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句
“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也就是說，百姓必須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夠在豐年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是因為天下和平安定，沒有戰事，因此應該倍加珍惜。
原文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遠。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也，蓋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鏟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注釋
這是一篇記游文字，其主題卻是歌頌北初推行的休養生息的政策。
文章在記敘中插入議論，回顧戰爭年代，對照當前的和平景象，從而要求人們記住“幸生無事之時”，激發起感恩報德的思想，最後歸結到亭子命名的原因。
譯文
我治理滁州以後的第二年春天，才喝到滁州的泉水，覺得甘甜。向滁州人訊問泉水的所在地，就在距離滁州城南面一百步的近處。它的上面是豐山，高聳地矗立著；下面是深谷，幽暗地潛藏著；中間有一股清泉，水勢洶湧，向上湧出。我上下左右都 看過，很愛這裡的風景。由於這樣，我就叫人疏通泉水，鑿開石頭，拓出空地，造了一座亭子，就同滁州人在那裡遊玩。
滁州在五代混戰的時候，是個互相爭奪的地區。過去，太祖皇帝曾經率領後周兵在清流山下擊潰李景的十五萬軍隊，在滁州東門的外面活捉了他的大將皇甫暉、姚鳳，就此平定了滁州。我曾經考察過滁州地區的山水，查核過滁州地區的圖籍，登上高山來眺望清流關，想尋找皇甫暉、姚鳳被捉的地方。可是，當時的人都已經不在，因為天下太平的時間長久了。
自從唐朝敗壞了它的政局，全國四分五裂，英雄們全都起來爭奪天下，到處成為敵國的，哪能數得清呢？到了大宋朝接受天命，聖人一出現，全國就統一了。以前的憑靠險要的割劇都被削平消滅，在一百年之間，靜靜地只看到山高水清；要想問問那時的情形，可是留下來的老年人已經死光了。如今，滁州處在長江、江淮之間，是乘船坐車的商人和四面八方的旅遊者不到的地方，百姓活著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寶刀不老地耕田和穿衣吃飯，歡樂地度過一生，死後被人送進墳墓。有誰曉得這是皇帝的功德，讓百姓休養生息，滋潤化育到一百年的長久呢！
我來到這裡，喜歡這地方僻靜，而且政事簡單，又喜愛它的風俗安寧閒適。在山谷之間找到這泉水以後，就經常同滁州人在這裡抬頭望豐山，低頭聽泉聲；春天採摘幽香的山花，大旱天託庇在喬木下乘涼，妻了秋冬兩季，經過風霜冰雪，山水更加清楚地顯露出明淨秀美，四季的景色沒有什麼不可愛的。雙慶幸這裡的百姓喜歡那年景的豐收，高興同我一起遊玩，因此我根據這裡的山水，稱道這裡的風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能夠安享這豐收年景的歡樂的原因，是幸運地生活在太平無事的時代啊。
宣傳皇上的恩德來和百姓共同歡樂，這是州官的事情。因此，我寫下這篇文章，來給這座亭子命名。
賞析
這篇散文，寫於慶曆六年(1046)。所謂“慶曆新政”，僅經過一年多時間，就在慶曆五年春宣告失敗，執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繼被斥逐。歐陽修因上疏為他們辯護，也被捏造罪名，貶於滁州。滁州五代時為爭戰之地，備受破壞，經過宋初近百年的休養生息，已初步恢復元氣。州西南琅玡山為遊覽勝地，歐陽修政事之暇，頗喜尋幽訪勝，闢地築亭。此文除記述建豐樂亭的經過及與滁人共游之樂外，還描繪了滁州從戰亂到和平的變遷，從而寄託了安定來之不易，應予珍惜的命意。
無論是記述還是描繪，全文都是圍繞“樂”而寫：建亭取名為“樂”，是思樂；與滁人共游為“樂”，是享樂。樂在亭中，樂在山川，樂在和平安定的歲月。
歐陽修的散文，語言簡潔，含義深遠。全篇不足500字，卻多角度、深層面地寫出了“豐樂亭”的“樂”意。
處地之“樂”——自然與創造。歐陽修能夠在滁州飲到甘甜的泉水，賞到優美的景致，都是大自然所賜，當然樂；看景致，僅在距滁州百步的地方，上有“聳然而特立”的“豐山”，下有“窈然而深藏”的“幽谷”，中有“滃然而仰出”的“清泉”，能不樂？樂是樂，但作者不想只得一時之樂，也不願獨享其樂，於是在自然賜“樂”的基礎上，又用人力去創造“樂”，去豐富“樂”——“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真可謂是由“樂”而造亭，由亭而生“樂”，“樂”何其多，人“豐樂”，亭也就叫“豐樂亭”了。
處時之“樂” ——機遇與幸運。只有“樂”之地不能成就其“樂”，還必須處在“樂”之時。而作者和滁州百姓，正巧碰見了這“樂”時，這“樂”的機遇，能不感覺幸運嗎？作者寫處時之“樂”，是從四個方面來寫的。一是“樂”之久。滁州在五代時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沒有什麼安定可言，而宋太祖趙匡胤“嘗以周師”平定此地。到了作者所處的時代，再想去尋戰爭的遺蹟，也已經不可得，因為“故老皆無在也”，“天下之平久矣”，百姓“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二是“樂”之源。遠源是“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近源則是“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說白了，這“樂”之源其實就是大宋皇帝，是他使得“向之憑恃險阻，鏟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三是“樂”之況。既然處於“樂”之地，“樂”之時，那百姓到底是怎么個“樂”法呢？看吧，“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用現代一點的詞語表達，就是“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生老病死，順其自然，一派田園風光”，於是作者“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多么愜意呀!這是想當年陶淵明連做夢都想過的生活，現在讓宋朝的歐陽修和滁州百姓過上了，這種“樂”，局外人怎么能體會得到呢？四是“樂”之思。人常說：飲水思源。既然嘗到了“樂”的甜頭，那就一邊“樂”，一邊思——讓百姓“知上之功德”，“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而作者更沒有忘記“宣上恩德”是自己的職責。在“樂”的過程中，讓百姓思德報恩，懂得這“樂”來之不易，應當加倍珍惜，以擁護趙宋王朝。這也是本文的深層內涵。
處人之“樂”——井然與融洽。作者歐陽修時為滁州刺史，是朝廷命官，如果他只知道自己享“樂”，自己陶醉於山水之間，沉迷於美景之中，那就不是真正的“樂”。真正的“樂”在老百姓那裡，在於民風民俗民願民心，也就是孟子所說的“與民同樂”。歐陽修深知這一點，因此，他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將滁州治理得井然有序，與百姓相處和諧，關係融洽，於是他才得情致，“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百姓喜歡與自己游，那怎么能不“樂”個痛快，“樂”個天翻地覆呢？
這篇散文，融記敘、議論、抒情和描寫於一體，以“樂”開篇，以“樂”終結，“樂”貫串始終，景怡人，情動人，理啟人。他的《醉翁亭記》讓人跟著“醉”，他的《豐樂亭記》讓人跟著“樂”，真不愧為傳世的姊妹篇呀。當然，還必須認識到，這兩篇散文都間接地、含蓄地抒發了作者“樂”與“醉”之中的憤郁和不平。
延伸閱讀
稍後於歐陽修的著名文學家蘇軾，在他的《教戰守策》一文中寫到了人民的安樂生活，但他有自己的憂慮：“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蘇軾居安思危，在和平安定的年代，想到國家和人民所存在的不利因素，這當然與他生活的社會背景有關，但也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清朝乾嘉年間著名學者洪亮吉，在他的一篇題為《治平篇》的文章中，也寫到了處於安定時代人民的快樂，但同時他又發現了新的問題：“人未有不樂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國家安定，人民安居樂業，是人心所向，但人口卻會因此增加，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這種見解獨到而可貴。其實，不論是蘇軾，還是洪亮吉，他們和歐陽修的觀點從根本上講是一致的，也就是要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想方設法使其保持久長。
關於作者
[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廬陵(江西吉安)人。四歲喪父，家境很貧窮，母親用荻桿畫地教他識字。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在西崑派文人、西京留守錢惟演的幕府里，開始和尹洙、梅堯臣等互相師友，唱和詩歌並提倡古文，逐漸成為著名的文章家和文壇領袖。他一生任過朝廷和地方的許多官職，也是北宋中葉重要的政治人物。
當歐陽修登上文壇和仕途的時候，北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都日趨嚴重，統治階級內部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呂夷簡為代表的保守派鬥爭異常激烈，歐陽修堅決地站在范仲淹的一面，關心國事，同情人民的疾苦，他指出王朝誘民、兼併、徭役等大弊，主張輕賦稅、除積弊，實行“寬簡”的政治。由於他直言敢諫，屢遭誣陷和貶斥。但由於他政治上、文學上的才能為王朝所重視，貶官不久，往往又得到起用。
歐陽修在政治上和范仲淹等對保守派的鬥爭，和他在文學上提倡詩文革新對西崑派的鬥爭，是互相呼應的。
歐陽修有一些政論性的散文，是直接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如《與高司諫書》，直斥諫官高若訥趨炎附勢、不敢主持正義的卑劣行為；《朋黨論》反擊保守派對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誣衊，諷諫統治者應該任賢退惡：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他鮮明的政治態度和鬥爭精神。著名的《五代史伶官傳序》，通過後唐李存勖興亡的典型事例，說明國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實由人事，表現了他對國家興亡的樸素唯物主義見解。
歐陽修的散文，無論狀物寫景，敘事懷人，都顯得搖曳生姿，具有較強的感人力量。如《釋秘演詩集序》、《瀧岡阡表》等。《醉翁亭記》寫滁州山間朝暮變化、四時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間的遊樂，層次分明，語言自然流暢，表達了擺脫約束、從容委婉的情致。他的《秋聲賦》，用散文的筆調，通過多種譬喻，描摹無形的秋聲，烘托出變態百端的秋天景象，一變向來一般辭賦凝重板滯、略無生氣的面貌，表現了他在藝術上的獨創性。
歐陽修的散文雖以學習韓愈相標榜，風格實各不相同。如果說，韓愈的文章如波濤洶湧的長江大河，那么歐陽修的文章就恰像澄淨瀲灩的陂塘。韓文滔滔雄辯，歐文娓娓而談；韓文沉著痛快，歐文委婉含蓄。他繼承並發展了韓愈文從字順的正確做法，而避免了韓愈尚奇好異的作風。他敘事簡括有法，而議論迂徐有致；章法曲折變化，而語句圓融輕快，略無滯澀窘迫之感。又注意語氣的輕重和聲調的諧和。歐陽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為當時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毫無愧色的。
歐陽修除與宋祁合修《新唐書》，自撰《新五代史》外，著有《居士集》、《居士外集》、《六一詩話》等。他擔任主考官時的進士蘇軾、蘇轍、曾鞏及經他推薦而居高位的王安石、蘇洵等與柳宗元、韓愈為名列為“唐宋八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