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中醫學所說的氣質，是指先天稟乘於父母，後天隨著身體發育、社會經歷、生理、心理的成熟發展起來的人格心理特徵，包括性格、態度、智慧等。
解讀
一、古代哲學思想中有關氣質含義的描述
1、指人根於形體的生理、心理素質，與氣質之性同義。北宋張載說：“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經學理窟·學大原上》)，又說：“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正蒙·誠明》)。氣質即形體及根於形體的生理、心理素質如性格、品質、才能等。它是有善有不善的。這些自然稟賦也叫氣質之性。程頤認為，氣質就是才，“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樑、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程氏遺書》卷十九)。南宋朱熹認為氣質之性是“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朱子語類》卷四)的，即它部分地根源於人的形體，部分地根源於人所稟賦的天理。理是純善的，氣則清濁不齊，所以氣質之性有善有惡。
2、指人的形體。明及明清之際的劉宗周、黃宗羲、王夫之區別了氣質與氣質之性。劉宗周說：“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之外。知此則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蕺山語錄》)。劉宗周所謂“氣質之性”，指氣質之理，即氣質中之心，與“氣質”是兩個概念。黃宗羲認為氣質之性即氣質中“秩而不變者”(《與友人論學書》)，氣質與氣質之性亦有別。王夫之認為：“所謂氣質之性者，猶言氣質中之性也。質是人之形質，範圍著者生理在內。形質之內，則氣充之；而盈天地間，人身以內，人身以外，無非氣者，故亦無非理者。……故質以函氣，而氣函理。質以函氣，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氣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讀四書大全說·論語》)。氣質即人的形體及所函之氣，氣質之性則是氣質所函之理，實即是本然之性。
3、人性。清顏元主張徹底的性氣一元論，認為氣質即性，這性是善的。顏元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其靈而能為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四存編·存性編》)。氣質既是性之根據，又是表現性的東西，氣質即性。戴震認為，血氣心知是性的實體，血氣心知的實在內容是欲、情、知。“人之為人，舍氣稟氣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孟子字義疏證》卷中)以血氣心知為性，即是以氣質為性。宋明理學對氣質與氣質之性的討論，反映了性二元論與性一元論的對立，屬於倫理學基本理論(心性論)範圍，有重要的倫理學意義。
二、目前中醫對氣質的理解
目前，中醫學術界對“氣質”的理解，多附會心理學“氣質”的概念，僅僅認為是個體心理活動的穩定的活動特徵。這種認識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至少不夠準確。因為，心理學的“氣質”與中醫學的“氣質”，猶譬西醫學的“五臟”與中醫學的“五臟”，之間存在許多差異，對譯未必愜當，只是借用而已。若將中醫的“氣質”等同於心理學的“氣質”，必然會導致歧義，使原本頗有特色的中醫氣質學說出現異化。
眾人盡知，中醫的學術發展受到古代哲學思想的滲透和影響，與諸學科相互交叉，渾然一體。氣質最早作為中國哲學的一個專門術語，起源甚遠。雖然各個時代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詮解，但主要指的還是人的生理、心理的素質，這種素質以人的形體作為基礎。如張載在《正蒙·誠明》中提出：“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認為人既具形質又具氣質，並有氣質之性和天地之性的區別。至明清之際，王夫之對氣質進行了比較詳盡的發揮，他說：“質是人之形質，範圍著者生理在內。形質之內，則氣充之，而盈天地間，人身以內，人身以外，無非氣者，故亦無非理者。”(《讀四書大全說》)人性不能離開氣質，沒有人的形質就不存在先天的理義之性，正似清代顏元之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其靈而能為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四存編·存性編》)
中醫氣質學說是哲學思維體系與醫學體系相互融合的結晶，它強調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包括形質的統一和功能(生命活動)的統一，由此而達到形神的統一。這種形神相關的思想，即派生了中醫的氣質學說。“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靈樞·天年》)說明人是由形質和神氣整(組)合而成的生命物。在形質和神氣諸因素之間，形神相因，質氣互用，“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化生精，氣生形，精化為氣。”關於形質與神氣的關係，南朝梁代范縝曾用刃和利兩者予以比喻說明，“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刃，舍刃無利。”(《梁書·卷四十八》)明代醫學家張景岳則明確指出：“形者神之體，神者形之用；無神則形不可活，無形則神無以生。”(《類經·針刺類》)在生理上，“若五臟(形質)元真(神氣)通暢，人即安和。”(《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在病理上，形神不和，“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敗，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靈樞·口問》)綜觀歷代醫家如皇甫謐、陳自明、趙獻可、繆希雍等論氣質之說，其內容皆不越“形性血氣”或形質神氣等內容，所言均為形質與氣神密不可分的對應耦合之聯繫。
鑒於以上認識，我們不妨對氣質做出這樣的理解，氣質之“氣”，蘊有二義：一則指人的生命功能活動，即神氣，“氣乃神之祖，精乃氣之子，氣者精神之根蒂也，大矣哉”(《脾胃論·省言箴》)；另則指氣象，泛指人體表現在外的生理狀態。氣質之“質”，乃人體的血肉軀體形質，主要指機體內的臟腑實體。在人體中，“質”決定“氣”，“氣”促進“質”，“質”為“氣”之根基，“氣”為“質”之外用。所以，氣質是中醫形神相關理論的高度概括，其實質就是形神合一。形體的差異會導致心神功能的差異，而個體外在的生命活動尤其是神志活動的不同表現則可以反映其血肉形質、臟腑器質的盛衰情況，正如“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靈樞·刺節真邪》)。這種形質氣用，形神統一的氣質學說，是中醫闡述人體正常生理與心理活動的生命觀，也是我國古代生命思想的一種光輝的科學理論。
中醫套用
一、中醫氣質的構成因素
氣質由因人而異的形體和與之相關的神氣表現綜合而成，它作為一種特定的素質，普遍存在於人群之中。氣質的生理特徵非常複雜，不僅有神經系統的特性，而且還有個體的身體組織。就其構成過程而言，大致與以下因素有關：
1、先天稟賦
在大多數情況下，人的氣質與身俱來，稟父母之氣而生”。人之生也，有剛有柔，有弱有強，有短有長，有陰有陽。”(《靈樞·壽夭剛柔》)從而形成一種具有內在聯繫而又相對穩定的氣質特性。我國古代先哲將這種人生來對氣的稟受謂之“氣稟”。王充在《論衡·命義》中解說：“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認為人的禍福貴賤由氣稟所定。宋代理學家們更是明確地提出氣稟形成人的氣質之性，如北宋二程認為：“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遺書·卷二十二》)朱熹則結合醫學觀點，對氣質的稟賦進行了發揮，他說：“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秉。有得木氣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朱子語類·卷一百》)關於氣質的先天稟賦之說，現代研究擁有充分的證據，如本世紀60年代美國科學家歐丁格和西蒙斯通過調查發現，母親懷孕時，曾有嚴重的精神緊張和焦慮，則其子女長大後情緒常常不穩定，出現身體和心理素質的變化。
2、後天潛化
在人體氣質的構成過程中，後天的生活習俗、地理環境、社會文化、情志刺激、疾病創傷等因素，都會對人體的身心形神產生一定的制約和影響，曠日持久，可以促進氣質的潛移默化。
（1）教育薰陶因素。北宋張載提出：“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經學理窟·義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經學理窟·氣質》)認為人通過後天的學習淨化，可以改變原有的素質。
（2）生活習慣因素。不同的生活習慣會出現不同的氣質特點。如飲食偏嗜可影響人體臟腑之氣的偏勝偏衰而出現氣質的異常，以肉食為主者，悍粗獷，“驕恣縱慾，輕人”；以素食為主者，肌膚柔嫩，淡泊和順。生活優越者多肺脾氣虛，意志消沉；生活艱苦者多腠理緻密，坦蕩堅定。
（3）地理環境因素。地理之高下，居處之南北，對氣質的形成過程也會產生影響作用。如“山氣使人寒”，“水氣使人通”，北方人多體強而曠達，南方人多形弱而智圓。此皆為生態性氣質。
（4）精神疾病因素。精神刺激超過人體生理活動所調節的範圍，或慢性疾病遷延不愈，會引起機體陰陽、氣血的紊亂，從而導致氣質的改變。現代研究也表明，通過人類第2信號系統的心理活動能夠引起機體內部潛力，影響內分泌變化，加速代謝過程，增強機體的抵抗力。愉快和興奮，可使腎上腺分泌增加，使血糖增高、碳水化合物代謝加速、肌肉活動加強等。反之，精神創傷，消沉情緒，會引起大腦皮層紊亂，從而在一定的條件下引起機體有關部分的功能和器質性病變。
此外，人體生命的生長壯老發展過程及宗教文化、工作職業等因素對氣質的構成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用，都可以作為把握氣質特徵的依據。
二、氣質的醫學分類
中醫學對於人體氣質的關注和分類，可以追溯到《黃帝內經》。《內經》根據人體陰陽之氣稟賦不同，將人的氣質劃分為：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平和之人。另外，還運用五行學說將人的氣質劃分為：木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水形之人，然後再以五音(角、徵、宮、商、羽)類比，將這5種類型的某1種類型區分出1個具有典型特徵的主型和4個亞型，共得出25種類型。陰陽五態人和陰陽二十五人的氣質分類，不僅是觀察的結論，而且也是古代哲學原理的發揮，就其內容的豐富和細緻來說，完全可以與西方氣質理論相媲美。限於篇幅，茲僅列舉《靈樞·通天》的“陰陽五態人”為例。
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然未僂”；其性情“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山，行而似伏”；其性情“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其性情“居處於於，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於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為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其性情“是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為外交，而不內附”。
陰陽平和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愉愉然，䁢䁢然，豆豆然，眾人皆曰君子”；其性情“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
以上分類，既注意了人體的形質特點，又強調了人的性情神態，充分體現了中醫形神統一的科學思想，反映了中醫氣質學說獨具特色的合理內容。有的學者將這些內容歸納為體質的分類，顯然是不確切的。
三、氣質的醫學意義
不同的氣質，“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靈樞·通天》)“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靈樞·陰陽二十五人》)因此，了解和研究中醫氣質學說，對於中醫理論的繼承發展和臨床的辨證治療均有重要意義。
（1）開發人類生命科學新領域 中醫氣質學說包含了中醫生理病理學、心神情志學等有關內容，蘊藏著人類生命科學的重大原理。伴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對人體自身深入研究的問題已被提到科學工作者面前，現代醫學模式正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化。中醫氣質學說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醫學模式的特點，注重天人相關、形神相關，為現代科學認識生命和疾病提供了新的途徑、手段和方法。因此，全面系統地研究中醫氣質學說，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建立人與自然統一、人的內外環境統一的整體觀，同時能在保持和發揚中醫特色的基礎上，開發人類生命科學的新領域。
（2）指導中醫診療活動 氣質是人體內部的穩定素質，又表現為人體外部的隱顯活動。通過觀察人體的氣質現象，區分氣質的結構類型，可以指導人們的中醫臨床實踐。例如，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澀，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瀉，不能移之”；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瀉其陽，陽重脫者易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之也”，等等。因此，宜“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如“古之善用針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瀉之，虛者補之。”(《靈樞·通天》)醫生治病，亦“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靈樞·陰陽二十五人》)清代名醫石芾南說得更加簡明：“欲診其人之病，須先辨其人之氣質陰陽。”(《醫原》)
（3）幫助人們修身養性 氣質雖有陰陽、剛柔、堅脆之殊，而就其本質而言，並無優劣、上下、高低之分。但在個體身上，有些氣質類型易使人陷入不健康的病態，有些則可促進心身和諧，故在醫學生理學方面，應該最佳化氣質，改善個性，通過後天的修身養性而產生“移易惰性”，或採取積極的性情轉換而達到“以情勝情”。了解氣質學說，即能針對具體情況，幫助人們主動地實行某些方式和措施，或氣功導引、植花養鳥，或習詩作畫、賞樂觀景，等等，以此促進身心健康的穩定發展。
當然，中醫的氣質學說並非十全十美，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存在某些糟粕內容，這也要求我們在研究氣質學說的過程中，加以摒除，並賦予新的內容，使氣質學說在新的起點上得到完善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