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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紹原，（1898-1983）我國著名的民俗學家和比較宗教學家，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農曆正月二十日生於北京。他聰穎好學，博聞強記。青年時期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預科，不久即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求學，後因病回國。1917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作旁聽生。1920年去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比較宗教學，1922年在該校畢業後又在意林諾大學研究院哲學專業學習一年。1923年會國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當時在北京大學學習的容肇祖先生曾聽過他的哲學課。1927年應魯迅之邀去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英吉利語言文學系主任、教授，兼任國文系課程。1927年“4·12”大屠殺後離穗去杭州，靠賣文度日。以後，在北京大學、武昌大學、北平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中法文化交換出版委員會、上海中法孔德研究所、河南大學、西北大學等處任教、編纂或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山西大學英語系教授、中國科學出版社編審、商務印書館編審等。1979年被聘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顧問，1983年被聘為中國民俗學會顧問。
他一生追求進步。“五四”運動時，他正在北京大學學習，五四運動爆發時他積極投入了這一愛國運動，參加了遊行隊伍，是沖入賣國賊曹汝林住宅、火燒趙家樓被反動政府逮捕入獄者之一。與魯迅等發起了《語絲》雜誌。抗戰時不忍離國他去，不任偽職，過著清貧的生活。抗戰勝利後，參加1946年的地下黨組織的反對選舉為國大代表的中山公園音樂堂大會，並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拚死爭自由》的文章。商務印書館起草之《悼詞》中說：“江先生在解放前國家民族遭受嚴重危難時期，追求真理，不畏強暴，表現了民主革命精神、愛國主義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氣節；解放後，他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對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充滿信心。”
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追求，表現在學術研究上，就是他的創新和開拓精神。他是1927年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的主席（據1927年北京大學引《國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概略》）。1927年到中山大學後開設了《迷信研究》課。他是30年代杭州民俗學會的發起者之一。1930年在北京大學開始《禮俗迷信之研究》課和《宗教史》課。
1920年，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喬答摩底死》，他摒棄那種迷信者的研究佛書法，其“宗旨是要用《遺教經》來做佛學研究的一例。他希望有人能用這種分析、批評、考據的方法來研究佛家書籍。”（胡適《序》）1928年3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他的《發須爪：關於它們的迷信》。它是由1927年發表之《禮部檔案之九：發須爪》一文擴展而成，是更精美的著作，“他說明了古今關於發須爪的迷信的原因及人們如何的對付，這本書在中國迷信研究專書中毫不勉強的說是一部最早最完備的。”
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他從古籍中對我國古代旅行進行了創造性的研究。他對於宗教、迷信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為了研究而研究，更不是鑽進去做研究對象的奴隸，而是有著明確的位社會進步服務的功利目的。正如周作人在《發須爪·序》中說：“紹原的研究於闡明好些中國禮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於學術以外，還能給予青年一種重大的暗示，養成明白的頭腦，以反抗現代的復古的反動，有更為實際的功用。
其《實生論大旨》（1923年亞東圖書館版）、《宗教的出生與長成》（1926年商務印書館版）、《現代英吉利謠俗及謠俗學》（1923年中華書局版）等譯著，也有他的獨特之處。不管是撰著還是譯著，他都儘量蒐集有關材料附於書後，使讀者更加全面地對書之內容的理解。
1927年，他在廣州中山大學開設了“一個從沒人敢講的《迷信研究》一課，編了一百多篇的《迷信研究》講義，十八年秋天又在北京大學開闢了《禮俗迷信研究》一課，根據《迷信研究》又增加了許多材料，改為《禮俗迷信研究》講義。”（葉德均《中國民俗學會研究的過去及現在》）
他還在《北大日刊》、《語絲》、《鞭策周刊》（多以“不失”為筆名）、《貢獻》、《京報副刊》、《科學月刊》、《東方雜誌》、杭州《民俗調查》等報刊上發表了許多卓有見地的研究文章；五百多則“小品”，是民俗學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他精通英語，除翻譯有關英文學術著作外，還用英語講授英國文學課程；還從俄文本翻譯出版了《印度民間故事》（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晚年致力於《周易》和文物考古的研究。
他是我國民俗學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並且在我國民俗學理論方面做出了開拓性的卓越的貢獻。
這部書信手跡就是[文革]十年動亂的劫後殘餘，其中包括魯迅、周作人、蔡元培、俞平伯、錢玄同、胡適、郭沫若、胡喬木等二十位致江紹原的親筆信共一百五十九封，都是值得一讀的佳作。本書所收書信的排列除將魯迅手札列余首位外，各位之信均按撰寫日期的先後為序，並對每信略加介紹，供讀者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