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毛澤東詩詞內涵博大豐富，藝術表現力雄渾非凡，具有雄才大略的領袖魅力，長久以來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毛澤東一生熱愛古典文學，其創作的詩詞想像飛動、氣勢磅礴，格律之美，文字凝練，內涵深刻，令人傾倒。詩詞如人，毛澤東的詩詞里字裡行間都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同時又具有豐富的政治內涵，既是其政治理想的體現，又是其領導的中國革命歷程的重現。本書作者條分縷析，引經據典，娓娓道來，引人入勝，令人耳目一新，可增廣見聞，深受陶冶。
作者簡介
撰稿人：王穎、劉秉泉、嚴捷、李曉航、吳正裕、何聯華、陳安吉、張秀娟、趙潔敏、郭思敏、唐斫、黃霞、樊憲雷、魏粉，諸位作者中有不少是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員，也有中央文獻研究室熱愛毛澤東詩詞的同志。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毛澤東1945年曾應詩人徐遲之邀，書寫過一則題詞：“詩言志”。這正是“夫子自道”。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代領袖，他的詩詞反映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直到他去世前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歷程，展現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波瀾壯闊的宏偉畫卷。作為集無產階級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思想家和詩人於一身的傑出領袖人物，毛澤東的詩詞又是他一生的政治理想，生活追求，哲學觀念，思維方式，生活閱歷，切身感受，思想境界，人生情致，創造才能和審美情趣的反映。古人說：“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這樣的評價，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摘自《光明日報》中《點評毛澤東詩詞：一代偉人 千古絕唱》
名人推薦
美國學者聶華苓、保羅·昂格爾說：“像毛澤東這樣一位革命的導師，一位大國的領袖，把他對祖國的一切所產生的最深沉的感受，濃縮的他精心寫成的詩歌里，是無與倫比的。”
英籍華人作家韓素音說：“毛澤東並不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他是一個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時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他有很豐富的成語和典故。能在靈感閃現時立即寫出古體詩詞。正如一個雕刻家雕刻石頭那樣，毛塑造了革命。他以一種永恆的激情從事工作。而這種達到忘我境界的激情就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未來。”
日本學者福原亨一說：“毛澤東在整個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史上，始終是一顆放射出強烈個性的光芒的巨大紅星。他在傳統詩詞創作方面顯露出非凡的才能，使他的形象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毛澤東是代表20世紀的英雄。”
圖書目錄
《賀新郎 ·別友》是如何定稿的？
《沁園春· 長沙》寫於何時？
“炮聲隆”究竟是誰打的炮？
如何理解“收拾金甌一片”？
原稿“行軍無翠柏雪裡”有所指嗎？
如何理解“不周山”的典故？
如何理解“白雲山下呼聲急”？
《菩薩蠻·大柏地》的主題是什麼？
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
《十六字令三首》是否長征組詩的首篇？
《沁園春·雪》引發了一場怎樣的文壇大戰？
如何理解柳亞子詩中的“牢騷”之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用意何在？
文摘
毛澤東詩詞辨析賀新郎別友賀新郎別友一九二三年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悽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簡介】
這首詞最早發表於1978年9月9日《人民日報》，標題為《賀新郎》，寫作時間標明為“一九二三年”。同時，發表手跡一件。1986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收入“正編”，標題仍為《賀新郎》。1992年12月，《中國風》創刊號又發表手跡一件，寫有詞牌名“賀新涼”，未寫詞題名。“賀新涼”是“賀新郎”的別名。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時，收入“正編”，題為《賀新郎·別友》。該書“注釋”寫道：“本詞最近發現作者又一件手跡，標題為《別友》。這首詞是作者寫給夫人楊開慧的。”
1920年冬，毛澤東和楊開慧在長沙結婚。就在他們新婚後的第二年，毛澤東因外出考察而不得不離開愛妻，寫下了一首既有景、又有情、還有議論的詠別詞《虞美人·枕上》。1922年10月，長子毛岸英出生。翌年，次子毛岸青出生不久，毛澤東再次離妻別子。難捨難分的感傷之情油然而生，但肩負著使命，又不能不毅然前行。於是，毛澤東寫下了這樣一首革命激情與兒女柔情有機結合的愛情惜別詞《賀新郎·別友》。
這首詞現在所見作者存留三件手跡：其一，1978年9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稿。無標題，豎寫，有標點符號。其二，1992年12月《中國風》創刊號發表稿。標題為《賀新涼》。橫寫，有標點符號。其三，標題為《賀新郎·別友》，標明寫作時間為“一九二三年”。豎寫，有標點符號。這是1961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書屋書贈副衛士長張仙朋的手跡。另據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一書“考辨”道：“這首詞作者留存的手跡，現在所見有六件，大體上分為三個稿本。”筆者只見到了三件手跡，恰是三個稿本。
三個稿本的手跡與正式發表稿有以下不同：
“苦情重訴”句，其一手跡為“慘然無緒”，其二手跡為“滿懷酸楚”。
“知誤會前番書語”句中的“書語”，其三手跡為“詩句”。
“人有病，天知否”句，其二手跡為“曾不記：倚樓處”；其三手跡為“重感慨，淚如雨”。
“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四句，其二手跡為“我自精禽填恨海，願君為翠鳥巢珠樹。重感慨，淚如雨！” 其三手跡為“我自欲為江海客，再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墮，雲橫翥”。
（嚴捷）【辨析】《賀新郎·別友》寫於何時？
這首《賀新郎·別友》詞作於1923年，但對於具體寫作日期，則眾說不一。據我們初步了解，大致有四種觀點：一說是1923年4月；二說是1923年秋天；三說是1923年11月底或12月初；四說是1923年12月底。
第一種觀點，“1923年4月”說。
張惠仁在講解這首詞時指出，這首詞當是寫於1923年4月，毛澤東隻身離開長沙之後。毛澤東“在當年秋天又曾短暫地來到長沙從事秘密工作後，又匆匆地離別楊開慧同志之時。”①李湘文在一本記述毛澤東家世的著作中，也認為該詞寫於1923年4月，並描述了該詞產生的背景：“1923年4月，湖南軍閥趙恆惕下令通緝毛澤東，毛澤東被迫離開長沙赴上海，後又到廣州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先後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在國民黨中央上海執行部工作，婚後的第一次別離，平添了毛澤東的許多離愁別緒，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賀新郎》的詞。”②
張民、胡長明也持同樣看法：“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後，湖南軍閥趙恆惕下令通緝毛澤東；4月，黨中央又調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當此臨別之際，自然更引起她（指楊開慧——筆者注）的傷感，悽然相向，思緒萬千。毛澤東對她也是非常體貼，仍以在革命勝利時‘重比翼’相期待，並把對她的這一深情，寫進了《賀新郎》這一首詞中。”③
唐振南撰文對毛澤東和楊開慧分別的情節，有“越牆脫險”的具體敘述。文中這樣寫道：“毛澤東是湖南工人運動的領導者，趙恆惕首先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毛聞訊越牆脫險。在這時刻毛澤東已奉中共中央調令參加黨中央工作，乃秘密啟程。毛澤東走後，省警察廳於4月30日發出通緝令，並常派暗探到楊開慧住處——長沙市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偵察，甚至闖入室內威脅勒款。”④
第二種觀點，“1923年秋天”說。
據張式銘在《革命的愛情，珍貴的詞章——毛主席1923年詞〈賀新郎〉淺釋》一文中分析：“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遭到反動軍閥的殘酷鎮壓。白色恐怖籠罩全國。1月，毛主席調到黨中央工作。於四月離開長沙，前往上海。6月，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黨的‘三大’。這年秋冬之際，毛主席為革命奔走，來往於武漢、上海、廣州之間，幾次路過長沙。可能是在這一年深秋時節，毛主席在一次離開長沙與楊開慧同志分別時，寫下了這首珍貴的《賀新郎》詞。”⑤靳極蒼也這樣分析：“1923年二七大罷工，震撼了全中國和全世界。這時毛主席任湘區黨委書記，積極領導著湖南地區的革命，親自組織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和粵漢路、武漢、長沙路段的工人大罷工，以及長沙的工人運動，同時還發動著湖南省的農民運動。這些極大地動搖著反動階級的統治。湖南督軍趙恆惕驚恐地說：‘這個毛澤東使我不能立足了’。於是，就在1923年4月下達了通緝毛澤東的命令，毛主席就離開了長沙到了上海。6月間又到了廣東去參加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會後擔任了黨中央的組織部長，自此就奔走於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這首詞，就是毛主席這年秋天再來長沙，又匆匆離去時寫的。這時，毛主席正在被通緝中，所以一切都是在秘密中進行的。”⑥
對於這種說法，趙志超在專著中甚至同樣作了演義性的描繪：1923年“秋天，毛澤東從上海去廣州出席黨中央的會議，特地回長沙看望楊開慧母子。夫妻見面後，楊開慧沒有往日的熱情，對丈夫沒說幾句話，毛澤東不知出了什麼事。直到夜闌人靜，他好不容易才從枕邊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楊開慧含著淚向他傾訴了自己的委屈，毛澤東震驚了。原來，這幾年他捲入政治漩渦以後，很少再想到自己的妻子兒女，他深感內疚。自己的妻子為他承擔了繁重的家庭擔子，他不曾為她分過憂，連她的向上的革命要求，他也沒有予以重視。難怪妻子要怨恨自己了。但他有革命任務在身，不能在家中久呆。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明又得動身去趕火車。他出門時半天殘月照橫塘，楊開慧破例沒有為他送行。此時，他心情複雜極了。上了車以後，他一直不能平靜。一路上吟成了那首《賀新郎》詞，寄給楊開慧”⑦。
第三種觀點，“1923年11月底或12月初”說。
胡為雄撰文指出：“11月13日，楊開慧生下二兒毛岸青。然而，11月底，毛澤東又要離開長沙赴廣州，準備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離別時，楊開慧淒切切道別，毛澤東則強抑感情。於是，便產生了這首‘悵別’詞。”⑧
第四種觀點，“1923年12月底”說。
王燦楣、卿三瓊對這首詞的寫作時間作了一些考證，認為“這首詞很可能寫於1923年12月”，同時對“四月說”進行了商榷。王、卿二人在他們的考證文章《毛澤東〈賀新郎·別友〉寫作時間考》中說：“1923年毛澤東和楊開慧的離別有兩次：一次是這年的4月，毛澤東由長沙去上海轉廣州，準備參加中共三大的籌備工作；一次是這年的12月，毛澤東也是由長沙去上海轉廣州，但這次是為了參加即將於1924年1月去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
該文還針對唐振南關於毛澤東和楊開慧匆匆分別的敘述提出不同意見。他們強調：“這些敘述與這首詞的描寫，與當時全國形勢，與當時湖南的具體背景不太吻合。理由有如下三點：
其一，這與詞中所描寫的場面、氣氛不太吻合。從唐振南文中敘述的情節看，毛澤東和楊開慧這次分別來得很突然，雙方都沒有思想準備。“如果上面敘述的情節是事實，則不可能有詞中‘揮手從茲去’‘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的別離場面的描寫，也不會有‘悽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的離別情節的描寫。”
其二，同1923年4月當時全國革命的實際形勢及作者當時的心態也不太吻合。“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以前，毛澤東不可能產生‘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這樣對未來革命風暴的樂觀估計。”
其三，1923年12月，儘管當時湖南仍處在軍閥趙恆惕的黑暗統治下，但這時“毛澤東已從中共三大決議中看清復興革命的出路，並將參加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這使毛澤東對未來充滿信心，因此，詞中才會有‘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這樣對未來革命風暴的樂觀估計。”“由此可知，這首詞很可能寫於1923年12月，而不太可能寫於4月。”⑨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認同這種說法，該書在對這首詞的注釋中這樣解釋：“這年（即1923年——筆者注）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出席了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大會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同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9月至12月，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黨的工作，年底奉中央通知由長沙去上海轉廣州，準備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據此，本詞可能作於這年12月底離開長沙的時候。⑩
筆者認為，“四月說”、“秋天說”和“1923年11月底或12月初說”似缺乏過硬的史實依據，均帶有某些臆測成分，而“12月底說”較為可信。我們需要補充的理由是：
首先，毛澤東離開長沙經上海去廣州的時間，有1923年12月25日發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十三號通告》為證。這個通告要求各地推選代表參加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根據這個通告，離開長沙經上海到達廣州，以國民黨湖南代表的身份，參加了翌年1月20日至30日舉行的國民黨一大。由於當時交通不發達，又無傳真，毛澤東不可能在中共中央12月25日發出通告的當天即啟程離開長沙。因此，這首詞似寫於12月26日至31日期間。
其次，在“1923年秋天”說中，趙志超認為，1923年“秋天，毛澤東從上海去廣州出席黨中央的會議”，此說顯然有誤。（一）1923年秋，中共中央確曾開過一次會議（三屆一中全會），但地點不是在廣州，而是在上海。（二）毛澤東去廣州出席的是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不是“這年秋天”召開的“黨中央的會議”。
（李曉航）
①張惠仁：《毛主席詞〈賀新郎〉淺解》，《語文自學講義》1978年第6期。
②李湘文編著：《毛澤東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③張民、胡長明主編：《毛澤東家事圖系》（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④唐振南：《情深似海，彩筆千秋——毛澤東詩詞〈賀新郎〉》，《毛澤東思想研究》1996年第2期。
⑤張式銘：《革命的愛情，珍貴的詞章——毛主席一九二三年詞〈賀新郎〉淺釋》，《湘潭大學學報》1978年第2期。
⑥靳極蒼：《毛澤東詞〈賀新郎〉詳解》，《北京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⑦趙志超著：《毛澤東一家人》，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4月版。
⑧胡為雄編著：《詩國盟主毛澤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7月版。
⑨王燦楣、卿三瓊：《毛澤東〈賀新郎·別友〉寫作時間考》，《黔南民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
⑩吳正裕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賀新郎·別友》是如何定稿的？
《賀新郎·別友》是毛澤東為數不多的愛情詞之一，作者曾作過數次修改，但在生前沒有發表過。從現已公開發表的作者手稿看，共有三個稿本，這三個稿本分別寫於不同時期，內容也各有差異。
第一個稿本發表於1978年9月9日《人民日報》。這是該詞首次公開發表，未寫詞牌名和詞題。豎寫，有標點符號。全文如下：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悽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第二個稿本發表於1992年12月《中國風》雜誌創刊號。標有詞牌名“賀新涼”，未標詞題。橫寫，有標點符號。“賀新涼”是“賀新郎”的別名。全文如下：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悽然相向，慘然無緒。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曾不記：倚樓處？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我自精禽填恨海，願君為翠鳥巢珠樹。重感慨，淚如雨！
這個稿本同第一個稿本相比，有三處異文：“慘然無緒”；“曾不記：倚樓處”；“我自精禽填恨海，願君為翠鳥巢珠樹。重感慨，淚如雨”。
第三個稿本發表於1997年6月線裝書局出版的《毛澤東詩詞手跡》，題為“賀新郎·別友”，並標明寫作時間為“一九二三年”。豎寫，有標點符號。全文如下：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悽然相向，滿懷酸楚。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詩句，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淚如雨。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我自欲為江海客，再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墮，雲橫翥。
這個稿本同第一個稿本相比，有四處異文：“滿懷酸楚”；“詩句”；“重感慨，淚如雨”；“我自欲為江海客，再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墮，雲橫翥”。
這三個稿本，從書寫風格看，顯然不是同一時期所書。究竟哪一個稿本是作者的定稿？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要弄清這個問題，關鍵在於弄清這三個稿本書寫時間的先後順序。一般來說，作者若在不同時期對同一首詩詞書寫多件修改稿，最後一次書寫的那一件，即為定稿。
先看手稿一的書寫時間。據李淑一對筆跡的分析，這幅字“揮灑如意，筆力遒勁。我雖不懂書法，但一望而知是毛主席晚年的手筆。其寫成的時間應不早於60年代，或者更靠後些。”①但有些論者不贊成這一觀點。
再看手稿二的書寫時間。據《中國風》雜誌“編者按”說，這“是毛澤東1937年在延安書贈丁玲的”。另據丁玲在1982年寫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一文說：毛澤東“同我談話，有幾次都是一邊談，一邊用毛筆隨手抄幾首他自己作的詞，或者他喜歡的詞，有的隨抄隨丟，有幾首卻給了我，至今還在我這裡”。文中所說“有幾首卻給了我”，即包括手稿二。從筆跡上看，這個稿本總的書體趨勢呈側勢結構，抑左揚右，符合毛澤東20世紀30年代的書風，應為這一時期所書。對此，人們普遍認同，沒有異議。
關於手稿三的書寫時間，據吳正裕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一書“考辨”，這一手稿是毛澤東“1961年春書贈副衛士長張仙朋的”，同時書贈的還有《虞美人·枕上》。據此，人們也普遍認定此稿為1961年所書。
這樣看來，這三幅手稿中，手稿二和手稿三的書寫時間已大致明了，手稿二系30年代所書，為三個稿本中的第一稿，已成定論；手稿三為1961年所書，也無異議。現在的問題是，手稿一的書寫年代目前尚未確定，它究竟書寫於20世紀60年代之前還是之後？仍有爭論。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手稿一和手稿三孰前孰後，哪一件稿本是最後定稿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詩詞集》均把手稿一作為開卷第一首，稱其“是作者生前校訂定稿的”，是“在作者逝世後由中共中央於一九七八年九月決定發表的”定稿；臧克家在1992年《中國風》創刊號上發表的《讀〈毛澤東同志手跡〉三幅》一文中，也認為這個稿本是作者的定稿；陳晉在其專著《文人毛澤東》中同樣認為，作者對這首詞“最後一次修改是1973年左右”②；另據陳安吉推斷，手稿一比手稿三“時間上也許要晚一點”。③
然而，以上判斷引起了一些人的質疑。郭發明撰文提出了不同看法。文中陳述：“如果1978年發表的手跡是定稿，那么就不應該再以原稿中有而定稿中沒有的‘別友’作為標題，何況這兩字其實也不太確切。”郭發明進而從毛澤東書體演進角度進行分析，認為1978年發表的這首詞的手跡（即手稿一）不是作者的定稿，而是毛澤東“50年代早中期所書”的未定稿。他的理由是：“毛澤東50年代字型趨於平正，講究法度，由行書而漸多小草，用紙常為有紅界限的八行箋或裁成16開大小的白色宣紙，一般毛筆豎寫，每頁六七行、七八行，每行八九字到十餘字不等（題詞字型較大例外）。”這幅手跡“細看實為兩頁紙組成，第一頁為前七行，第二頁為後四行。字型純屬小草，與上述特點相符。對照有日期的書信或詩稿，如1950年4月18日致李淑一信，1955年10月4日致周世釗信所附《七律·春江浩蕩》、1956年12月4日致黃炎培信所附《水調歌頭》和《浪淘沙》等，風格都比較接近。是50年代早、中期所書，可無疑問。”至於手稿三，郭發明認為當為60年代前期所作，其時間肯定在被多數人視為定稿的手稿一之後。其理由是：“60年代是毛澤東書法臻於極致時期，此時毛氏寫字多作大草或以大草筆意寫行書，字形趨大，用筆恣放，達到了意趣與法度的統一。但用紙仍為16開紙，前期每頁四五行，每行六七字；後期則每頁三四行，每行二三字、四五字不等。一頁之間，字型大小懸殊，錯落有致，最大者如《採桑子·重陽》最後一頁，只大書一個‘霜’字。”④此外，郭發明還認為，這首詞“最後一次修改是1973年左右”的說法不夠確切，因為毛澤東1973年已不可能寫出那樣的墨跡了。郭發明據此認定，這三稿中，手稿二最早，手稿一是第二稿，手稿三才是最後一稿。
筆者認為，郭發明從書法鑑賞角度出發，認為手稿一不是最後的定稿，聽起來似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不了解檔案情況，也就不清楚作者對該詞內容上的修改。
針對《賀新郎·別友》的定稿問題，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一書“考辨”認為，本文所指的手稿一，是在手稿三基礎上的“修改件”。同時指出：“在這一手跡上可明顯地看到，先將‘詩句’改為‘書語’，將 ‘重感慨，淚如雨’改為‘人有病，天知否’，將‘再不為呢呢兒女語’改為‘愧不作人間小兒女’，將‘山欲墮’改為‘天欲墮’；後划去‘滿懷酸楚’，改為‘苦情重訴’，划去‘我自欲為江海客，愧不作人間小兒女。天欲墮，雲橫翥’，改為‘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這個稿本作者留有抄正的手跡。”這件“抄正的手跡”就是本文所說的手稿一。
由此看來，手稿二為初稿，或曰原稿；手稿三為過程稿；手稿一是在手稿三基礎上的修改稿，即為最後定稿。
（李曉航）
①李淑一：《情深似海，光耀千秋——讀毛主席為開慧同志所作〈賀新郎〉詞》，《解放軍報》1978年9月12日。
②陳晉著：《文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③陳安吉著：《毛澤東詩詞版本叢談》，中央文獻出版社、南京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④郭發明：《哪篇才是〈賀新郎·別友〉詞的定稿？——對毛澤東三件手跡的研究》，《百年潮》2001年第5期。《賀新郎·別友》中的“友”究竟指誰？
《賀新郎·別友》在1978年9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時，編者以詞牌《賀新郎》作詞題。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時，該書編者根據新發現的作者手跡，將標題改為《賀新郎·別友》,並在題注中寫道：“這首詞是作者寫給夫人楊開慧的。”通常，人們也都認為這首詞是寫夫妻的離別，“是青年毛澤東寫給愛侶楊開慧的愛情詞”，①“毛澤東同志這首詞寫他和夫人楊開慧在長沙離別時的情景，表現了這對革命伴侶之間真摯深厚的感情、對革命事業充滿必勝信念的豪壯情懷。”②這也就是說，一般都將詞題中的“友”理解為作者的妻子楊開慧。
既然這首詞是毛澤東寫給妻子楊開慧的，有人便提出這樣一個疑問：為什麼詞題不標“別妻”而標“別友”呢？針對這個問題，有的注家這樣解釋：“毛澤東不標‘別妻’、‘贈內’，坦言‘別友’，這是他有意強化與楊開慧的同志情、戰友誼。稱夫妻，後面必為家庭背景、生活背景，親昵而難免瑣屑；稱朋（戰）友，後面必是社會背景、事業背景，普通而終歸正大。在毛澤東‘別友’的時代，稱‘妻’為‘友’，還是很前鋒、很文明、很有個性、很有深意的。毛澤東與楊開慧的愛情歷程和楊開慧的英勇獻身，都以真切的歷史，印證了毛澤東這‘別友’稱謂的先見之明。”③還有的注家為表明這首詞是寫給楊開慧的，在講解毛澤東詩詞的專著中，直接將該詞標題寫成《賀新郎·贈楊開慧》④或《賀新郎·贈別楊開慧》。⑤
然而，這些解釋未能消除質疑者心中的疑問。質疑者的疑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詞題不合常理。毛澤東1920年即與楊開慧戀愛同居，此詞如果是贈給妻子楊開慧的，標題應為《別妻》，不應標為《別友》，“寫給自己的愛妻的詞，標題為《別友》妥帖嗎？”⑥
(二)作詞時間不合楊開慧當時的身體狀況。這首詞寫於1923年12月底毛澤東離開長沙之際，11月23日，楊開慧正在離長沙40多公里的板倉分娩，生下了她和毛澤東的第二個兒子毛岸青，而剛坐完月子的楊開慧似無可能到遠在長沙城東小吳門的火車站跟毛澤東告別。即便楊開慧有可能抱著剛滿月的兒子前往車站為毛澤東送行，這首詞的詞題也應為《別妻兒》，而不應是《別友》。
(三)從詞的內容看，不像是寫給結婚多年的妻子楊開慧的，而像是寫給戀人的。“崑崙崩絕壁”、“颱風掃寰宇”等絕情之語，如果是別妻之作，是不協調的，如果用來贈別情侶，則是得體的。
(四)楊開慧生前從未提到過這首詞。
質疑者進而大膽提出，詞題中的“友”不是指妻子楊開慧，而是指女友陶毅。陶毅，字斯詠，女，1896年生，湖南湘潭人。她於1916年考入周南女子中學二班，與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陶毅是一位思想激進的女性，也是新民學會中的一員出色女將，被譽為“周南三傑”之一。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時，她是投資者之一。毛澤東工作之餘不時前往探望，他們之間常有書信往來，保持著深厚的友誼。陶毅終身未嫁，於1931年早逝，享年僅35歲。據毛澤東早年學友蕭瑜（即蕭子升——筆者注）回憶：“在我們那幫學友中，有位陶斯詠小姐。楊先生（指楊昌濟——筆者注）曾誇她是自己最得意的門生之一，也是毛的好朋友。陶小姐傑出非凡。1920年，她與毛澤東在長沙合辦了一間文化書社，（此說法與事實不符，陶只是投資者之一，並非發起人——筆者注）但是他們意見不同，後來友好地分手了。”“她是新民學會第一批女會員之一，也是首批不贊成共產主義的會員之一。”⑦
彭明道在《書屋》2001年第2期發表《毛澤東的〈賀新郎·別友〉是贈給誰的？》一文，認為這首詞不是贈給楊開慧的，而是贈給陶毅的。其主要論據是：
(一)上世紀80年代，一位毛澤東早年友人、新民學會會員易禮容談起這首詞時，曾說過一句話：“這可能是贈給陶毅的。”
(二)1923年12月底，毛澤東、楊開慧夫婦二人都不在長沙。此時二人沒有“見面”的機會，當然也沒有“分別”之時。
(三)這首詞寫的是一幅古典的“長亭送別圖”。詞中的男女主角，應是一對年輕的戀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對新婚夫婦。但毛楊兩人，卻已經結婚四年，生有兩個孩子了。假如楊開慧真為毛澤東送行，她怎么會作出“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那種少女般的嬌羞之態呢？“悽然相向，苦情重訴”的，也不會是楊開慧。“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也不像是對楊開慧說的話。友誼和愛情，但凡有個圓滿結局的，便不該發出這般感慨。作者這話，很明顯地帶著一絲遺憾。是那種對舊日情愛的結局差強人意的遺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淚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對妻子，那“遺憾”就沒來由。
彭明道由此斷言，無論從何種角度去分析，這首《賀新郎·別友》不會是贈給楊開慧的。非但不是贈給她的，而且可以斷定，楊開慧到死也沒有見過這首詞。因為楊開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澤東贈她的詞，是向李淑一說過的那首《虞美人》。那裡面描寫的是詩人自己。而這首《賀新郎·別友》，寫的卻是兩人別離時的情狀，詞中對兩情繾綣的情景、意境的描繪，以及通過這些手法烘托出來的格調，都高出那首《虞美人》遠矣！有著深厚古文功底修養的楊開慧，不可能對此渾然不覺。這樣刻骨銘心的舊事，這樣纏綿悱惻的濃情，這樣淒清婉麗的佳句，必定使才女楊開慧生死難忘。但是，迄今為止，我們沒見過楊開慧提及這首《賀新郎·別友》的片言隻語。由此可知，毛澤東從未將這首詞向楊開慧展示過。
彭明道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毛澤東詩詞研究領域的激烈爭論。贊同者不多，反對者甚眾。陳漱渝在2003年10月31日《今晚報》上撰文，認為毛澤東與陶毅雖然有感情上的糾葛，但此詞不是寫給陶毅的。其理由是：
(一)易禮容老先生生前提供的只是一種可能性，一種推測。他講的也許是此詞跟陶毅有關，但不能根據這種模糊記憶就把陶毅斷定為書贈對象。
(二)1986年，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胡喬木明確告訴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這首詞是寫給夫人楊開慧的。”胡喬木的說法自有其史料根據，不可能在這種嚴肅問題上隨口妄言。
(三)更為主要的是，此詞如贈陶毅，其內容更不可解。比如“知誤會前番書語”。毛跟陶之間究竟有什麼誤會？這肯定會成為一個永遠解不開的疑團。“算人間知己吾和汝”，那將置楊開慧於何地？“重比翼，和雲翥”的對象也只可能是楊開慧，不可能指當時的其他任何女性。另外，“苦情重訴”中的“苦情”，指的是楊開慧生產前後面臨的具體困難。“知誤會前番書語”，系指楊開慧得知毛、陶感情糾葛之後一度產生的家庭風波。至於詞題中的“別友”，據陳漱渝解釋，是指毛澤東告別了跟陶毅之間的一度產生的兒女私情，跟楊開慧恢復了“重比翼”的關係。
吳正裕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在對這首詞的“考辨”中，對彭明道的說法給予了比較全面的辯駁，指出：“關於‘別友’，近年來許多注家和論者都解釋為毛澤東同夫人楊開慧的離別；但也有個別論者解釋為毛澤東同‘情人’的離別。在他看來‘別友’的‘友’只能作‘情人’解，此詞如贈楊開慧，標題應為‘別妻’，不能寫為‘別友’。難道‘別友’的‘友’不能解作‘戰友’？難道夫人就不能兼為戰友？”“考辨”進一步指出：“《毛澤東詩詞選》和《毛澤東詩詞集》的注釋，都將《賀新郎·別友》一詞，解釋為‘是作者寫給夫人楊開慧的’。這個解釋是有根據的。其一，作者曾說過或者他的行為表明是寫給楊開慧的。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記述：‘有時他（指毛澤東。——筆者注）引述中國古代詩人的詩句，或者背誦他自己的詩詞。有一首是懷念他第一個妻子的。她已經由於是他的妻子而被國民黨殺害。’史沫特萊還在《道地的中國理論家詩人》一文中說，毛澤東與她談話時，有時低吟自己寫的詩，‘有一首是懷念他第一夫人的悼亡詩’。白黎在《中國行——記史沫特萊》一書中記載：‘毛主席也滿懷深情地講述了他和楊開慧的愛情。講述完，毛主席還低聲吟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詩。’這裡雖然沒有點明是哪首詩詞，但可以判斷是《賀新郎·別友》。”“毛澤東給丁玲書贈這首詞，不言而喻是表示對被國民黨殺害的楊開慧的懷念。難道毛澤東會向丁玲表示這是對陶毅（1931年病逝）的懷念？”“1961年毛澤東將這首詞與《虞美人·枕上》一起書贈張仙朋，要他保存，張仙朋當時就認為這兩首詞都是寫給楊開慧的。何況其中《枕上》一詞已在1957年被李淑一證明為寫給楊開慧的。其二，最早說明這首詞寫作者與夫人楊開慧離別的是《毛主席詩詞》外文版。1979年外文出版事業局將這首詞補入《毛主席詩詞》外文版中，並作了一個題註：‘這首詞寫的是毛澤東同志與夫人楊開慧離別時的情景。’這個題注與此詞其他譯註，曾經過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編委會辦公室核對和胡喬木審核。其三，《毛澤東詩詞選》註明這首詞‘是作者寫給夫人楊開慧的’，出於胡喬木的手筆。胡喬木早在1941年就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他對毛澤東詩詞‘其中多數作品寫作過程比較了解’（該書《出版說明》語）。其四，這首詞的內容也表明是寫給夫人楊開慧的。詞中的‘東門’、‘橫塘’，點明作者是從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離家遠行的，難道不是作者的夫人而是‘情人’住在清水塘嗎？個別論者提出質疑，認為楊開慧於1923年11月23日在離長沙40多公里的板倉分娩，完全沒有可能到長沙城東小吳門的火車站跟毛澤東告別。據考，毛澤東是在這年12月底離開長沙的，那時楊開慧生第二個兒子毛岸青已滿月，按舊俗已能出門活動，很可能已回清水塘住。”“個別論者僅根據《別友》這個詞題，以及易禮容晚年所說‘這可能是贈給陶毅的’一句似是而非的回憶，就否認這首詞是作者寫給夫人楊開慧的，這既不符合歷史真實，又誤導了廣大讀者。”⑧
筆者認為，吳正裕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對這首詞的“考辨”是比較合乎情理的。把“友”判定為陶毅的說法，其真實性尚無更多過硬的材料加以支撐和確證，難以服眾。雖不失為一說，但從目前披露的史實看，《賀新郎·別友》中的“友”指楊開慧的觀點，當更符合民眾心理。
（李曉航）
①傅德民、鄧洪平主編：《毛澤東詩詞鑑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②羅熾主編：《毛澤東詩詞鑑賞辭典》，華夏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③林冠夫、朱迪卓主編：《毛澤東詩詞鑑賞》，書海出版社1998年3月版。
④吳廷貫著：《毛澤東詩詞助讀》，延邊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⑤羅熾主編：《毛澤東詩詞鑑賞辭典》，華夏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⑥張仲舉編註：《毛澤東詩詞全集譯註》，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⑦蕭瑜著：《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崑崙出版社1989年6月版。
⑧吳正裕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如何理解“人有病，天知否？”
《賀新郎·別友》是毛澤東所作的一首情真意切的愛情詩，既富有革命的激情，又滲透著脈脈柔情，達到了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對該詞上闋的最後兩句：“人有病，天知否？”人們有著不同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兩種看法上：
其一，認為“人有病，天知否？”是詩人對時政的抨擊。
李淑一以老友的身份發表個人體會，她認為，“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壓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喚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義。徐濤基本上持這一觀點。他認為，毛澤東這首詞的結尾變成了仰天的感嘆，這是問天、斥天。他把“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愁苦，變成了無窮的控訴。因此，用一種反詰性的否定句式，通過否定“知”，說明離愁之大；通過問天、斥天，使語意遠遠超出了個人離別的圈子。“人有病，天知否？”的潛台詞可以說是這樣的：只有起來革命，徹底砸碎吃人的舊世界，人民的苦難才能得以解除。這樣寫，則為下闋感情的進一步抒發起了鋪墊作用。①靳極蒼撰文指出，“人有病，天知否？”這是對“知己”說的真心話，也是對愛妻和同志的真心話。他認為，這裡的“人”，是指當時的全中國人民；“有病”，是指受著苦難而不了解；“天知否”，這不是問，而是以問的方式表示肯定的意思，就是說“天是知道的”。而這裡的“天”，則是指自然，指實際。既然實際是“人有病”，那么，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共產黨員哪能不去救他們呢？②持這種看法的論者還是為數不少的。
其二，認為“人有病，天知否？”是詩人個人的感慨。
吳庚舜在文章中這樣分析道，“人有病，天知否”是伊人有病，令人傷情呢，還是人間瘡痍，斥責上天無知以抒發憤懣呢？他認為，從字面上看，似乎兩者皆可通。但作為寫愛情的詞，還是前一種理解順一些。③蔡清富、黃輝映對吳庚舜的觀點表示贊同。他們又進一步補充說，“人有病，天知否？”原稿曾為：“重感慨，淚如雨。”從詩意看，原稿當然不及修改稿，但作者的初稿對我們理解修改稿的原意還是有幫助的。應該說，這是個人的感慨，不是對時政的抨擊。④孟昭詩在《搏擊風雨 比翼高飛——〈賀新郎·別友〉修改始末與修改藝術》一文中指出，1937年在延安毛澤東書贈丁玲的此詞手跡，“人有病，天知否？”原為“曾不記，倚樓處？”而《毛澤東詩詞手跡》中作者作“重感慨，淚如雨”。看來，“倚樓處”在作者與楊開慧的愛情生活中是一次極為珍貴的記憶。重提這次記憶，表示自己對愛人的真摯情誼，並藉以消除“誤會”，也在情理之中。“重感慨，淚如雨”逼真地描繪了“別友”的情景。“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世間的人和事太多太多，大都已經像過眼雲霧，無蹤無影，真正的知己還是我和你。你我心中有什麼痛苦，你我之間最清楚。“人有病，天知否？”也就是說，我和你有苦（“病，苦也”。見《廣積詁》）難道是老天知道的嗎？這裡，作者抒發感情簡直到了呼天喚地的地步！語言的“穿透力”遠遠勝過了“曾不記，倚樓處”和“重感慨，淚如雨”。⑤
筆者認為，“病”，即指詩人內心的隱痛。對“人有病，天知否？”應理解為，這是詩人個人的感慨，而不是對時政的抨擊。“人有病，天知否？”是一個反詰句，即“我和你的苦處，老天難道知道嗎？”意思是肯定地說，老天是不知道的。換言之，詩人在這裡的痛極呼天，實際上是在暗自忖問：開慧呀，我內心的苦痛，你總會知道的！我們認為，將定稿中的“人有病，天知否？”與過程稿中的“曾不記，倚樓處”和“重感慨，淚如雨”聯繫起來分析，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角度，頗值得提倡。這三種寫法分別源於《賀新郎·別友》已公開發表了的三個版本的手跡：（1）1978年9月9日的《人民日報》；（2）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國風》創刊號；（3）1997年6月線裝書局出版發行的《毛澤東詩詞手跡》。
（郭思敏）
①徐濤：《毛澤東詩詞全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②靳極蒼：《毛澤東詞〈賀新郎〉詳解》，《北京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③吳庚舜：《彩筆傳摯情，驕楊著千秋——讀毛主席一九二三年〈賀新郎〉》，《紅旗》1978年第10期。
④蔡清富、黃輝映編著：《毛澤東詩詞大觀》（增訂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2版。
⑤孟昭詩：《毛澤東詩詞修改始末與修改藝術》，華夏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如何理解“要似崑崙崩絕壁，
又恰像颱風掃寰宇”？對於《賀新郎·別友》中“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兩句，人們在解讀時分歧較大，主要分歧集中在對“崑崙崩絕壁”、“颱風掃寰宇”這兩個比喻寓意的理解上，因而出現了多種不同觀點。
一種理解認為應把“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這兩句與“人民”和“革命”聯繫起來解釋，比喻人民的力量或革命風暴的猛烈壯闊。這是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被多數詩詞評家所接受。
楊光暉把這兩句解釋為，比喻“人民的力量”的強大。他在賞析文章中指出：“人民的力量像‘崑崙崩絕壁’，‘颱風掃寰宇’那樣不可阻擋，把一切腐朽的東西從神州大地上掃除乾淨。”①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則把兩句解釋為象徵“未來革命風暴”。該書注釋為：“當時革命形勢在上升，作者‘割斷愁絲恨縷’而為革命事業獻出全副身心的豪情，以及作者所預想的未來革命風暴的猛烈壯闊，在詞中‘崑崙崩絕壁’、‘颱風掃寰宇’的比喻中得到強烈的表現。”②
龍傳俊也作了類似的解釋。他認為“這兩句是說，讓舊社會好像崑崙山崩塌了陡峭的崖壁，又讓革命好像颱風對著天下拂掃。”③公木對這種看法表示贊同，他在一部鑑賞專著中解釋說：“兩句言自己此去，一定要乘勢促成中國革命大爆發。‘崑崙崩絕壁’，‘颱風掃寰宇’，對理想中之大革命的藝術性描繪。”④他在一篇鑑賞文章中又強調：“這不只是豪情壯語，而是山雨欲來大革命形勢的繪影繪聲。”⑤
另一種解釋，認為此詞是一首愛情詞，詞中“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兩句，抒發的是作者個人的感慨，表示毛澤東決不沉溺於兒女私情的決心。
藝兵這樣分析道：“關於這兩句一般都是把它們和最後兩句合起來一起解釋的，用以表達詩人宏偉的革命理想。如果這樣，這兩句的作用只在‘啟下’而沒有‘承上’，‘愁絲恨縷’究竟憑什麼割斷的呢？還不明確。再說，倘若詩人‘愁絲恨縷’未斷，又怎能以這樣大的魄力去投身革命呢？在這裡，我們想起了李煜的詩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種句式結構給我們以啟發。‘恰似’是承上而來的，是說明‘幾多’的，所以毛主席這首詞里的‘要似’、‘又恰像’也是承上而來的，是對‘憑’的回答，那就是詩人要用崑崙山崩塌成陡峭的絕壁以及像十二級颱風掃蕩整個世界那樣的力量和氣勢，來割斷愁絲恨縷，極力描寫這種‘知己’之間感情的密切深厚。”“要割斷這種以感情為基礎的‘愁絲恨縷’，是需要多么巨大的毅力和磅礴的氣魄啊！”⑥蕭永義也認為：“這裡‘要似’云云，不過是表示要橫下一條心‘割斷愁絲恨縷’，是作者此時決心的形象表現。”⑦
第三種解釋，認為“要似崑崙崩絕壁，又恰像颱風掃寰宇”兩句語意雙關，既有割捨個人感情的成分，也有為革命大幹一場的決心。
張惠仁認為：“此兩句承上啟下，語意雙關。既說的是‘割斷愁絲恨縷’時要像崑崙山崩、颱風過境那樣一種氣勢、一種決斷；又說的是個人的感情、愛情生活要和‘崑崙崩絕壁’、‘颱風掃寰宇’式的革命事業聯繫起來處理。”⑧林之也認為：“這兩句，力重千鈞，既是對開慧同志的勉勵，也是對革命理想的展望。”⑨
靳極蒼同樣認為：“既然割斷了這方，就在那方沒有顧慮地大幹一場吧。我會幹得像崩塌了頂天立地的崑崙山絕壁一樣，會幹得像十二級颱風橫掃宇內一樣，把舊中國攪個天翻地覆。就是要掃除人間的一切害人蟲。”這裡“既有夫妻間的個人之愛，又有革命同志間的情誼。”⑩
蕭永義在他的專著《毛澤東詩詞史話》中指出：作第一、第三種解釋的注家，“‘全是好心’。在他們看來，偉大人物的偉大作品，是必然通篇貫穿革命鬥爭精神的。偉大人物詞作中說：‘人有病，天知否？’他們馬上就想到，這個‘病’，非關採薪之憂，乃至生民之苦。’如此等等。這大概就是譚獻在《譚評詞辨》里指出的對詩詞的理解，有所謂‘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吧。但是讀者從詩詞的形象里引起種種聯想，這種聯想是一件事，怎樣解釋詩意則是另一件事，這兩者是畢竟混淆不得的。”
筆者認為，這兩句有一語雙關之意，既要與“人民”和“革命”聯繫起來解釋，也要考慮到這兩句原稿為“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呢呢兒女語”，另一稿為“不願作呢呢兒女語”。原稿兩句意思是：我發誓做一個四海為家的“江海客”，決不沉溺於兒女私情。定稿用“崑崙崩絕壁”、“颱風掃寰宇”兩個形象化的比喻，與原稿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表示“割斷愁絲恨縷”的堅定決心。
（李曉航）
①羅熾主編：《毛澤東詩詞鑑賞辭典》，華夏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③龍傳俊編著：《毛澤東詩詞句解》，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6月版。
④公木著：《毛澤東詩詞鑑賞》，長春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⑤吳正裕主編：《毛澤東詩詞全編鑑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⑥藝兵：《〈賀新郎〉的藝術結構及其他》，《臨沂師專學報》（社科版）1983年第3、4期合刊。
⑦蕭永義著：《毛澤東詩詞史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⑧張惠仁：《毛主席詞〈賀新郎〉淺解》，《語文自學講義》1978年第6期。
⑨林之：《情深似海，志比天高》，《新教育》1978年第11期。
⑩靳極蒼：《毛澤東詞〈賀新郎〉詳解》，《北京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