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在19世紀時，歐洲各國興起 民族主義，提倡擁有共同文化、語言及歷史的 民族建立屬於他們的國家，於是多個民族發動了獨立運動，成功擺脫外族的管治，建立統一及獨立的民主國家。例如有 比利時脫離 荷蘭的統治，在1831年取得 獨立； 普魯士（ 德意志邦國）先後打敗 丹麥、 奧地利帝國及 法國於 1871年建立統一的國家。而德意志由於長期四分五裂，而且遭遇了多次外族入侵， 三十年戰爭後，神聖 羅馬帝國解體，德意志民族分裂，在這片土地上先後有數位民族思想家，其中 赫爾德最為著名。
但是，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 歐洲列強為了增進本民族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價;試圖加強自己在歐洲及全世界的影響力，從而令這種擁護自己民族的情緒變質，成為一種危險的 愛國主義。而 現在還有很多民族存在這種主義，而且由於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衝突，使得極端民族主義在新世紀有了更新的表現。
關於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一詞似乎在網際網路上的口碑越來越不佳了，以致很多人一提起民族主義立即就想到“憤青”、“反日反美”一類的東西。民族主義在我的印象中一直以來都是箇中性的詞，怎么會產生狹隘的聯想呢？
人類因為生存的需要，形成社會，藉助群體的力量方便獲取生活資源和獲得保護。人們對所生活的族群所提供的舒適、寧靜、豐富、優越與安全感產生依戀和榮耀的情感。為了使生產和生活利益得到保障，人們自發地維護這個族群的完整性。這就是最樸素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應當是自發的，源於基本的利益觀和良知，它仿佛溶化在人們的血液中，無法根本清除。由於幾乎每個人都具有這種潛能，統治者很敏感地察覺到這是一股強勁的力量，不能降服之就可能被之降服，所以長期以來，民族主義都被統治者所小心駕馭，統治者千方百計地將自己演繹成民族主義的核心價值符號。民族主義洪流就象漩渦，而統治者則總是企圖扮演漩渦的中心。在後極權時代，由於信息的壟斷，民族主義情緒比以往更易於控制，統治者通過壟斷的傳媒、教育，對民眾的情緒進行操控。在這個“計畫思維”的時代，人們的一顰一笑、一喜一怒都被人算計、被人設計，表面上人們發自內心的情感實質上早落在那些人預先設定的模範當中了。
人類是群生動物，族群利益往往就是生存利益。民族主義在歷史上確實是起過積極的作用，人們義無反顧地投入反抗異族入侵的戰鬥，譜寫人類歷史上一頁頁可歌可泣的悲壯篇章。民族主義使人們產生向心力，激發創造熱情，日本人的維新就是挾民族主義（天皇是民族信仰的核心符號）之威的迅速崛起。但泯滅人性的、失控的民族主義是恐怖的，日本也是一個例子。
民族主義具有先天性的排外特徵，有人說民族主義的危險正在於此。其實每個人都具有排外性，利益獨占是生命的本能，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每個人都危險。為什麼人們能夠相互競爭但又能和睦相處呢？就是人們能夠調伏其攻擊性，在利己之餘不害他。民族主義也一樣，民族主義具有內凝力也有外張力，理智的民族應當利用其內凝力以利己，節制其外張力以防害他。
為了區分純樸的、中性的民族主義，人們又派生兩個詞：激進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本來民族主義是自發性的、應激性的，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而激進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則是將並不存在或不顯著的壓力放大，懸在頭上，人為地造成一種壓迫感，以刺激那種潛能。這是一種病態，醫學上叫做迫害妄想症，極端民族主義更象癔病。
危害
學者認為極端民族主義其害有四
政治學者蕭公秦對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是要加以反對。他分析說，首先，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形成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這種“受害意識”固然是激發我們民族奮力爭取富強的精神資源，另一方面，基於受害的歷史記憶而產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現實的溫和冷靜的態度，將在這種非理性的情緒狀態中被解讀為“對外軟弱”，解讀為委曲求全的“綏靖主義”。到頭來，連務實的主政者也會被逼得要“順應”從極端民族主義的潘多拉盒子釋放出來的“民意”，被迫以剛性對抗來作為解決複雜國際關係的基本選擇。
其次，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這種激憤民族主義將有可能走向“閉關鎖國論”。實際上，自明清以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就存在著閉關鎖國的價值傾向，近代以來的民族生存危機的壓力又者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傾向。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以唯我獨尊的左派原則來解讀不同文化的價值衝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極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閉關鎖國論”又必然與極左思潮的死灰復燃相聯繫。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以後，海外新左派電子雜誌《中國與世界》，甚至把1963年陳伯達主持撰寫的“反修”文章《六評》祭出來，反對當今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對人們心理的控制，反過來又會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別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態度的反彈，並使該方中的理性現實的聲音同樣受到壓抑。
第四，在極端民族主義支配的精神氛圍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機會主義者。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民眾的情緒，轉移人們對經濟改革與社會問題的注意力。前蘇聯國家就出現過這樣一種趨勢。當然，這種情況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出現。
評價
極端的民族主義是狹隘的。這樣的態度固不可取，但若將其與積極的民族主義混淆，以偏概全，便太膚淺了。
在西藏事件上，西方眾多媒體對於中國的抹黑，大家有目共睹。某些“藏獨”分子對無辜平民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死傷。對此西方媒體一筆帶過，或是根本沒有報導。這豈不是在默默支持那些製造騷亂的極端“藏獨”分子\的暴行？當暴力分子為尋求“自由”而展開暴力行動，便是自由戰士。當民眾自發提出抗議，一些西方媒體記者卻又跳出來，稱其為偏激的民族主義，要求其克制，這是否昧於成見，而對中國作出不實、不公正的指責？
不錯，一些網民言語激烈，但既使情緒化，其基本立場依舊明確有理。更何況，有過激行為的人屬於少數。中國民眾和海外華僑的公憤，大多訴諸於口誅筆伐以及和平的抗議示威，而且這也是西方媒體和政客對中國抹黑激發出來的後果。
西方媒體的輿論犯了兩個錯。第一，對民族主義有著模糊不清甚至錯誤的理解，往往過於強調民族主義的極端性。第二，把這次民眾抗議偏差報導與不公平輿論的義憤行為，概括地貼上“偏激的民族主義”標籤，對其冷嘲熱諷。如果西方媒體和政界人物，能夠冷靜地聆聽和細思中國民眾和海外華僑憤慨的原因，這對現在的形勢會更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