濠尚需進一步的發掘認證。另外在第二道濠以南分別有兩道橫向的濠溝，兩條濠溝在西頭有豎向的濠溝相連。但並未發現此兩條濠溝與葛城的城濠水系相連。
除了地表現保留的城濠之外，在探溝發掘中發現在晚期城牆的底部疊壓有早期的濠溝，方向與中期、早期的城牆一致。在TG1中，中期城牆的濠溝（G1）與城牆緊鄰，早期城牆的濠溝(G2)距城牆外緣16.5米。這種現象在東城牆以為的TG2中亦有所表現，TG2中與早期城牆對應的濠溝(G4)在現地表濠溝之外，相距1.5米，寬8.5米，並發現濠溝上有簡便木板橋的遺蹟。板橋的建築方法是在濠溝外側河床上用黃粘土築成土台，作為橋墩，截面呈方形，以木板擱於橋墩上。橋墩間距4米，距濠底0.75—0.95米，在高差20厘米的範圍內發現有上下疊壓五層的板灰痕跡。因此種方法極為簡易，方便出入城的交通，遇有敵情時可抽掉便橋而不影響城壕的防禦，其使用時間很長。這種便橋遺蹟除了在TG2的發掘中有所發現外，在西部第二道濠溝正對城牆西門的位置亦勘探到殘存的碳化板灰遺蹟。
城牆結構及時代
葛城的城牆共包括早、中、晚三期城牆（編號Q3、Q2、Q1），這三期城牆在所發掘的東南西北四條解剖城牆的探溝中都揭露出Q1、Q2、Q3之間的疊壓關係。城牆都在現有的地面所見的第一道城濠之內，因TG1解剖情況最為典型，故下面以TG1為例分別介紹各期城牆。
早期城牆Q3 位於探溝內Q2下，Q2、Q3之間夾一層第⑤層，城牆寬19米，殘高0.6～1.05米，方向42°。牆體僅保留8層用花土夯築而成城牆，夯土有黃褐色、紅褐色、淺黃色、淺灰色、紅燒土等，各夯層厚薄不一，最厚者0.35米，最薄者0.05米，未見明顯夯窩，但層次分明。城牆最下疊壓有一層早期地層。夯土內出土泥質灰陶、夾砂紅陶、原始青瓷殘片等。
中期城牆Q2 位於探溝中部以東，西部被②層疊壓，東部開口於③層下，方向北偏西2°，殘存牆體高1.15米，寬20米。牆體系黃色粘土堆築而成，首先利用建牆之前的廢棄堆積作為牆芯，而後利用黃色粘土和灰色雜土進行堆築，其在西段見有明顯的修補痕跡。牆體內出土夾砂紅陶鬲足、硬陶殘片等。
晚期城牆Q1 位於探溝西部，開口於①層下，疊壓②層、G1、G2，橫截面大體呈梯形。現存牆體高7.05米，方向北偏西9°，寬約23米。其建築結構系黃褐色粘土堆築而成，先堆坡狀牆芯，而後加以少量團狀青泥、白泥、紫泥增加黏度，再加以自沉和踩踏使牆體牢固。在與G1交接面上明顯進行過處理，先經過拍打，而後放置雜草、樹枝以增加堆土之間黏度。其西部外側有修補的牆體。牆體中出有少量泥質紅陶、夾砂紅陶、印紋硬陶片。
通過對各期城牆內出土的陶瓷片進行與葛城遺址周邊土墩墓出土器物的類型學比較，按照依最晚的器物進行時代確定，可以基本確定葛城三期城牆的時代分別為西周中期、西周晚—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
另外在第二道濠之內的東北部有一道名為青龍崗的土崗，高於地表0.5—1米，東距丁義溝30米，經探溝發掘，其寬度12米，保存高度1.2米，以純淨的黃、褐色土堆築而成，出土青銅戟刺、泥質紅陶、夾砂紅陶片等。其時代為春秋中期。由於其走向與葛城的第一、第二道城濠並不一致，而且不能環繞成圈，所以我們認為它應該是某一個時期的防禦性設施，而不是葛城的外城牆。
神墩—與城相關的祭祀遺存
神墩位於葛城遺址的北偏西2000米處，與從葛城引出的長溝相鄰，是一處人工堆築的大型土墩。現存土墩基本為覆斗形，土墩底部南北80、東西70米，頂部南北70、東西55米，高4米，頂部平整。外側環繞30—35米寬的壕溝，土墩系一次性堆築形成，土墩的底部在生土上先全部鋪一層10—30厘米厚的青膏泥，再在其上堆築而成，堆築土墩的用土有紅褐、黃、黑、粉白、青等顏色。堆築土墩的堆土質地純淨，僅發現極少量西周早中期的夾砂陶鬲足、泥質紅陶印紋硬陶片等遺物。呈現不規則地在多處同時堆築的跡象，顯示出一次性大規模堆築的特性。經過探溝發掘以及對土墩的全面密探，未發現有墓葬的跡象。只是在土墩的頂面及坡面上發現了大量的灰坑。
灰坑平面多為圓形、橢圓形，坑壁有直壁、斜壁，灰坑之間有互相的打破關係。在土墩的中心為一座面積近400平方米的大型灰坑，深度達3米，坑內的填土分多次填入，質地皆細膩純淨，層位上可分6層，填土內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等，並有整齊擺放的完整器物群出土。各層出土遺物在時代上差別很大，時代從西周一直延續到戰國。其餘的灰坑多圍繞大坑分布，坑內的堆積亦多可以分層，坑壁、底有的經過多次的處理，有多次使用的跡象，有的填土呈現明顯的水積層，在坑的底面和分層的層面上常有完整或打碎的陶器、木炭、草木灰、鹿角、骨渣發現。在土墩西北部的一個小灰坑內還出土一把斜插在坑內的青銅劍。根據中心大坑內的地層和出土遺物、各灰坑之間的打破關係初步分析，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為西周中期，第二期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第三期為春秋中晚期，第四期為戰國早期。
這些灰坑的開口全部在第一層下的土墩表面，除了這些灰坑以外並未發現諸如房基、柱洞、傾倒垃圾的廢棄坑等其它一般江南地區同時代高台遺址常見的遺址現象，更為關鍵的是，整個土墩並無地層堆積，所有的灰坑都是在土墩形成之後才形成，說明規模如此巨大的一座土墩的興建是專門為了某種目的，故這些灰坑並不是一般的垃圾坑，而是具有特殊祭祀意義的祭祀坑；整個的神墩也是一處大型的祭祀場所。
結合葛城遺址與神墩在時代上的對比考慮，神墩和葛城遺址的始建時代大體都在西周中期，葛城三期城牆與神墩內涵中的一二三期基本對應，而神墩的第四期出土器物的特徵十分明顯，但葛城的城牆此時已經廢棄，這種現象說明，在葛城廢棄後，在神墩上進行的祭祀活動並未停止，這也是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的。
發掘意義
從1954年鎮江丹徒大港煙墩山“宜侯夨簋”出土後，有關吳國歷史的研究就在不斷深入，近年來尤其對吳國中心的變遷以及吳國城址的探索研究正在興起。葛城遺址是新發現的一處吳國的古城址，是迄今為止江蘇境內發現的商周時期時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保存最好，內涵最為豐富的城址；其時代貫穿吳國歷史的整個過程。對於江蘇商周時代考古及吳文化的研究，特別對於吳國早期政治中心的探究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吳築城始於太伯，《吳越春秋》載： “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句吳”，《世本》有“吳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句吳，諸樊徙吳”等記載。說明吳國早期的政治中心有不斷遷徙的特徵。一般認為，吳國發端於寧鎮地區，吳國的早期政治中心也在這一帶。丹徒大港、諫壁一帶曾發現多座大型出土青銅器的墓葬。值得注意的是，丹陽的司徒、訪仙兩處曾出土過兩批數量較大的西周中晚期的青銅器窖藏，此兩處青銅器出土地點距葛城僅15公里。葛城遺址北距大港、諫壁的青銅器墓葬集中區30公里，東南距武進奄城遺址也僅30公里。吳國的政治中心是由寧鎮丘陵地區向太湖平原地區不斷遷徙的，最後在春秋晚期定都蘇州。新發現的葛城無疑是這一遷徙的鏈條極為重要的一環。
神墩遺址初步推測其為一處從西周中期一直延續到戰國早期的祭祀場所，從其存續時間上與葛城古城址相互對應及地理位置上互相關聯的跡象分析，它應與葛城古城址存在密切的關係。這一發現對於吳文化研究中吳國早期政治中心的確認、吳國城市的形制布局、吳國禮制的研究等諸多課題有及其重要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