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其時，全國學生“抗美暴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風起雲湧。任北京大學《罷課委員會通訊》編輯，以犀利文筆揭露國民黨倒行逆施，並決心去解放區參加革命，因肺病未能實現。1947年下半年回鄉養病，在當地參加鬥爭，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任江山縣中黨支部書記。1948年10月，受黨派遣回衢縣，與縣中教員林維雁一起，在衢州中學、衢州師範、衢縣縣中、雨農中學、龍游中學等校發展黨員多名。是月，中共衢州中心支部成立，任書記，領導衢州各縣開展革命鬥爭，並計畫去九華山組建武裝游擊隊。不幸於1949年1月23日在西安門船埠頭被衢州綏靖公署特務逮捕，4月中旬夜間慘遭秘密殺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與同時蒙難的林維雁等人被追認為烈士，並在府山烈士陵園立碑勒石，號稱“衢州六烈士”，由劉海粟書題。
江文煥[清]女。安徽休寧人。黃耕乎妻。工書、畫。因其翁補庵獲罪，隨夫發遣濼州，耕乎素善畫，精醫。夫婦開館自給，家得小康。《清畫家詩史》
人物事跡
生在農村的江文煥，對廣大貧苦農民的悲慘生活無比同情。在衢州中學(現衢州一中)讀書期間，他曾寫過《兵役》、《秋收》等進步文章，揭露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
1941年秋，江文煥與幾名學生會骨幹一道，發動並領導了數百名衢州中學學生反對軍統特務、衢州中學訓導主任楊筠青的鬥爭，此事引起了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惶恐與不安。事後，江文煥等8名學生骨幹遭開除，省教育廳還將此事通報全省。
1942年5月，日軍打通浙贛線，舉兵南下，衢州危在旦夕。5月6日，在日軍攻破衢城的前一天，江文煥與程正迦、王浩生、查良鏞(金庸)等8名同學以“讀書救國”為抱負，離開衢州奔向重慶。
在重慶期間，江文煥考入了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臨時合併而成的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抗戰勝利後，江文煥又繼續回到北大學習，由於親歷了昆明“一二·一”慘案、聞一多和李公朴被害等事件，更加深了他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憎恨，堅定了他走革命道路的決心。
江文煥還勇挑北大《罷課委員會通訊》編輯的重任，不畏強暴，以犀利的文筆，撰稿揭露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在與友人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在中國這么一種社會，革命實在是一種需要！和平革命既無可能性，暴力革命自屬難免。如果不革命，這個上面是一個人獨攬，下面到處是貪官污吏的制度，怎么推翻得了？”
1946年12月30日，北京爆發抗議美軍暴行的學生運動，一路上江文煥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高舉由他奮筆疾書的“北京大學”條幅，振臂高呼“美國軍隊從中國滾出去”……至今，人們依然可通過《大公報》上的一張老照片見證江文煥的這一英勇壯舉。
江文煥在北大的同學張友仁回憶，大學期間的江文煥對馬克思主義著作表現出濃厚興趣。“1946年至1947年，他曾多次到我的宿舍來討論革命理論，借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及解放出版社的《聯共黨史》、《列寧選集》等革命書籍。”
1947年7月，江文煥和妻子程正迦一起回到衢州。“他們原本打算去解放區，但因江文煥患上了嚴重的肺病，無奈只得回鄉養病。”衢江區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方桂仙介紹，此時江山縣中教員林維雁的出現，徹底躍進了江文煥和程正迦的革命道路。
經林維雁介紹，江文煥夫妻與中共閩浙贛區委城工部黨員骨幹高展接上了頭，高展對他們說：到解放區去是幹革命，留在國統區開闢第二戰場也是幹革命，而且在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三毛一戴”的老家江山進行地下鬥爭，更有意義……
是年11月，江文煥、程正迦、林維雁在高展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江文煥夫妻利用江山縣中教員的身份，在學校秘密發展了30多名黨員，並成立了江山縣中黨支部。這也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閩浙贛區黨委城工部在浙江境內建立的第一個黨支部。
在特務橫行的江山開展地下鬥爭，沒有當地國民黨當局上層關係做掩護，必然是十分危險的。江文煥為此利用各種渠道，先後發展了江山律師公會主席何炯、江山縣參議會副議長何漢章等當地政要名流作為統戰聯盟。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為了配合解放軍南下，上級黨組織決定讓江文煥以赴杭治病為名到衢州開闢城市的地下黨工作。
自1948年10月後，江文煥和林維雁一道，很快在衢州中學、衢州師範和雨農中學等校發展了多名黨員，不久後，便成立了中共閩浙贛區黨委城工部衢州中心支部。
有黨史專家認為，衢州中心支部的建立，使我黨在浙西重鎮衢州這一國民黨綏靖公署所在地，有了統一的領導核心。根據當時的部署，該中心支部不僅領導衢縣的城市黨工作，同時也領導龍游、江山、遂昌、開化、常山等縣黨的工作。
作為支部書記的江文煥，以患病之軀，出色地完成了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使衢州地區革命形勢不斷向好發展。中心支部設立了兩個秘密印刷點，其中一處就設於江文煥家的閣樓上。
小小的油墨印刷機，翻印出大量共產主義著作和黨中央檔案，並印製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告蔣軍官兵書》等傳單，這些源源不斷的革命“火種”大大鼓舞了城鄉廣大民眾，使國民黨地方當局大為震驚。
1949年1月23日，當江文煥和林維雁由衢城西安門碼頭登上渡船時，不幸被守候在此的國民黨特務抓捕。當時，他們正準備去九華鄉一帶聯絡組建衢縣游擊大隊的事宜。
解放後，原國民黨衢州綏靖公署情報處上校課長陳達交代說，1948年秋，綏靖公署在郵檢中查到林維雁的通信較多，且其中有明顯的“左傾”言論，疑為“共黨分子”，遂開始偵查盯梢。
江文煥和林維雁的突然被捕，導致一些黨的重要檔案來不及銷毀轉移，不久後，相繼有4名衢州中心支部領導成員被捕。
這期間，上級黨組織曾積極設法營救這6名黨員，甚至通過江山籍大特務毛森的老師去找毛森當面說情，但均未果。
1949年4月，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簽署了“秘密處決”江文煥等地下黨員的命令，6位共產黨員被活埋於衢州城東門郊外。
還是在獄中的時候，江文煥曾托人給妻子帶去一張小字條：“不要為我而病倒，要把孩子帶好。”寥寥幾個字，寄託了他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對家人難以言喻的愛。
江文煥犧牲時，年僅30歲。半個月後，衢州解放。
10多年前，一部風靡半箇中國的電視劇——《血灑黎明》將這段往事鉤沉顯現。“衢州六烈士”的故事開始為更多人所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