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朝歌城南關帝廟前，原來是一條官修驛道。正對驛道，立有一通丈多高的巨碑，上刻“殷朝六七賢君故都”，明代創立，監察御史孫徵蘭書丹。
“殷朝六七賢君故都”，即殷末故都之意。那么為什麼不乾脆刻上“殷末故都”或“殷紂故都”，而非得冠上令人費解的“六七賢聖君”呢？“六七賢聖君”都是指的誰呢？
這恐怕仍然得從“朝歌”地名說起。
千百年來，殷紂王作為失國的帝王、殘暴無道的君主的典型形象，遭人唾罵。因為曾為紂王的都城，“朝歌”這個美麗響亮的名子，被蒙上一層恥辱的污垢。從先秦到唐宋，人們對朝歌說三道四，不無微詞。就連朝歌美妙動聽的民間音樂，也因與“感通幽冥”、“推廣教化”的雅樂周禮相抵捂，被罵為亂世之音，視為不祥之物。《史記樂書》說“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認為一大早就唱歌，時間上很不合適，朝歌的“北鄙之音”，“北”有敗北的意思，“鄙”有粗鄙的意思，所以必然“身死國亡”。宋初《太平寰宇記》更是直截了當：“朝歌紂都，其俗歌謠男女淫縱猶有紂之餘風存焉”。春秋戰國之際，墨子和孔丘的弟子先後路過朝歌，為標榜自己的清高，有的繞道而行，有的捂住眼睛，好象從朝歌走一遭，或者看一眼，就會沾上穢氣似的。
曾作為商朝四代帝都和西周衛國近四百年都城的朝歌，就象身遭飛短流長、惡語中傷之害的漂亮女人，在人面前抬不起頭來。以至許多人不敢在外人面前響亮地稱自己是朝歌人。直到近代，一些朝歌籍的詩人、書畫家，仍在自己作品後署“古沬人某某，”，而少有人署“朝歌人”。其實，“沬”這個地名，論年代更久，論知名度遠不如朝歌。
明代監察御史孫徵蘭也是朝歌人，他性格豁達、狂放，文彩卓犖，人稱“怪才”。他敢於在通衢大道立一塊殷末故都的巨型標誌，確實是了不起的舉動。但他畢竟很難徹底地“解放”思想，少不了藏藏掖掖，隱名埋姓，拉出個“六七賢聖君”作代名詞。
“殷朝六七賢聖君故都”，六七賢聖君指的是誰？曾見馮樹凡先生撰文列出殷契、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等七位商代明君。馮文沒有談他的依據，我想大概源於《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中的“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這句話。
但是，馮文所列七位，除武丁外，都是商朝建都朝歌以前的君主。以這些與朝歌無關的君王刻碑作為朝歌的標誌，恐怕不是文彩桌犖的孫徵蘭的初衷吧。
筆者認為，要搞清“六七賢聖君”真相，我們是不是可以打開思路擺脫孟子那句話的束縛，走出“‘六七賢聖君’必須都是君王”這個誤區，大膽地在真理的長河裡探索。
我們可不可以構想，“六七”賢聖君是指：武丁、武乙、帝乙、帝辛(紂王)、箕子、微子、比干。
武丁於公元前1250年遷都於沬；武乙於公元前1143年在沬建都，在位20年；帝乙再次以沬為都，並改“沬”為朝歌，在位9年；帝辛繼續都朝歌，在位52年；箕子、微子、比干均為商朝宗室，箕子、比干是紂王叔父，微子是紂王的同父異母哥哥，三人都是忠心耿耿保社稷的聖賢，史稱“三仁”。四位君王加上三位殷室聖賢，此七人難道不正是殷朝故都最有代表資格的風雲人物嗎？
為什麼要用“六七”這樣的概數？我想應該出在紂王身上，儘管紂王曾平定東夷，開拓淮河和長江流域，對古代中國的統一有很大功勞；儘管孫徵蘭在世時許仲琳把紂王罵得一無是處的《封神演義》還影響甚小；儘管孫徵蘭性情耿介，不盲目苟同世俗；但千百年間人們對紂王偏見太深了，孫徵蘭排列“賢聖君”時也難免稍有猶豫，來了個“姑妄言之”：算上紂王則為七、不算紂王則為六。
在我國古代歷史中，還有許多神秘莫測的懸案引人探索，許多千古之謎留待揭開。在沒有尋得圓滿的世人公認的答案前，依據燦爛的文化遺產中的部分史料，來一些假設和推論，我想是有益的。因此，諸位學士前賢見到我對“六七賢聖君”碑的推論，不致過於責備吧？
殷朝六七賢聖君碑
商朝六七賢聖君碑—現立於河南省淇縣摘心台公園內。此碑原立於淇縣縣城南關村頭通往京城的大道旁側，1984年遷於現址，乃明代監察御史孫征蘭(淇縣人稱孫老官）題字，知縣蔡藿立石。淇縣古名歌朝，是殷商帝都。“商朝···故都”即指朝歌為殷朝都城，“賢”者，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聖”者即聖人，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那為何“六七賢聖君”呢？帝辛被冤枉為暴君，其實他在歷史上是有很大功勞的。毛澤東和郭沫若都對他評價很高，說他是個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他統一了中原，把中國北方的文化向南進行了傳播。孫征蘭崇拜帝辛，對其評價頗高，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鑒於帝辛受德名聲不佳，未敢秉筆直書， 於是埋下伏筆，意即商朝不算帝辛是六個賢聖君，算帝辛是七個賢聖君，故“六七賢聖君”。
該碑對研究殷商史和淇縣歷史及商王帝辛(受德,受)生平，具有很重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