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
清代中後期以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時代。在農業、手工業取得較快發展的同時，城鄉市場商品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國內市場體系日益形成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和農村集市三個層次的格局，商品種類與數量日益的增加，水陸交通網的形成與運輸工具的進步，特別是鐵路的鋪設，現代鐵路和傳統的水陸交通交叉，對北方包括藥材在內的農副產品運銷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不僅華北，就連較為偏遠的東北、西北地區，商品流通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一股棄農從商的浪潮滾滾而來。易地經商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儘管，中原地區與江南地區的經濟差距在進一步加大，但北方商品經濟也在金、元的基礎上得到了明顯的發展。
武安地處三省交界，境內多山，山嶽幾乎占全境半壁，丘陵亦占全境之半。[1]在明嘉靖間該縣人口已超過10萬。地瘠民貧驅使人們不得不外出從事商業貿易來養家餬口，且出現了"武安最多商賈"的情形，[2]滾滾而來的商品經濟大潮，使這裡的城鄉悄然變化。農業產量的提高，農業商品化程度的增長，集市廟會貿易昌盛，[3]農民與市場的聯繫增強，大量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外出打工或者從事商業經營成為農民新的選擇。如果先前外出從商的是少數，而這時則是："少數務農，多數經商。"有的村子70%，甚至80%的人都外出經商。[4]他們從縣內到縣外，再到府外，再從省內到省外，從獨自出行，到結伴而行，從分散的個體，到結幫的聯合。有的依靠自己的手藝，靠張羅、補鍋、編織用器來謀生，形成了一支日益增多的亦工亦商的流動隊伍。這時外出從商的武安人，大多以手推車或肩挑，少數用牲口馱運，其活動範圍，多集中在河南、河北、山東與山西一帶，他們沿著祖祖輩輩的路，從事藥材買賣，逐漸由行商變為坐商，在安陽、開封等地也創設了一些商號。但是，整個武安商人的運作情況並不理想。有記載說，他們"每年春季推車而往，歲終推車而歸，習以為常，頻年跋涉，不能大有成就。"[5]困惑的武安人開始反思。
到了乾隆年間，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這些外出謀生的武安人，在求職從商的風風雨雨中，深感在內地商家林立的市場上打轉轉是很難走出困境的，於是決定到經濟相對後進的東北去闖蕩。《武安縣誌》說："乾隆中，民殷國富，到處昇平，內地商業已成供過於求之疲弱現象，遂有聰明人士，思向關外發展，以浚利源。"[6]龍泉武氏五兄弟推起獨輪車，開始踏上了前往關東的行程。並在那裡做起了藥材生意。在奉天創設臨泰商號，經營藥材，這是為武安商人在關東創設的第一個商號，也是武安商人在關東經營商號貿易的起點。為貧而求富的武安人樹立了榜樣。
幾乎與此同時，還有一些武安人，看準了經濟後進的西北市場，即甘肅、寧夏、青海、內蒙一帶，經濟在發展，人口快速增長，但商業供不應求。武安伯延房氏是開封商號"德茂恆"的東家，乾隆元年，拿出4萬兩銀子在銀川投資設立商號"德泰永"[7]，成為武安商人在寧夏開設的第一個商號。
自是而後，武安人大批流向關東，原先在關內經營的商家看到東北市場有利可圖，也將投資的重點移向了關東。流向關東的武安商人遂成為武安商業之中心勢力。
而寓居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和江蘇、安徽等地的武安商人也在千方百計地擴大自己的經營。河南省城開封武安絲綢商人建立了武安會館[8]，為同鄉商人商討商務、評議價格、辨別貨物、聚會議事，提供了便利場所，加強了武安商人之間的鬆散聯合。
祁州是北方最大的中藥材市場。聚集著來自全國各地十三幫藥商。即關東幫、京通衛幫、山東幫、山西幫、西北口幫、古北口幫、陝西幫、懷幫、亳州幫、川幫、寧波幫、江西幫。面對此情此景，正在崛起的武安商人，為了在競爭中贏得生存空間，增進武安藥商之間的凝聚力，鹹豐十一年，由李青久牽頭，與同鄉商家商議，倡導建立彰德武安幫，得到武安藥商的回響，同治二年五月，在祁州藥王廟舉行成立大會，定名為彰武幫。"彰武"就是彰德武安的意思。他們推舉榮豐泰等42人為會首。這是武安商人自己稱作"武安幫"的開始。光緒十五年，在蘇州的武安絲綢商人建造了武安會館。[9]彰武幫的成立與武安會館的建造，從組織上標誌著武安商幫的正式形成。
時至清末民初的三十年間，伴隨著鐵路的開通，武安商人的發展達於鼎盛。其標誌，一是形成了一批在商界有名的巨商，《武安縣誌》載稱："迨光緒末年火車告成，交通便利關外貿易近若門庭。繼入民國，益形發達。若徐之元泰（伯延）、王之廣昌（南文章）、常之萬興（大賀莊）、宋之志和（同會）、孔之增發玉（孔壁）、孫之四盛（南安莊）、尹之積盛和（大洺遠），以及房、武、徐、白各姓所產生之聯號（如德慶元、和發祥等），商家數量大為增長。並其他各家所經營之業務，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大小營業約千數百家，貿易人數約二萬有餘，其獨立經營蔚起巨業者，所在多有。"[10]由房氏開設的商號，在武安有德泰永，在陝西西安、甘肅蘭州設分店，開封德慶恆，在河南安陽、商丘、安徽蚌埠設有分號，天津德慶鴻，在北京設有分店，瀋陽有德慶增總店，哈爾濱有德慶益總店，長春有德慶鈺總店，吉林有德慶通總店，佳木斯有德慶宏總店，四平有德慶同總店，呼和浩特有德泰玉總店，銀川德泰永總店，有東德泰永分店、中衛德泰永分店。[11]其中，德慶增在光緒末年年營業額達到三十多萬元，純盈利三萬多元。[12]二是武安商人遍布各地，《武安縣誌》將它概括為六大商幫。統計材料揭示，關東幫大小營業約數千百家，貿易人數約二萬有餘；河南幫商號百家，約千三百餘人；冀魯幫（也有將此幫分作河北幫、山東幫的）商號百餘家，共一千五百餘人；蘇皖幫商號十餘家，共二百餘人；熱察綏幫商號六十餘家，約六百餘人；山陝甘幫商號約一百數十家，約六百餘人。總計在外從商的商戶達1950家，從商人數達2.5萬人。分布以江北地區為主，包括江蘇、安徽、河南、河北、天津、北京、山東、山西、陝西、甘肅、新疆、寧夏、青海、內蒙、遼寧、吉林、黑龍江等18個省區，復蓋了大半箇中國。民國《河南省志》載稱："凡河南都會及滿洲、蘭州、西安、內蒙等處，皆有本縣人之商業。分綢緞、藥店二行。藥店在滿洲省會、城邑隨在有之。" [13]就是對其鼎盛時面貌的概括。
經營管理方式
武安商人是以縣域形成的一個商幫。比其以省域結成的商幫（如山西商人、廣東商人、山東商人、陝西商人等），地域範圍要小得多，比其以府域結成的商幫（如寧波商人、懷慶商人），地域範圍也要小得多，也就是說，它的人力、財力都不及於上述的商幫。因而，步入商林的武安商人，要在市場上，與省幫、府幫商人展開競爭，那就必須有更多的付出，要更加注意經營管理方式。
依據市場需求，準確選擇經營項目
武安商人家貧從商，沒有靠山，又晚於晉商和徽商等商幫。無論是從資金、經商經驗，還是社會關係、文化積澱，都難與之抗衡。但武安人並不自卑，進入市場後，首先考慮的是經營什麼能夠賺錢。他們憑藉自己的韌性、經驗與對市場的認識，依據自己的財力與人力狀況，在選擇自己經營項目的時候，自然要避開晉商與徽商的強項，晉商以經營食鹽、煤炭、票號為主，徽商以經營典當為主，廣東商人以珠寶、船租、典當、銀鋪為主，寧波商人以航運、錢莊和銀行業為主、洞庭商人以錢莊、銀行、洋紗洋布為主，懷慶商人以四大懷藥為主。武安人為了求生存謀發展，以民眾生活用品中的藥材、布綢作為自己主要的經營項目。
明清以來，北方商品經濟發展雖然不及江南發達，可也得到了顯著發展。棉紡織業、絲織業與藥材業生產取得了較快的發展。隨著棉花種植的快速發展，中原許多地區傳統的農耕結構被打破。河南、山東棉花種植逐漸增多，成為國內重要的棉花產地。但這裡棉織業的發展速度卻落後於江南，"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14]自產棉布質量也不如江南松江布。松江嘉定成為棉布生產中心。河南、山東人口稠密，民間棉布需求量極大。棉花與棉布是山東、河南城鄉集市貿易中的重要商品。江南棉布源源不斷的進入中原市場。
與棉布相比，絲綢是高檔一些的商品。當時國內絲織業的重心已經移到江南。浙江、江蘇的絲織業相當發達。蘇杭嘉湖成為國內絲織業的中心。北方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地也有絲綢出產，其中山西潞安絲綢，河南鎮平的山絲綢，以及魯山的絲綢，在國內也小有名氣。[15]但是在總體質量和花色品種上，比南方遜色得多。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絲綢的需求量也頗可觀。士商富民，"衣服亦有用羅的"[16]。而且人們在選絲綢時，要選"上好的紗羅綢緞"，娶親送禮"衣服要蘇、杭的。"[17]江南的絲綢也以物美價廉大批量地輸入河南市場。
藥業與人的健康息息相關。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藥業空前繁榮。河南四大懷藥的種植面積有了明顯地增長。清中期以後，一些交通便利的內地城鎮為中心的北方藥材市場始初具規模。祁州、禹州以及濟南成為北方藥材的集散地，祁州藥材市場上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十三幫藥商，同治四年《彰德府武安縣合幫新立碑》中說："凡客商載貨來售者各分以省，省自為幫，各省共得十三幫。"[18]禹州藥材市場也有全國各地藥商十三幫。[19]同時作為沿海港口和對外貿易的天津、煙臺、營口等地也逐步發展成為北方區域性和外向性的藥材市場。歸化（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也成為北方沿邊地區的藥材集散地。[20]這種藥材市場體系的形成，與盛大藥材交易會的舉辦，加快了藥材的流通，雲貴、東北、西北以及內地所產地道藥材源源不斷地投入市場，為藥商的經營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這是個一向被人們視為高利潤少風險的行業。他們的先輩長期奔波在祁州藥材市場上，有著豐富的販運經驗，因而，他們將藥材業作為自己主業。
藥材、布綢、山綢都是傳統行業，武安商人將這些作為自己經營的主要項目，此外，還有經營油鹽、鮮果與文具、茶葉的。這是從實際出發做出的決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平凡的，沒有什麼奇特之處，但它卻凝聚著武安人的精明才智。可謂是平凡中的不平凡。
開拓東北與西北市場
步入市場的武安商人，同所有商人一樣，從鄉村到城鎮，從省內到省外。雖然也有所收益致富成為富商，但並不理想。他們切身感受到在商家如林的內地市場上，賺錢不易，賺大錢更是不易。他們四處奔波，通過市場觀察，以及與各地商幫的交往，認識到經濟相對落後的東北地區生意比較好做，便產生了到東北去闖蕩的念頭。於是，龍泉武氏兄弟從祁州購買了一些內地藥材，推起小車，踏上前往奉天（瀋陽）的行程，一個月後，到達奉天，很快就將帶去的藥材賣了出去，並且賣了個好價錢。返回時，他們將東北所產地道藥材帶回關內，同樣也賺了錢。自此他們往返在武安與瀋陽之間，久而久之，掌握了藥材市場行情與當地商情，東北地區有著名的"關藥"人參、鹿茸、防風、細辛、五味子、刺五加、黃柏、知母、龍膽、哈蟆油等。這些地道藥材的質量比內地還要好，價格卻比內地也便宜得多，但內地所產藥材也為東北所急需。於是，就用賺來的錢，在奉天開設了一家藥店，這就是"臨泰"。從而由行商變成了坐商。這是武安人在東北開設的第一個商店。臨泰開業後，獲利很大。引起了武安人的關注。從此，大批武安人流向關東。嘉慶之後，武安藥商在東北藥界已舉足輕重。
東北建省與鐵路的鋪設，加快了東北大開發的步伐。史載"德宗嗣位，復將奉天、吉林、黑龍江改為東三省，與腹地同風。" [21]光緒八年，升吉林府吉林省省治。吉林省轄府十一，州一，廳五，縣十八。光緒三十三年，改黑龍江為行省，宣統三年，設道三，府七，廳六，州一，縣七。省治設在龍江府。由是，關內河北、山東人大批流向東北。但當地經濟的發展相對落後，各種物資供應短缺。醫藥更是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這就為商人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無時無刻不在窺測方向的武安商人，緊緊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到新設的縣鎮進行創業，開設藥店和綢緞莊，並採取多種經營的方式站穩腳跟，成為當地的富商大賈。同一時期，到西北經商的武安人，也施展了才華，活躍在在寧夏、甘肅、青海市場上，德泰永成為當地的名商和巨商。
廣設分號，擴大經營規模
清代各個商幫無不十分重視會館的建造，並把建造會館作為宣傳自我，拓展自己商業活動的空間。如晉商在北京建造的會館有40處以上[22]，在河南葉縣、唐河、南召、林縣都有山陝會館4所，鎮平一縣就有5所。[23]。廣東商人在北京建立的會館48所，在蘇州等外省城市建立會館55所[24]。寧波商人在北京、蘇州、漢口、上海都建立有自己的會館。武安商人步入市場後也曾經這樣作，先後在河南省城開封、蘇州建立武安會館，然而在其他地方，特別是進入東北、西北獲取利潤的武安商人，卻改變了這一做法，將積累下來的的資金不再用於建造會館上，而是用於擴大經營上。
首先是擴大規模，增加經營項目的數量，以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其次是開設分號，特別是利用東北建省大開發的時機，在新設縣地區設立分號，占領市場，擴大經營。德泰興總號設在瀋陽小北關，在新民設德泰隆，公主嶺德泰祥，法庫德泰瑞，哈爾濱德泰恆，齊齊哈爾德泰盛，鄭家屯德泰順，雙城恆泰德，農安德泰增八大支櫃，在支櫃下邊又有若干分店，總計大小分號30餘處。[25]徐和發瀋陽開張後，發展迅速，在關外三省分莊至數十家，在陝西、山西、河南鄴郡開設綢緞藥行十餘處。總店設在瀋陽叫和發徐，新民和發同，哈爾濱和發魁，通遼和發福，法庫和發昌，佳木斯和發禎。他們各有所屬，連鎖經營，在附近城鎮多開有分店，少者幾家十幾家，多者達幾十家。在長春以南沒有商家能與之抗衡，在藥界被稱為南霸天。[26]積盛和老號在通化，總號在瀋陽，生意興隆，廣設分號，長春有積盛和，西豐積盛興，柳河積盛豐，東豐積盛隆，撫松積盛廣，金川積盛廣，西安積盛壽、積盛康、積盛茂，蒙江積盛德，海倫積盛慶，伊通積盛宏，公主嶺積盛義、積盛福、積盛謙，武安積盛會。[28]德慶增總號設在瀋陽，也發展迅速，短期內，在東北開設分號70多處，經營商品藥材、綢緞、茶葉三大類[29]。綏遠元泰和藥店於同治四年設于歸化，在薩縣設有一櫃，作為賣櫃。在包頭分設常泰和一櫃。[30]在開封經營布匹的賈三合，獲利後先後在河南鄭州、寶豐、滑縣道口、周家口等十幾處設立分號。[31]在總號統管下，各商號獨立經營，獨立核算，又相互呼應，互相補充，互通有無，聯成一線，於經營、運輸、資金調撥、信息傳遞都十分有利。
股份制與掌柜負責制
資金是商號建立和發展的經濟支柱。武安商號依據資金籌措形式的不同，分為獨資與合資兩種模式。
獨資經營的商號的投資方只有一家。投資方習慣上稱為東家。這種商號按照資金數量多少可分為大、中、小三種。這些商號是個人獨有，獨立經營，就所有制而言，是個人所有。雖然小商小販眾多，可也有一些中等商號，"其獨立經營，蔚成巨業者，所在多有。"[32]如龍泉武氏創辦的德泰興，伯延房氏創設的祥順公，都是個人獨資商號。後來號稱武安首富的尹懿堂創設積盛和，在東北三省、天津、西安等地有商號45處，也是獨資經營。獨資商號以中小商號居多，這些中小商號都是直接經營，投資者（即東家）擔任掌柜，即東家與掌是同一人。而大商號的東家與掌柜不是一人。通常是東家採取聘用制度，聘請掌柜從事經營，管理商號。
合資經營是兩家或者兩家以上的投資方組成的商號。這是由於一家的資金有限，不能獨立開業，需要與他人合作，共同籌集資金。一般地說，合資經營資金多，規模大，以大商號居多。如徐和發是伯延伯徐某、同會宋霜、萬年李某表兄弟三人聯合創設的。錦和慶是朱、劉、關、程四家聯合創設的商號。
合資大商號東家採取委託經營的方法。東家是投資方，有權決定商號的開設與關閉，以及是否聘用掌柜。大商號通常聘請掌柜1-3人，這就是大掌柜、二掌柜和三掌柜。大掌柜負責全面的工作，二掌柜和三掌柜協助大掌柜，共同管理商號事務。
掌柜的人選，重在具有經營能力。為了放心，東家多從與之有親緣或鄉里關係人員中選定。如法庫的和發昌坐家掌柜是龍泉人白彥，二掌柜是同會人朱魁英，三掌柜是武城裡人李樹元。許多大商號的掌柜就是東家的親戚、與東家合作的股東、或者跟隨東家的精明能幹學徒。
股份制是一經營模式。有說這是晉商的創造。"其法，集巨資，擇信義尤著者數人經理之。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必俟基礎確定，而後從事開拓。"[33]武安商家也採用了這一方式。商號將全部資金分成若干股，各股按家族人口平均分配，作為股金，定期進行結算。不到結算時，一律不準提前支取。結算時，按股分紅，不能動用股金，以確保商號流動資金的足額。掌柜是頂身股，又叫人力股，不是出資金取得股份，而是憑自己的勞動獲取收益，參與分紅。有關股份分紅情形，各個商號大同小異。賈三合綢緞莊三年結算一次，利潤相當豐厚。鹹豐三年結算，總盈利達八萬兩銀子，淨得純利三萬八千五百兩。賈三合三家共11股，每股分紅三千五百兩，三位掌柜頂一股（人力股），分紅三千五百兩。[34]
綏遠元泰和藥店萬金老賬詳細記載了該店股份與結算狀況。民國二十四年結算，銀股身俸桐蔭堂入本金寶銀4500兩為2. 25股。積德堂入本金寶銀4500兩為2. 25股。侯德修公捐俸1股，孫葦書捐俸9厘，范茂勞值身9厘，范旺田值身份4.5厘，張銀昌值身份4厘------，統共銀股身俸9股8厘。淨得利潤56498。26元，按股均分。民國三十三年結算，淨得利潤263558.77元。每股按2萬元均分。[35]
掌柜和東家之間是契約關係，共同承擔生意上的風險。共同分享獲利的收益。這樣將經營者的報酬和業績緊密聯繫在一起，保持了資金的穩定。東家由家長制定規矩，決定家族和親戚是否商號中任職，管理商號，這就增強了各個分號在商業中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誠信經營，講究行銷策略
誠信經營是武安商人經營的基本準則。武安商人的經營以顧客滿意為目標，努力創辦信得過的商號。武安藥商的行銷普遍採用三種方法：一是根據顧客的藥方，配藥出售；二是遵照藥書配製丸、散、膏、丹，自產自銷；三是聘請坐堂先生為病人進行診治，並現場配製各種湯劑，方便患者，促進藥品銷售。在具體運作上，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堅持以誠信經營，童叟無欺。瀋陽徐和發藥店售出的藥材，完全按照顧主要求藥品名稱以及產地、重量進行操作。為了保持藥性的套用效果，從全國各地廣開進貨渠道，精選地道藥材，他們對收購來的藥材，進行淘洗、過羅、篩檢，去雜去劣去霉變等處理，並對藥櫥進行定期清理，保持中草藥熬煎後無泥沙雜質沉積，並邀請顧客監督抓藥，不以次充好。又合理定價，藥價比同時期的其他藥店要低。當地人都認為"和發家貨硬"。"貨硬"就是指"徐和發"的藥材質量好。[36]
善待顧客，方便顧客。德泰興藥店店規就是"買賣買賣，和氣生財；主顧主顧，衣食父母。"店中所有人員將顧客看做自己的"衣食父母"，不能怠慢每一個客人。進門要有迎聲："您老一向可好"，出門有送聲："沒事串門來"。他們在點菸，倒茶，續水，讓座上，都有一套講究，[37]並通過熱情耐心的介紹，使顧客了解店內經營商品的性能。
注重創立自己的品牌。德慶增藥店除了批發零售藥材，按方配藥外，還設立作坊製造中成藥。所制中成藥以丸藥、膏藥為主。"補天丹"，就是"德慶增"開發的名牌藥物。它以杜仲、貢白朮、白芍、故紙、熟地、人參、甘草等為原料加工而成有補腎固精，強心安神的作用，對於心臟病人有好的療效。[38]
注重創立名店。錦和盛藥店，藥品齊全，上自牛黃、麝香，下至甘草、艾蒿，四百味樣樣齊全。按配方自製的中成藥也應有盡有。[39] 賈三合是以經營布匹的商家。進貨直接從江南產地選購，質量差的一律不進。除了在開封市內正常營業，派出店員在附近的封丘、長垣、東明等縣的廟會上設立攤位出售。為了讓不識字的農村農民買"賈三合"的布匹，他們將布匹上劃三道印，作為標記，往來農民一看到廟會上標有三道印的布匹，就知道是"賈三合"的布匹，便出錢購買。由於"賈三合"的布匹質量優良，價錢公道，因此在開封地區有很高的聲譽。當時百姓中出現了這樣的順口溜："三道甲綢緞，言無二價。"
此外，他們還注意商號的形象。不僅講究商號門面設計、店內陳設，大方端莊，招牌字大醒目，突出特色，引人注目，而且注意衣著，言談舉止，藉以展示自己的實力
嚴格店規與紀律
武安藥商建立的商號，有著嚴格的店規和紀律。要求包括掌柜在內的所有人員，都必須嚴格遵守。寧夏德泰興藥店規定四不：未加挑選的藥材不出售，不按照程式炮製的藥材不出售，雜質未揀淨的藥材不出售，不合格的藥材用成藥西藥，職工有權不準入庫。[40]積盛和商號店規規定對顧客缺斤短兩以假充真的，要給予處罰。如元泰和店規規定：在號之人概不準吃洋菸,務賭博，浮達外借，買空賣空，挪用影射，別立堂號。從經理到店員都不準帶家屬，吃住全由柜上包下來。包括掌柜在內的所有店員，衣袋裡不許有錢。現金由會計掌管，但會計不得隨意花錢。進貨、購物筆筆有賬，花錢必須入賬。這種嚴格的店規和紀律，有利於培養造就從業人員的職業和人品道德。
特點
武安商人是真正的商人.。它的崛起靠的是勤勞與智慧，發展也靠的是勤勞與智慧。起步晚而又少資金的武安商人，之所以能夠從無到有，由小到大，躋身於國內富有影響力的商幫，就在於它具有這樣的特點。
勇於開拓，敢於冒險創業
武安商人的形成與發展，是在缺乏資金以謀求生存為起步的。他們最初離開故土外出謀生，只是為了求得一飽，有不少人是為人打工，嚴格說來，還不是從商。他們推起獨輪小車走四方，有的只是充當腳力，更有一些人依靠自己的手藝，在農閒季節，外出張羅、補鍋、編織用器等，農忙時再回到家鄉務農。而更多的人從事商業活動，是從小本生意開始，從小商小販做起，"蓽路襤褸，刻苦努力"，進入城鄉貿易市場，到達人口眾多的縣城、府城、乃至省城，從事交易活動。與眾不同的是，他們不是在臨近家門口的中原地區，與大河南北、長江兩岸，即晉商、徽商、浙江商人、江蘇商人等聚集的地區，謀求發展，而是更新觀念，敢於開拓，不怕吃苦，不怕風險，走自己的路，到邊遠地區，到正在大開發的東北地區施展自己的才能。龍泉武氏五兄弟五架小車下關東，是有代表性的，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說都是白手起家。繼之而來的先後有兩萬武安人來到東北從事創業活動。
是善於捕捉商機
成功商人的經驗告訴人們，只有及時準確地把握商機的商家，採取相應的措施，才能成為成功的商家。所謂商機通常有三個方面，一是時間，二是地方，三是經營項目，即什麼時間，在什麼地方，從事什麼經營最為有利。商機是無限的。但人的認識是有差異的。能否恰到好處的把握商機，關乎到商家的興衰存亡。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不能把握商機的商家，是很難立於不敗之地的。武安商人的崛起與發展，達於鼎盛，其高明之處，不僅在於他們準確選擇了具有廣闊市場前景的經營項目，還在於抓住東北大開發的的時機，將投資的重點轉移到東北，史載他們"知歲來歲往之非計，始各於相當地點，組號設址，照常營業。"就是說敢於在新開發區投資開設分號，擴大經營範圍。有評論說武安人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們看到剛剛解凍甦醒的北方山村需要的東西，迫不及待地給缺醫少藥的關東人送來驅病消疫的科學良方。[41]既滿足了當時當地民眾的需要，也使自己獲得了豐厚的利潤。這是武安商人所以"風起雲湧，盛極一時"的重要原因。
是貨真價實，薄利多銷，獲取豐厚利潤
商業經營是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武安商人起家不是靠權勢，不是靠官府的支持，而是靠自己的經營賺取利潤，賺的是地區差價與季節差價。這種經營，要求他們必須更加用心，講究經營管理方式，博採眾商之長，充分掌握各地市場行情與物流動向，緊緊抓住商機，疏通進貨渠道，嚴把進貨質量關，選派得力而又有經驗的專業人員到原料與產品產地，認真挑選查驗；合理組織運輸，加快商品流通速度，降低運輸成本；廣開銷售門路，機動靈活，批發零售結合，行商與坐商結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處處方便顧客，薄利多銷。這種多種行銷方式的有機結合，是他們獲取利潤的可靠保證。
是建立有效地的管理機制，確保持續發展
在商號管理上，武安商號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實行股份制與掌柜負責制的管理機制，妥善解決了商號的經營與管理問題。擁有資金的東家，聘任有經營管理人員出任掌柜，管理商號，從制度上解決了有效經營與運作諸問題。如開封的賈三合布店是明崇禎十年開設的，掌柜是賈老麟，只是設在朱仙鎮上的一個小布鋪，順治年間遷至開封東大街更名為賈三合綢緞莊，乾隆、嘉慶年間，在河南寶豐、鄭州、滑縣道口、周口、長垣等十餘處設立分號[42]，成為河南布業中著名的大商號。二百多年間，長盛不衰。錦和慶第一代掌柜是朱錦創立了商號，第二代掌柜朱宜之商號得到發展，第三代掌柜朱宜之更是成為巨商。[43]又如伯延房氏，在安陽開設商號祥順公是一個擁有二百年歷史的老字號，後來房家綢布商號由安陽擴大到滑縣道口、懷慶、武陟木欒店、再到寶豐、鄭州、周口，成為河南綢布商中又一巨商，後到東北發展，到房五成之子房錦雲手上房家商號已近百家。之所以能夠如此，與實行股份制與掌柜負責制是分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