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五柳

明嘉靖《常德府志》卷之十五載：“柳平，字子儀，武陵人。 如《明統志》亦載，柳拱辰通判鄂、岳州，有惠愛。 總之，北宋白馬湖的“武陵五柳”，是武陵地方文化的傑出代表。

武陵白馬湖文化發展的高峰，是在五代時柳氏家族在此定居之後。祖輩柳中，父輩柳拱辰、柳應辰，孫輩柳平、柳猷，三代五人皆為北宋名士，世稱“武陵五柳”。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十、瞿中涪《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卷三、宗績辰道光《永州府志》卷十八、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十八、郭嵩燾《湖南金石志》（即光緒《湖南通志》卷二百七十五）等文獻皆有“武陵五柳”的詳細記載。而在明陳洪謨嘉靖《常德府志》卷十七中，則只稱柳拱辰、柳應辰和柳平為“武陵三柳”：“枊拱辰，其先青州人。五季時避地荊楚，遂為武陵人。精《易》《春秋》，舉進士。通判鄂州，有惠愛及人。後致政，建歸老橋於白馬湖之畔，曾南豐（曾鞏）為之記。弟應辰，子平猷，相繼擢第，人號武陵三柳。”“武陵五柳”的出現，不僅豐富了白馬湖的文化內涵，更因他們當時在政壇文苑的影響，使武陵白馬湖名揚天下。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一專列“武陵柳氏”一條：“柳拱辰，本靑州人。祖南徙居武陵。舉進士，通判鄂、岳州，有惠愛。弟應辰，子洪、猷等，皆相繼擢第，時號武陵五柳。”據此，最早的白馬湖柳氏家族，應為柳拱辰的祖輩。也就是說，拱辰之父柳中，已經是白馬湖柳氏家族的第二代，故稱他們是武陵人，名歸實至。
柳中，為柳拱辰、柳應辰之父。宋仁宗天聖（1023—1030）初年歲貢，授應天府（北宋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知事。史載他勤政愛民，頗有政績。死後還被追贈為徵士郎、寧夏衛經歷。
柳拱辰，字昭昭。生卒年不詳。北宋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進士，歷任鄂州、岳州通判。至和二年（1055），以都官員外郎的身份，出任永州知府。隆慶《永州府志》卷十三記載：“柳拱辰，至和二年以都官員外郎守此，甚有治效。”康熙《永州府志》卷十五《循良列傳》亦載：“柳拱辰，至和二年以都官員外郎守永州，甚有治效。”他精通《易經》《春秋》，尤擅書法，曾題名永州朝陽岩、華陽岩等風景名勝。著有《永州風土記》，今有陳運溶輯刊本存於“湖湘文庫”《麓山精舍叢書》中。柳拱辰剛滿60歲，齒髮未落，即辭官歸里，在武陵城西北白馬湖青陵村築廬建橋，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的曾鞏應邀作了《歸老橋記》。
柳應辰，字明明。柳拱辰之弟。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進士，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永州通判、道州知州。長於寫詩和書法押字（王士禎解釋：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以自別識耳，即今之“題字”），有詩刻在祁陽浯溪石壁。《湖廣通志》記載了他押字的傳聞，與浯溪石刻相吻合。
柳平，字子儀。拱辰長子。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進士。元佑七年（1093）擔任江西筠州（今宜春市）知府。守土盡責，為官清廉，政優民和，訴訟漸無。次年，他在新居中堂上特書“江西道院”四字，以倡民風。黃庭堅為作《江西道院賦》，竭力推崇柳平的政績。明嘉靖《常德府志》卷之十五載：“柳平，字子儀，武陵人。元佑中知筠州，時江西惟筠獨嚚於訟，及子儀至，政亦清簡，訟漸以無。乃新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俗，百姓悅之。”
柳猷，拱辰次子。宋仁宗嘉佑年間（1056—1063）進士。好游山水，長於詩文，有才名。
“武陵五柳”的事跡，最早出自南宋洪邁（1123—1202）《容齋四筆》和《容齋五筆》，以後代代相傳。如《明統志》亦載，柳拱辰通判鄂、岳州，有惠愛。弟應辰，子平、猷等相繼擢第，人號“武陵五柳”。當然，其中影響較大的還是柳拱辰、柳應辰和柳平即“武陵三柳”。
“武陵五柳”對白馬湖的文化貢獻
“武陵五柳”對白馬湖的文化貢獻，主要體現在急流勇退的人生智慧、勤政為民的做官準則和情趣高雅的藝術品位三個方面。他們都在外地從政，但武陵白馬湖是他們的家鄉，風水養人，環境育人。他們的品行，他們的政績和情操，使今天仍然作為城市文化地標的白馬湖，具有了深刻的文化內涵。
1、激流勇退的人生智慧
柳拱辰進士及第後，長期在外做官。每到一地，他都關心民生，尤其重視文化教育事業，政聲卓著。尤其是至和二年（1055），他以尚書職方員外郎出任永州知州之後，積極創辦州學，新建柳候（宗元）祠堂，並為之作記。這些都成了當地歷史文化的重要內容。然而就在官做得十分順利之時，柳拱辰卻主動請求致仕（退休），回到家鄉武陵白馬湖清陵村，過上了悠閒的養老生活。
古代退休，稱為致仕、致事，或致政。退休年齡，漢唐宋元等朝代基本上是七十歲，到明清才規定“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聽致仕”。就是說，北宋的一般情況，相當於今天廳級幹部的柳拱辰本可乾到七十歲。不過他“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便自動請退，回到白馬湖，“遺章紱之榮，從湖山之樂”。在當時社會比較安定的情況下作此選擇，無疑體現了一種人生的大智慧，因而為各種史志津津樂道。文章大家曾鞏樂意地為他寫了《歸老橋記》。記中表現了太陽山下，柳葉湖以西白馬湖一帶宜居的優雅環境，熱情讚賞主人閒靜恬淡的心情，特別突出地表彰了他的激流勇退的人生智慧。
當時柳拱辰在白馬湖的養老家園，引人注目的建築就是方便“往來有事”民眾的歸老橋，其他的居室可能都還比較簡陋，同當地其他民間住房沒有什麼大的差別。後來他的兒子柳平，將父親的老屋改建成了“天真堂”，還增修了“康樂樓”。背倚太陽山，樓堂襯柳蔭，溪橋曲澗，湖山掩映，環境優美。柳平將這個優美的退隱環境畫了下來，帶給朋友們欣賞。後來，應柳平的邀請，他的好友，同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蘇軾的弟弟），又為畫中的兩座建築寫了《寄題武陵柳氏所居天真堂康樂樓》兩首詩：
天真堂
宦遊閱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真。歌哭不移身自穩，往還無間語尤親。
永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此人。千歲展禽風未改，不加雕琢世稱珍。
康樂樓
使君欲畫溪山好，不作層樓無奈何。岩谷滿前收蠟屐，漪漣極目老漁蓑。
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士偏令樂事多。千里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豈無他。
詩中的“前輩”，是指柳拱辰。“諸郎”就是柳拱辰的兒子們，“此人”“使君”當然就是柳平了。《天真堂》寫到了兩代人，重點突出柳拱辰不戀官場而致仕歸老的家風；《康樂樓》則是寫柳平還在任職筠州，即將歸老的志趣。可見，胸懷闊大之風，代不乏人。最後兩句表明，此詩寫在柳平擔任筠州（筠陽，今屬宜春市）知府之時。柳平是元佑七年(1092)開始擔任江西筠州知府，同黃庭堅、蘇轍都是好朋友。
清嘉慶《常德府志》卷三十六稱：“按：蘇子由（蘇轍）有《寄題武陵柳氏所居天真堂康樂樓》二詩，見《詩征》中，雲‘永懷前輩無因見’，即指拱辰。而曾南豐《歸老橋記》，亦當為子儀作也。舊志謂為拱辰作，亦必有誤。”子儀，是柳平的字。這裡認為，由於蘇轍的《寄題武陵柳氏所居天真堂康樂樓》是為好朋友柳平而作，那么曾鞏的《歸老橋記》也應該是為柳平（即子儀）而作。
筆者認為嘉慶《常德府志》的這一推測是不對的。原因如下：一是曾鞏同柳平、蘇轍、黃庭堅不是一輩的人。曾鞏生卒年是1019年－1083年，蘇轍是1039年—1112年，黃庭堅是1045年－1105年。蘇轍出生時曾鞏已20歲，黃庭堅出生時曾鞏26歲，曾鞏是蘇、黃的父輩之人。二是柳平元佑七年(1092)擔任筠州知府，次年書“江西道院”，這時曾鞏已經去世11年，怎么能看到柳平的圖並且寫文章呢？三是如果柳拱辰當時已經有了樓和堂，《歸老橋記》中一定會有反映的，而文中引述拱辰的信只提到了“吾築廬於是”“吾廬”，顯然那時還沒有堂和樓。當然，後世也有將樓居稱為“某某廬”的，但在古代則主要是“泛指簡陋居室”，如陶淵明“吾亦愛吾廬”（《讀〈山海經〉詩》之一）、劉禹錫“南陽諸葛廬”（《陋室銘》）等。建“樓”則是比較大的事情了，是要特別突出的。由此可以推斷，柳拱辰拿給曾鞏看的以“歸老橋”為主體的清陵莊園圖，和柳平拿給蘇轍看的以溪山樓堂為主體莊園圖，肯定不是同一幅圖。結論是，《歸老橋記》的寫作要比蘇轍的詩早得多，它是曾鞏應柳拱辰之約而寫。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2、勤政為民的做官準則
出自武陵白馬湖的“武陵五柳”，個個都是北宋時期的朝廷官員，並且史志稱他們才幹卓著，備受民眾歡迎。其中柳平擔任筠州知府時的事跡，記載尤詳。
清嘉慶《常德府志》卷三十六記載：“柳平，字子儀，拱辰子。舉進士，元佑中知筠州。江西之民，素健於訟。及子儀守筠，政尙淸簡，訟漸以無。乃新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俗，百姓悅之。”為此，黃廷堅特別寫了一篇《江西道院賦並序》來表彰柳平的政績。其序曰：“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辨者不能自解免也。惟筠為州，獨不嚚（yín奸詐）於訟，故筠州太守號為守江西道院，然南康、廬陵、宜春三郡並蒙惡聲。元佑八年，武陵柳侯子儀守筠之明年，樂其俗之美，使為政者不勤，乃新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鼔舞其國風，且為高安之父老雪恥焉。秋九月，遣使來吿成於雙井永思堂，於是為之賦。”賦的正文中，黃庭堅更是熱情洋溢地讚頌柳平：“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氣之未遠，亦美俗之可悅。故柳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嘗發硎，初不折缺。”在另一篇《書筠州學記後》也稱：“後二十有七年，柳侯為州，政優民和。”
柳平在筠州勤政為民，創建和諧局面，形成了當地“元祐之政”的優良傳統，在江西政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至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蘇轍之子蘇適的孫子蘇詡權知筠州，為了闡揚柳平清廉為民的好傳統，他重修了江西道院，並請當時的文壇泰斗周必大（1126—1204）作了一篇《筠川重修道院記》。周必大在長沙做過官，到鼎州遊覽過，也了解武陵人柳平在筠州的事跡，故開篇便稱：“元佑八年，柳侯子儀（柳平）之守筠也，作燕居之堂，榜之曰江西道院，山谷先生實賦焉。後八十有七年，眉山蘇侯詡領郡於茲，惠以養民，廉以持身。始至人安之居，一年人化之，乃新斯堂，以無廢前賢之遺蹟，而永邦人無窮之觀。”（見周必大《文忠集》卷八十二）後來，著名文章家呂祖謙（1137—1181）在《與周丞相子充》的信中也提到：“今以札子拜納《江西道院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佑之政尤善。”柳平作為一位地方官員的“元祐之政”事跡，在將近八九十乃至百年之後還被人經常提起，可見影響不是一般。
3、情趣高雅的藝術品位
古代文獻中關於“武陵五柳”的記載很多，但他們本身留下的詩文並不多。他們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在書法方面，其代表人物是柳拱辰和柳應辰。他們都在永州做過官，對永州的山山水水感情很深，他們留下的詩文和書法題字摩崖石刻等，表現了他們高雅的藝術情操，在今天永州地方的旅遊資源開發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永州府志》卷十九《藝文二》有署名柳拱辰和柳應辰的遊記散文各一篇，其中“柳拱辰”的題為《澹山岩記》，全文如下：
零陵多勝絕之境，澹山岩為甲。觀東南二門而入，廣袤可容千人，竇穴嵌空，物象奇怪，有不可得而狀者。中貯御書，歲度僧一人。僧徒惟利居處之便，而不顧蔽映障遏之弊，連甍接楹，重基疊架，疣贅延蔓，殆將充滿。甚者糞穢積聚，煙爨蒸道，燧陰黑，非秉炬不能入。太守丁公僑，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懌，悉徹群僧之舍，俾居岩外，惟書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留者。他日，公率應辰、大理寺丞楊傑、河陽節度推官楊巨卿同至遊覽。層構一空，眾狀在目。開築塞為通豁，破昏暗為光明，實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臼之處，皆晴景所及。客有言物理顯晦，固亦系乎時耳。熙寧七年甲寅(1074)九月十五日記。
然而從文中“公率應辰”等語，以及寫作的時間來看，這應該是柳應辰的作品，而不是柳拱辰所為。因此，《永州府志》所署有誤。
在今天永州地方的各個旅遊風景區，很多地方都有以柳拱辰和柳應辰的書法為藍本的摩崖石刻。清代郭嵩燾《湖南金石志》中，僅題目涉及柳拱辰、柳應辰的記載就有十幾條：《宋柳拱辰等澹山岩題名》《宋柳拱辰朝陽岩題名》《宋柳拱辰等華嚴岩題名》《宋柳拱辰柳子厚祠堂記》《宋柳拱辰尹瞻火星岩聯句詩》《宋柳拱辰等浯溪題名》《宋柳拱辰浯溪殘題名》《宋柳應辰浯溪押字題記詩》《宋柳應辰澹山岩記》《宋柳應辰澹山岩題記》《宋柳應辰火星岩遊記》《宋柳應辰等石角山題名》《宋柳應辰等浯溪題名》《宋柳應辰浯溪題名》《宋柳應辰浯溪詩》《宋柳應辰浯溪押字題記詩》，等等，這些都是保存在永州各地的石刻，並且至今完好，已經成為永州地方文化中的奇葩。
2008年10月09日《常德晚報》在“游天下”專版刊載了王維凱、唐凱先生的《摩崖瑰寶——浯溪碑林》一文，同時配發了一幅“鎮妖符”（“夬”字）照片。照片的說明文字是：“刻在《大唐中興頌》旁邊高崖上的‘鎮妖符’，直徑2.7米，傳說‘夬’字元刻後，浯溪妖魔絕跡，遊人覽勝平安無事。”該照片顯示“夬”字元筆力蒼勁，氣勢雄渾。一般人弄不清該著名石刻的來歷，可常德人不能不了解，它就出自武陵白馬湖的柳應辰之手。
柳應辰喜歡“押字（題字）”，當地也流傳許多關於他題字的故事。清代王士禎的《浯溪考》，就詳細地記載了他題“夬”字的傳說：“磨厓碑之左一丈三尺厓壁上，刻一符如‘夬’字形。旁勒小字云：熙寧七年甲寅歲刻於浯溪之右，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府志》載，柳應辰維舟浯溪，夜有怪登其舟，應辰書‘夬’字元於其手。詰旦，符見厓端，因刻以鎮之。字長七尺許，仍紀一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處鐫。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
這裡講，晚上有個怪物登上了柳應辰的船，柳應辰就在它的手上題了個“夬”字，第二天起來一看，這個字就到了崖壁上。這當然是關於著名書法家的神奇傳說，事情固不可信，但可以看出柳應辰的書法在當時的影響。宋熙寧七年是公元1074年，距今已近千載，柳應辰所書“夬”字摩崖刻石，仍然完好無損地呈現在永州浯溪摩崖刻石中興碑之左，成為這一風景名勝中讓人感到最為神秘的文化遺存之一。
總之，北宋白馬湖的“武陵五柳”，是武陵地方文化的傑出代表。他們勤政為民，在當時政壇產生了深遠影響；又以自己留下的摩崖石刻等文化遺蹟，為今天的旅遊休閒，增添了藝術欣賞的內容。正是他們才華和精神的展示，使武陵白馬湖在歷史上就名揚天下。如果今天在建設中的白馬湖文化公園開闢出適當的區域，展示“武陵五柳”文化，這既保存了本地原有的基本文化元素，也將是對市民既有啟迪意義，又有欣賞價值的絕好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