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電影
民族電影是反映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影片，一部好的民族電影不僅可以幫助國外的朋友認識和了解我們的民族還可以使我們自己的國人體會到自己民族的偉大，從而更加熱愛我們的民族。
青年一代的人們很是需要一部催人奮進的民族電影，因為我們這一代已經越來越西化，忽視了民族教育和民族責任感、榮譽感。舊社會那些反映抗日題材的影片就可以成為民族電影，它讓那個時代的青年人奮起抗敵，為保護民族尊嚴而鬥爭，這就是一部優秀民族影片的可貴之處。在民族電影研究方面，你可以通過研究各個國家的民族電影了解到這個國家的歷史以及國民修養，一個國家的民族意識的地位可以反映出這個國家的強大程度。也可以通過深入研究我國的民族電影更多地了解到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和驕傲。不是我不愛國，這一點日本就比任何一個國家要做得好，他們從小就被教育出很強的民族意識，一直堅信自己的民族是最強大的，同時日本人的愛國意識也值得我們學習。
所謂民族電影，簡單的說就是以國內發生的人或事為題材所拍攝的國產影片。如《紅高粱》《北京雜種》
什麼是民族電影
——再與鄭雪來先生商榷
鄭雪來老前輩1月8日《應該大力扶植民族電影》一文對晚生多有教誨批駁，晚生理應無條件接受。但鄭老先生所說的這一種“民族電影”，更讓晚生不懂，只好在此繼續“書生氣十足”地多問幾個為什麼，萬望前輩包含。
因鄭老先生指責我沒有看清他的文章甚至“曲解”了他的論點，“想當然”等等。故討教之前，先對此作個應答。去年十月我寫《什麼叫“純粹國產片”？》，只是讀周傳基與鄭雪來兩位先生關於電影本體和國產片真實性等問題爭議後的一點感受心得，原本對兩位先生觀點均有涉及。《文匯電影時報》編輯改成只針對鄭老先生的“純粹國產片”，更精練些。12月4日《時報》又發出周先生對鄭先生的回覆，將他倆的爭議引向深入。這應當沒我什麼事了，卻不料後面鄭老先生不答周先生而突然掉轉槍頭駁我。前輩除了再次強調“純粹國產片”必須“沒有境外資金介入”之外，還聲稱“……不是一再提醒電影創作人員要注意道具等細節的真實性嗎？”為此，我翻出’98全年《時報》，再次從頭至尾拜讀了引起這場爭議的周傳基先生和鄭雪來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將鄭先生9月26日的那一篇，反覆閱讀，似乎並未發現鄭老先生對國產電影細節真實性問題有什麼“一再提醒”。倒是一再用“當然”、“但是”來否定這一問題。我們不妨浪費點版面來轉錄一下鄭老先生的原文：
“……純粹國產片……暫時不能普遍搞同期錄音的原因，除了資金條件外，跟我們演員水平普遍不高也有關係。不少演員連國語都講不好，還得另找人給他配音，你怎么搞同期錄音呢？道具等等細節的真實性當然是十分必要的，抗戰前的土匪使用八十年代製造的武器，1938年以前國民黨空軍使用美國的飛機和武器，當然不行，導演和道具員應該盡一切可能找到與時代相符的道具……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議的。但同時我又覺得不必小題大做，……”鄭老先生在此對“純粹國產片”不是論述得很清楚嗎？“資金條件”、“演員國語”等都是鄭老先生的原話，怎么能說是我給他“歸納”的呢？鄭老先生如果不是健忘的話，那就是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了。至於他的“小題大做”論、“芝麻西瓜”論和只有資金雄厚的好萊塢才能做到逼真性等論斷，周傳基先生回復文章中，已有絕妙比喻作了很好的回答，在此不必贅述。好，下面就該求教於鄭老先生的新“民族電影”論了。
一、為什麼一定要將“資金來源”與民族電影混為一談？
本民族藝術家為本民族創作、製作的電影，無論其創作題材、體裁；風格、樣式……均應當歸屬為民族電影，這道理本來極其簡單，不該有什麼可爭議的。而扶植民族電影也是每一個關心中國電影發展的人原本就有的願望和責任，這常識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讀鄭老先生的文章，這些道理都不是道理了，這些常識都不是常識了，這些無疑的事都讓人疑惑了。因為按鄭老先生的觀點，民族電影“亦即”他或者部分金雞獎評審們指稱的 “純粹國產片”， 也就是他們按資金來源的“境內”和“境外”區分出來的那種電影。照此區分法，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和他以後拍攝的若干作品，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以及他近期完成的《荊軻刺秦王》，還有黃建新的《背靠背臉對臉》、《紅燈停綠燈行》；周曉文的《二嫫》、《秦頌》；吳天明的《變臉》；姜文的《鬼子來了》等等一大批國內國際知名的優秀導演和他們的影片，也都被排斥出了“民族電影”之列，更不要說香港和台灣的電影了。這樣的區別劃分，是否過於狹隘，過於苛刻，過於自閉？如果說鄭老先生先前提出的“純粹國產片”觀點還只是叫人有點啼笑皆非的話，那么，這回又將此上升到“民族電影”的高度，就只能是聳人聽聞了。
為什麼一定要將“資金來源”與民族電影混為一談呢？拿外國人或者港台同胞的投資拍出來的電影就不屬於民族電影，這是個道理么？在我們中國，電影本來就是舶來品，和昔日的鐵路、今日的電腦一樣，熔入了我們這個民族之後，就應當屬於我們自己的民族產業了。昔日造鐵路的詹天佑，今日產電腦的求伯君，其事業成就恐怕都與“外資”有關。難道我們會認為他們的成就不屬於我們民族？還有，當年孫中山先生組織革命黨推翻清王朝，其“資金來源”更是五湖四海、六方八國。誰又會說孫中山不是“純粹”中國人？
鄭老先生的這個“民族電影”，讓我感受到某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盲目地自誇自大又盲目地排外懼外。這種觀念滲透於我們的電影生產、市場和評獎的各個環節當中，對國產片的不景氣現狀不是對症下藥，而是喬裝打扮強作遮掩。對真正的民族電影是有益還是有害？恐怕就不僅僅是“降低對國產影片的藝術質量和技術質量要求”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