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次信息
版 次：1
頁 數：全5冊
字 數：1460000
I S B N：9787544318259
創作背景
《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由海南出版社推出，作者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牌記者陶菊隱先生。陶先生當時與天津《大公報》張季鸞先生齊名，一時名重，號為“南陶北張”。
全書以 20世紀國中國大地上演的一出“群雄逐鹿”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從1912年袁世凱當選中國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到1928年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的17年）為時代背景。在這17年裡，真可謂是風雲變幻、驚心動魄，陰謀詭計耍盡，醜劇鬧劇百出，大大小小的軍閥舞槍弄炮，形形色色的政客縱橫排闔。北洋軍閥史上，每個人物都可以構成一部傳奇，每段事件都可以寫成精彩的荒誕劇。洪憲王朝的出台與垮台，“民國最鬱悶總統”黎元洪的兩上兩下，心高氣傲的段祺瑞從“段厲公”淪為“段哀公”，布販子總統曹錕的賄選故事，“曠代逸才”楊度的宰相夢，一代學問大家章太炎、梁啓超的從政史……諸如此類，說這樣的歷史比小說還精彩、還好看，那絕對不是誇張。
這一時期又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具有非常意義的階段，帝制終結，共和初立，列強環逼，內亂相連，摸索了半個世紀的現代化開始有了感覺，憋了半個世紀的政治欲望也達到了頂點。所謂亂世激流，一邊是戰爭、政變、暗殺、倒戈、學潮、工潮，什麼事都在發生；另一邊是政治試驗，總統制、責任內閣制、君主立憲、聯省自治，樣樣都在試。有槍便是草頭王，軍閥們在上演一出傳統的“群雄逐鹿”戲，而17年裡13位總統、46屆內閣的故事，算下來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共和檔案”。民國初年大牌記者陶菊隱以親身見聞，描寫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7年統治，13位總統，46屆內閣。存新聞之鮮活與生動，取史書之求實與大氣。
從晚清帝國崩潰到民國政府重新統一中國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轉型史，貫通中國古今歷史的關鍵環節，理解近現代中國政治的一把鑰匙。
內容簡介
對今天來說，民國史也許是中歷史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一段，而1912年到1928的這一段尤為重中之重。至今我們也還不能完全弄清楚，讀明白。後來人回頭望去，許多現象還難以理解：軍閥多是“有槍就是草頭王”的粗人，可有時他們在法律程式面前也會心怯和低頭；那時夠得上知識分子這個稱號的也許就是十幾萬、至多幾十萬人吧，而其政治影響力、其社會示範效應，卻可以是空前絕後。
五卷本巨著《武夫當國》封面立體圖陶菊隱先生的著作，帶我走進軍閥史的研究。先生是民國時期屈指可數的名記者，筆下的人物，他採訪過；記錄的事件，他看著發生；他的史話，有濃烈的現場感。這種現現場感，借先生生動的文筆，對每個讀它的人，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 。
陶先生是以報導“北洋軍閥”起家的，他不僅對“台前”發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對許多鮮為人知的秘聞軼事也知之甚詳。陶先生這部130餘萬字的《史話》，以史家之客觀理性，以史話之生動文筆，開創寫史之蹊徑，不假任何虛構便把上至袁世凱朝鮮發跡，下至張學良東北易幟這段長達33年經緯萬端，雲譎波詭的歷史說得清楚明白。毫不“戲說”卻通俗生動，確當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學家”（曹聚仁語）之稱。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紀初的風雲變幻，想要了解民國初期的成績與失敗，想要了解現在從何而來，而又想要不被誤導的話，你就應該認真地讀這一部書。
專制帝國如何垮台？憲政如何建立？又如何瓦解？各種寫入憲法的權力博弈規則如何演變為暴力爭鬥？這本書里都有活生生的演示。本書確實在描述歷史，但它對我們的啟示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
出版歷史
這部《北洋軍閥時期史話》之前由三聯書店出版過兩版，即1959年出齊的八卷本版和1983年的三卷版本。多位研究近現代史的學者都回憶起初次接觸這部書時的情形。來自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陳鐵健教授說自己1960年代時就在讀這部書，“其實學者們都在讀這部書，都引用這部書的內容，但並不註明資料引自這部書而已。”陳教授說，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尤其是民國歷史，就繞不過“北洋軍閥”時期，而研究“北洋軍閥”就繞不過陶氏的這部巨著，這是我們要讀的第一部書，很多人都是讀了這部書才產生了要研究這段歷史的興趣的。人民大學張鳴教授接著發言說，就是這部“史話”帶他走進了軍閥史的研究，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出了幾本像《歷史的壞脾氣》這樣的隨筆集子。
相對於這部書的實際重要性，作者陶菊隱在1949年後的“寂寞”就顯得很突出了。這部書在作者有生之年雖然出版過兩次，但在史學界都是寂寂無聲，沒有任何評論。學者李洪岩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是一個悲壯的文化英雄！”上個世紀有很多這樣的悲壯式人物，陶氏不幸卻也有幸，就是他的這部著作畢竟比較完整地出版了。
“沒有毛澤東，這部書肯定就出不全！”
在與會者當中，有一位特殊的發言者，那就是陶菊隱的後人陶端先生。陶端先生特地從上海飛到北京來參加這個座談會，他說，這是他這一生中最感動的一天，今天(10月14日)又正是父親陶菊隱的忌日，似乎冥冥之中，歷史給了陶菊隱和這部書一個令人欣慰的評價。陶端滿懷深情地回憶起父親陶菊隱和本書的往事：
《史話》開始出版是在1957年，計畫是出八冊，到了1958年，政治氣候變了，出版社出完前面七冊就不敢再出下去，在已出的書里也加進了很多“紅補丁”。父親非常苦惱，後來就想起了毛澤東主席，第一，他和毛澤東是老鄉，都是湖南人，第二，在湖南“驅張(敬堯)運動”中兩人共過事，年齡都差不多，也算有過一段交情。於是就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講明情況，後來主席辦公室回了一封信，說已交出版社酌情處理。這樣，《史話》才終於得以繼續出版。
到1983年，三聯書店要重新出版這部書時，陶菊隱把文字重新作了修改，這就是今天海南版《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所依據的版本。
作者簡介
陶菊隱（1898～1989）湖南長沙人。就讀長沙明德中學。
陶菊隱先生民國元年（1912年）一度擔任長沙《女權日報》編輯，次年起為上海《時報》“餘興”欄撰稿，同時還為上海各大報撰寫地方通訊。民國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報》編輯，撰寫時事述評；不久辭職接辦《湖南新報》，任總編輯。民國7年（1918年）參加《湖南日報》編輯工作。 民國8年（1919年）以湖南報界聯合會代表資格，參加湖南人民的驅張（敬堯）運動。民國9年（1920年）受聘上海《新聞報》駐湘特約通訊員，撰寫長沙特約通訊。民國16年（1927年）任《武漢民報》代理總編輯兼上海《新聞報》駐漢口記者。民國17年（1928年）起，擔任《新聞報》旅行記者、戰地記者，駐漢口特派記者。民國23年（1934年）赴南京與許彥飛合辦《華報》，同時為《新聞報》撰寫專欄文章。民國25年（1936年）移居上海，參加《新聞報》編輯工作，還擔任《曉報》主編和嚴獨鶴主持的《新聞夜報》助編。民國30年（1941年）後退出《新聞報》，除為京、滬大報撰稿外，以主要精力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上海文史館副館長。著有《菊隱叢談》、《孤島見聞》、《袁世凱演義》、《蔣百里先生傳》、《籌安會六君子傳》、《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記者生活三十年》等。
評價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裡，“北洋軍閥”這一段自有其非同凡響和意味深長之處。史家論晚清，常繞不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語，而本書所記的這一段，可以說正是這“大變局”的高潮一節，它是帝制的終結和“共和”的開始，古老中國從漫長的帝制中掙扎出來，摸索著向“共和”奔去，其意義重大，其影響深遠，後來的觀察者看得越來越明白；這一時期也正是革故鼎新之際，憲法、國會等出現，現代警察制建立，新式學校普及，新聞輿論形成，等等，許多制度直接啟發著後來的歷史。
本書名以“史話”，存新聞之鮮活與生動，取史書之求真與大氣，以140餘萬字的篇幅，勾勒了上自袁世凱朝鮮發跡，下至張學良東北易幟，前後前後33年的一段歷史。作者行文收發自如，輕鬆地刻畫出了一大批軍閥與政客的群體雕像，揭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隱聞秘事，軍頭武夫里穿插著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陰謀算計里隱藏著顛撲不破的人性。雖不假以文學性的虛構，也已驚心動魄；雖然寫的是過去的事，讀來卻活靈活現，如在今日。
關於《武夫當國》的寫法，也是需要存疑的問題。讀《武夫當國》，常常被場面和故事吸引，140萬字的著作，讀來完全感覺不到枯燥。這是典型的全景式敘述，我們能看到軍隊之間的格殺場面，也能看到軍閥們在密室里的陰謀，像一部豪邁的散文，縱橫捭闔，但主題鮮明，又像一部情節詭異的小說，人物逼真到讓你悚然驚奇。關於全景式敘述，應該是一個有爭議的寫作方法。對於歷史的敘述人而言，全景式顯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加入很多個人的想像。這就是問題所在。這種由來已久的敘述技巧事實上是中國敘事文學的傳統手段，其不足之處是必須預設一雙無所不在的眼睛。後現代的敘述家們發現了其中的弊端，因此才有新技術的引進。
不過，在歷史領域，敘述技巧的發展似乎與文學相反。司馬遷的《史記》就具有全景式寫法的諸多特徵，從人物對話，到人物心理，司馬遷均無所不寫，而索隱一派的出現，應該是意識到了全景式的不可信之後，才把功夫放在考據之上。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史家們看來，司馬遷才代表了歷史寫法的圭臬。 顧炎武在《日知錄》“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篇章中，有“古人做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語，可見顧炎武對司馬遷的全景式寫法的推崇。全景式歷史生動有趣，而索隱性歷史則忠實於所見史料，不能出現絲毫臆想，因此，索引派歷史必然乾癟，缺少情緒，缺少文采。白壽彝先生有感於這種現象，提出了“史學界應該向司馬遷學習，要改變我們的文風”等觀點。 究竟怎樣理解歷史寫法上的差異，顯然見仁見智。具體到《武夫當國》這本書，當記者筆法和全景式敘述同時出現在陶先生身上，我們便看到了一種抑制不住的情緒裹夾在書中，比如“段政府所仇視的是人民民眾的進步力量，所喜悅的是守舊官僚的腐朽勢力，段先後任用的都是著名反動派和安福賣國集團臭名昭著的人物”等等宣洩性的觀點，即使放在一般性的討論文章里，也缺乏理性風範。陶菊隱先生似乎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對此有所交待，“此書是史話，不是史論”，“此書是史話，不是小說”，先生還強調“內容儘可能多提供材料，少發議論，不多引經典著作，力求做到從事物的現象中反映事物的本質”，現在看來，陶先生不多引經典著作他做到了，但少發議論似乎做得不夠。所以，有歷史學者私下言明：“讀《武夫當國》，唯讀史料，不讀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