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楊白子楊白子，女，1939年11月生，原籍廣西桂林，國內第一代油畫家楊秋人之女。1965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裝璜專業，退休前為廣東人民出版社副編審，中國裝幀藝術研究會會員。曾任職於北京郵電部郵票發行局設計室，從事郵票設計十年。設計郵票十八套（含合作）。
設計過《服務行業中的婦女》、《紅旗渠》、《輪船》、《工業產品》、《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周年》、《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普無號》等19套郵票（含與他人合作），還設計了著名的《毛主席語錄郵資封》，並參與設計了《紅綠郵資封》。1976年後從事書籍裝幀工作。作品十件入選全國第二、三、四屇及中日首屇書籍裝幀藝術展，約三十件入選廣東省、中南區歷屇書籍裝幀年會展，獲各級（省、中南區、全國）裝幀設計獎二十餘項。主要作品有：《廣東作家三、四十年代作品選叢書》、《人啊，人！》、《明本潮州戲文五種》、《飛碟的故事》、《英漢對照世界名著連環畫》、《重軛》、《國殤》、《往事並不如煙》等。
郵票設計經歷
楊白子1965年夏天，楊白子從廣州美術學院裝璜專業畢業，分配到郵票發行局從事專業設計工作，她和盧天驕、潘可明、陳曉聰組成一個女子四人小組，共同承擔《服務行業中的婦女》郵票的設計任務。她們在北京郊區的通縣觀察理髮、餐飲、醫護行業，在房山縣跟隨背著竹簍的售貨員爬山送貨，在列車上、汽車上了解列車員、售票員的工作，隨後根據生活體驗各自構思畫出草圖，再經過多次協商、修改，最終完成了10幅圖稿。
這套編號為特75的郵票，因“文革”開始而成為那個年代最後一套特種郵票。這套郵票屬於宣傳畫一類，畫面並不複雜，都集中反映了主題——服務行業也是為人民服務，是光榮的。 10-1為“一切工作都是為了革命”。主圖是懷抱毛澤東著作、英姿颯爽的服務行業女職工，上端是“一切工作都是為了革命”的大幅標語。前面是金燦燦的向日葵。 10-2為“一切工作為革命”。主圖為列車員微笑地幫老大娘背東西，挽著老大娘的胳膊送她出火車站。她們身旁是一輛列車。 10-3為“農村衛生員”。主圖是肩背藥箱的衛生員行走在鄉間小路上，背景是金黃的田野和田間勞動的農民。表示衛生員送藥下鄉，為農民治病。從畫面可看出她行路很艱辛和興奮。 10-4為“保育員”。主圖是保育員領著孩子們做遊戲。 10-5為“清潔員”。主題為手拿著掃帚、身背著垃圾和清潔員正在清掃馬路。 10-6為“理髮員”。主圖為手拿吹風機和梳子的女理髮員，背景是鏡子和理髮工具等。 10-7為“汽車售票員”。主圖為手拿票夾和鉛筆、肩背票袋的女售票員。背景為公共汽車和樹木。 10-8為“背簍商店售貨員”。主圖為身背裝滿花布等商品背簍的售貨員行走在鄉村小路上，背景為梯田和山丘。 10-9為“食堂服務員”。主圖為一手拿筷子一手端飯的食堂服務員，背景是清潔整齊的碗櫃和保溫桶。 10-10為“鄉村郵遞員”。主圖為郵遞員背著“中國人民郵政”字樣的背包，騎著腳踏車賓士在鄉間大道上。腳踏車上的郵袋裡放著《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
楊白子“紅旗渠”這套郵票以雕刻版的線條和點子，作出松樹山石的輪廓形象和主要層次，輔以影寫版的色彩和層次的細部變化，產生了英姿挺拔、瑰麗多彩的印刷效果。 《服務行業中的婦女》是為了歌頌婦女在經濟建設特別是服務行業中的重要作用而發行的。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張蘊為發行“服務行業中的婦女”特種郵票提詞：“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以一切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一切工作都是為了革命為出發點。以各個服務行業崗位的先進人物為榜樣，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跡。成為毛主席的好學生、革命的好戰士、人民的好勤務員。” 趕上 “文革”郵票設計這班車郵票這一藝術形式，一直令楊白子心馳神往，而命運的安排讓她不早不晚地正好趕上“文革”郵票設計這班車。郵票發行局宋局長曾經描述郵票這個“國家櫥窗”時用16字作了生動概括；“天上飛的，地下走的，古今中外，上下千年。”那令人心潮激盪的話語很快就被“文革”的大潮所淹沒。
楊白子
楊白子“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郵票文革期間從1970年8月1日開始，紀特票不再分為紀念和特種，一律以編號發行，編號郵票中志號第一套的就是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全套6枚彩色印刷，在楊白子設計的郵票中，《智取威虎山》是她的代表作。第一枚郵票圖為楊子榮，第二枚為深山問苦，第三枚為穿林海，第四枚為發動民眾，第五枚為胸有朝陽，第六枚為勝利會師。在《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郵票中第二枚也有智取威虎山。有郵友對編號票1-6《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對軍服提出質疑，二是這套郵票發行的間隔時間長達一年又五個月，是新中國郵票之最，原因是什麼。原來江青本人不僅要求“樣板戲”的劇本和演出場面要“三突出”，而且要求對外宣傳的宣傳畫和劇照也要一律體現“三突出”的創作原則。而事實上“樣板戲”的許多公開亮相的劇照都是由江青本人親自審定的。楊白子回憶說，這套郵票的第一稿設計出來後送交國務院宣傳組王曼恬審查。王的意見是“所有郵票的圖稿都必須是江青審定的劇照”。於是楊白子不敢怠慢，在中國京劇院的幫助下，完成了五幅劇照的篩選，即郵票上的1—5圖。軍服與劇照息息相關，這就更進一步地證實了郵票上楊子榮等人的軍服突顯的“文革”特殊年代的特徵了！這套郵票是1970年8月1日發行的，但8月4日才補發了通知。但8月1日只發行了第一枚“楊子榮劇照”和第三枚“穿林海”。兩個月後發行了第二枚“深山問苦”、第四枚“發動民眾”和第五枚“胸有朝陽”。又隔了近15個月發行了第六枚“勝利會師”。一套郵票分兩次發行並不鮮見，間隔幾個月在“文革”中更是家常便飯，而分三次發行的也絕非《智取威虎山》一套，還有“文761毛主席詩詞”和“文1461南京長江大橋”。但一套郵票前後拖了近17個月可謂絕無僅有！這套郵票的第六枚是一開始就定好的，而非一年半載後追加的，因為1970年11月1日發行的《嚴懲入侵之敵》為編號7，已經為“勝利會師”留出了6號位。據悉原先第六枚為“會師百雞宴”，場面大，人物雜亂，在場景上無法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與“三突出”不符，使設計一度陷入困境。後來楊白子在人民美術出版社發現了一幅楊子榮與少劍波、常獵戶、小常寶四人在紅旗前握手亮相的劇照，儘管在風格色調上上與前五枚有些許差異，但仍是很不錯的一幅。尤為重要的是這幅劇照也是經過江青審定過的，符合審定部門的要求，的確令設計人大喜過望。經過一些技術處理，就用這一幅“智取威虎山”一場景的近鏡頭特寫，但小常寶的衣服和楊子榮身上的“值星帶”更紅更醒目了，英雄人物也隨之更突出了，由此留下樣板戲“不斷修改”的印記。這枚郵票拖了近17個月後才問世，上述的周折顯然是原因之一。
楊白子1969年5月，郵票發行局被撤銷，郵票設計人員大多數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只留下較年輕的楊白子與張克讓、李大偉以及庫房的幾個作為留守組，合併到北京郵票廠。由於設計是第一工序，他們同屬軍事化編制的第一連，在凹印車間製版室內為們安排了小桌椅。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挖防空洞、制磚、燒窖（郵票廠負責全宣武區的防空洞用磚），還要定時下各車間當班，還有居委會按人頭派下的磚坯任務。《普無號》郵票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楊白子當時為膠印車間雙色機設計了“工農兵”（《普無號》第一組）以及一些郵資信封，因時間比較急，審批也順利。其後戰備票的設計，從開會決定選題到拿出方案也是僅7天時間。那時畫郵票，車間裡不方便就跑到庫房外側的小房間乾，“文革”以來的幾本畫報成了手上僅有的參考資料。這是一個短暫的計畫失調的時期，《普無號》郵票設計上的不統一和印刷組糙，就是明顯的印記。待郵票組成立，在三車間有了專用辦公室，有些選題因早作計畫，還可以有時間擺弄木刻刀搞幾色套印的版畫圖稿，設計也就逐步走上正軌。 “郵票尋回自己的特色” 楊白子用一句話概括“文革”郵票設計前後的變化：“郵票尋回自己的特點”。非常中肯恰當。歌德說：“巨匠在限制中表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郵票設計家們面對的，不是郵票的方寸票幅限制，也不是郵票印刷技術的限制；而是極左思潮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對郵票設計創作的粗暴干預和束縛，致使“文革”郵票一度成為清一色的“語錄牌”和“宣傳畫”。著名郵票設計家孫傳哲痛心地說：“我深切感到這一時期是我國郵票設計、發行上的倒退”。 “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富有正義感、責任感和藝術使命感的郵票設計家，只要有機會讓他（她）拿起畫筆設計郵票，他們就千方百計在種種“限制”中讓“郵票尋回自己的特點”。這就是努力發掘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最優秀最本質而又最適合於在郵票上表現的題材；最大限度地調動郵票的各種原素——票形、票幅、色彩、框線、文字、布局等，使每一幅設計圖稿最適於郵票印刷，其藝術效果又是人民民眾所喜聞樂見的。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發行的“文”字郵票和編號郵票有人認為“是國際郵票史上的極為奇特的一組郵票”。長期以來，對於“文革”郵票的設計特色與藝術風格，人們總是一言以蔽之：“紅太陽、紅海洋、大票幅；人像多、口號多、文字多”，似乎完全沒有什麼可以值得肯定或借鑑的東西。對這方面的研究，是一個薄弱環節。細心鑑賞“文革”郵票，你會發現：從“文”字郵票到編號郵票，它們的設計不是一成不變、千篇一律的；它們中間有明顯的階段性、每一階段的郵票設計都“告訴”我們豐富的歷史信息。從新中國郵票史的整體看，“文革”郵票並非孤立地產生和存在的，它與此前的老紀特票及後來的JT票，在郵票設計的特色與風格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承傳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