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一字雅利，別署琴如，別號北屈，或署虬麋道人、呂香真逸、晚號東瀆老人。
楊篤為近代極為有名的方誌界名家。他的前半生，致力仕途，而後半生，幾乎全部傾注於地方志事業。楊篤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幼承家學，十一歲起便紮下了考訂源流、探討學問的深根。青年時代的楊篤好學不倦，求知心切，曾遍交當時名宿，聲譽漸起。同治甲子（1864）年他考取舉人，但在晉級進士時，卻屢遭慘敗。他空有一腔建功立業的熱情，卻無處舒展。在人生失意、宦途維艱之時，他經過痛苦的掙扎之後，進行了理智的抉擇，將注意力集中到著書立說上來。他以渾厚的文學功底，深湛的金石學、文字學功力進行考訂，究訛補缺。他在宏治九年受聘西寧宏州書院講學。期間，受知縣之約撰修了《西寧新志》，楊篤立意創新，在撰修該志時，發凡、體例均不受毛奇齡、戴震、章學城等名家的成規束縛，自成體例。在該志的地理篇中，他糾正了酈道元《水經注》中的錯誤；在人物誌中，又補充了金元時代的欠缺。此志一經刊印，便受到時人矚目，從而成為楊篤躋身方誌界名流的經典之作。自此，他便於方誌結下了不解之緣，慕名來聘其修志者接踵而至。他一生之中主撰了《山西通志》（光緒）、《蔚州志》、《代州志》、《西寧新志》、《繁峙縣誌》、《壺關縣續志》、《長子縣誌》、《潞城縣誌》、《黎城縣誌》、《屯留縣誌》、《天鎮縣誌》、《長治縣誌》，襄修了《五台縣誌》一部，總計十三部，創造了我國歷史上個人修志種數最多的紀錄。其中，他的最後一部宏作《山西通志》是在通志幾經變故、幾度停頓的關頭而毅然出面總纂的。他在志書修撰的六千多個日日夜夜中，曾感慨說：“倘志書不成，三晉文獻由我而斬，罪不更大乎？”正是這種高度的歷史責任感，使得他將修志看的比生命更為重要，抱病而書，每天都有新的進度，書成之年，楊篤便因積勞成疾與世長辭。《山西通志》是其生平精力之所萃，成為同代通志中的佼佼者，受到張之洞、梁啓超等的高度評價。該書體例之謹嚴，考核之精詳，文筆之簡括，取捨之得當。雖然他不象章學城那樣有方誌理論的專著，但長期的實踐和艱苦的探索使他在方誌的編纂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修志主張很多極有積極的意義。例如他講求實用，對“摹繪景物，界面樓台，無關實政者悉不登”；重視繪圖，認為“史不為圖，地誌則非圖不可”，他在歷代疆域、山川、城池、鄉鎮等圖上都畫有計里方格，並標以特別的符號，為歷代舊志所罕見；他以科學的經緯晷度取代以往的荒渺的星野說；重視金石，以自己金石之長，詳加考訂以補史書之不足等，使得他所編纂的志書中保存了大量的極有用的資料。
此外，楊篤也是當時極負盛名的詩人、雜家兼書法家。雖然楊篤的詩歌較其所修志書文字之量要少得多，但無論從思想性，還是從藝術性來看，他的詩歌在同時代的文壇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他以七言古詩和七言律詩的形式，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寫下了不少為民請命切中時弊的好詩。 除詩詞外，楊篤不僅擅“三禮”、通經史、精金石、工書法，而且在地理、目錄、諸子、算術、篆錄、聲韻等學術研究上均有較深的造詣。他一生除方誌外，著述很多，可惜大多未行於世。在他死後的二十年，日本學者到中國後，曾“不遠數千里，親造其門，以千金購其寸縑斷墨而不可得。”由此可以想見，楊篤的影響之遠。
總之，楊篤雖然是一個受封建文化薰陶的舊文人，但仍不失為奮發有為的學者，尤其是他在方誌編纂上的貢獻豐富了山西的方誌，對後代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他撰志，力求精核無誤；為文，能貼近生活，體察民間疾苦，憂國憂民，尤令人稱道。“滿屋圖書橫古墨，虛堂神鬼伴孤燈”是他自己真實的寫照。正是因為他勤於筆耕，才使得我們今天得瞻更多的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