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楊得齡對汾酒的貢獻，不僅建立白酒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註冊白酒行業中的第一個商標，設立了類似現代企業的管理制度，而且在晉商從明清時的輝煌走向衰敗的時候，因為他經營的汾酒事業，將這一輝煌一直延續到民國，並且成就山西白酒在民國的霸業。整合白酒企業清代中期,杏花村的酒坊多達22O家,但仍以家庭小作坊的生產方式為主。1875年,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作坊“寶泉益”的創辦,揭開了汾酒歷史新的一頁。1875年，汾陽縣南垣寨紳士王協舒在杏花村東堡盧家街獨資開辦了寶泉益酒坊。王家是當地富戶，在汾陽縣、北京、天津經營多處商號、銀號。寶泉益酒坊經營到民國4年（1915年）王氏分家時，資產折合白銀2000兩。
民國4年，寶泉益酒坊由王協舒三弟王協卿接管，改名義泉泳，聘請曾在寶泉益原總管掌柜楊德齡為經理，他對杏花村其他酒坊德厚成、崇盛永採取友好協商的辦法，以義泉泳為主進行了合併，形成“人吃一口鍋，酒釀一眼井，鋪掛一塊牌”的嶄新櫃面，即杏花村人說的“一道街，一片鋪，一東家”的“三一”格局。
個人履歷
1915年，義泉泳生產的“老白汾酒”在美國舊金山市舉辦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一舉奪魁，榮獲甲等金質大獎章。訊息傳回國內，傳到山西,社會各界為之沸騰,當時的《并州新報》以“佳釀之譽,宇內交馳,為國貨一吐不平之氣”為題,向國人歡呼:老白汾大放異彩於南北美洲,巴拿馬賽一鳴驚人。為使這一殊榮永垂青史，王協卿、楊得齡請汾陽籍文人申季莊撰寫了《申明亭酒泉記》，立石於杏花村古井旁。第一家股份制企業
巴拿馬汾酒一舉奪魁後，其聲名鵲起引起了山西督軍閻錫山的高度關注。他決定對汾酒進行提倡，遂指定專人與楊得齡協商合營，但由於雙方意見不統一，合營之事擱淺了。
閻錫山的副官張汝萍見公商兩家合議不成，便打算私人集股辦理。他絡了一些朋友共同商議，擬集股開設推銷酒的商店。
他們再次與楊得齡商議。商議結果：決定由張汝萍等5人，各認股金500元，計2500元，義泉泳以酒入股，認2500元，組成晉裕汾酒有限公司。1919年1月，晉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經營方式為由義泉泳供酒，晉裕公司經銷。經理均由楊得齡擔任。
楊得齡在以往經營義泉泳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有限公司”的一般章程，形成了晉裕汾酒有限公司經營管理的“五項基本制度”。即資金股份制、管理分權制、薪俸三三制、人事避親制、新式會計制度。
晉裕汾酒公司每年召開一次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三年一選，監事會一年一選。遇有重大事件，召開聯席會議商決。歷屆董事、監事，除張汝萍等發起人外，以後陸續增選的有冀貢泉(汾陽人，曾任山西大學法學院院長、山西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傅瑤(汾陽人，曾任山西省銀行副理)等許多山西省要員。
“薪俸三三制”即：薪俸由月薪、紅利、紅包三部分組成。月薪按優良、普通、劣等三個等級確定，劣等留用一年，表現好可晉升普通級，如仍無長進，年終即行辭退。“紅包”又名“賞錢”，一年只有一次，獎優罰劣。“紅利”以入股額、利潤之多寡決定，年底一次分紅。當時中國普遍使用的分配製度是年勞金制，而這種有特色的月薪制不僅有一定的先進性，並形成了激勵和約束機制。此外，楊得齡還推行了新的會計制度，並主張用人不用親眷的“避親”原則。儘管楊得齡孫滿堂，但無一親人跟隨其左右。
義泉泳與晉裕公司共合作8年。1927午，義泉泳因供酒價與晉裕公司的售出價懸殊太大，要求提價，晉裕公司不矛調整。加之義泉泳起了內訌，決定不再供應晉裕公司汾酒，楊得齡在義泉泳的經理職務也被撤去。
此時的晉裕公司，資本已達5萬元，在山西500家酒業中居於首位。楊得齡被撤去義泉泳經理一職時，帶走了義泉泳的半套人馬，專任了晉裕公司的經理。並於當年在杏花村購得房產，成立了晉裕公司釀造廠，自產自銷。其規模與義泉泳相當。
分裂後的義泉泳因經營方式陳舊，管理不善等原因日見衰落，到1932年晉裕公司便以9600元的價格購買義泉泳的一切房產、招牌及生產工具。
晉裕公司兼併義泉泳之後，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晉裕公司1930年的純收益為3683元8角。收購義泉泳之後，利潤大幅增加，1935年純收益上升為8377元2角。1936年又增加到12544元7角，每股紅利7．5元，紅利率高達5%。日產酒達到2000斤，並新建擴建了太原罐頭廠、新華泰料器廠、平遙麵粉廠、杏花村晉裕釀造廠和義泉泳造酒廠，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白酒企業。
1923年5月4日，北洋政府頒布了我國商標史上第一部《商標法》。1924年，楊得齡高瞻遠矚，率先註冊了中國白酒業的第一枚商標——高梁穗汾酒商標。
該商標上印有汾酒榮獲巴拿馬賽會甲等金質獎章圖案、山西展覽會最優等獎章圖案，商標圖案由一株高梁穗和23顆飽滿的高梁組成。並註明“總釀造場山西汾陽縣杏花村義泉泳記”、“總發行所山西太原省橋頭街晉裕公司啟”等字樣，商標四角印有“環球馳名”四字。同時還有一段文字說明：“此杏花村汾灑前在美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經世界化學、醫學名家確實化驗，共稱品質純粹，香味郁馥，酒精雖多，確於衛生有益。本公司為保持名譽、便利顧客起見，特設總發行所于山西省城，凡大雅客商須認明本公司高梁穗商標，惠顧是荷。”
在該商標最下面還印有晉裕汾酒公司的“消費者熱線”：“電話二百七十一號”。
1933年春天，一個細雨霏霏的日子，一位20多歲的青年來到山西杏花村探究汾酒釀造的奧秘。他就是後來的中國酒文化研究會會長、現代著名微生物發酵專家方心芳。在以後的十多天裡，他白天搞調查、做筆記、分析化驗；晚上一盞油燈兩杯汾酒，和汾酒掌柜楊得齡促膝交談、推心置腹。經過對汾酒釀造過程進行詳細調查、系統研究後，方心芳寫出了中國制曲釀酒的經典論文《汾酒釀造情形報告》，道出了汾酒人千年釀酒實踐中的七大秘訣：“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時，糧必得其實，器必得其潔，缸必得其濕，火必得其緩。”
這七大秘訣，包含了汾酒釀造過程中對自然環境、原料、器皿、工藝及釀酒人等各種因素的嚴格要求。
而楊德齡從事汾酒釀造已60多年，是當時中國最頂級的釀酒大師。也是真正的“汾酒通”。自1904年起，義泉泳在楊德齡的帶領下，大規模研製配製藥酒、果露酒。他們以老白汾酒為基酒，先後試製成功“葡萄”、“黃汾”、“茵陳”、“五加皮”、“木瓜”、“佛手”、“玫瑰”、“桂花”、“白玉”、“狀元紅”、“三甲屠蘇”等10餘種低度配製汾酒露，加上清初大學者傅山先生配方的竹葉青生產工藝，形成了中國白酒業第一個以白酒為主、配製酒為輔的完整的品牌體系。其中“白玉、竹葉青、狀元紅、玫瑰”與“老白汾酒”並駕齊驅，成為杏花村五大名酒。
明清時期以汾酒為代表的山西酒走向全國,甚至走向世界,尤其是汾州商人。為汾酒的推廣起到不可磨滅的貢獻。
歷史進入20世紀初，中國十大商幫逐漸失去了當年的勃勃生機，多數走向衰落。稱雄商界500年的晉商也紅極而衰，大多淹沒在時代變換的浪潮之中。只有為數寥寥的晉商，經艱難轉型，由以異地販運貿易為主的封建商人轉變為現代工商業企業家。汾酒商人就是其中一顆璀璨的明星，其掌舵人就是楊得齡。
他推行的資金股份制、管理分權制、薪俸三三制、人事避親制、新式會計制度等類似於現代企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將晉商在明清時的輝煌得以延續。隨著汾酒銷售市場擴大，楊得齡帶領公司改進包裝，增設批發、零售網點，在汾陽縣城開設了通信誠銷售商號，在山西各縣市及省城各大飯店、商號設點代銷，同時在北平的前門大街、大柵欄、琉璃廠和天津的法租界、南京的中正街、市府路以及上海、石家莊等地設立了分公司或代銷店。據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商社團志》記載：1935年，上海有關酒業的同業公會共有6家，其中酒類專業協會3家，參加汾酒公會的業主數量高達226家，是當時上海最大的酒類專業協會。以山西大本營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石家莊省外五大城市為中心，汾酒及其系列產品很快輻射到全國各地，成為當時中國遙遙領先的第一大名酒。
1937午，抗日戰爭爆發。為汾酒事業奮鬥了66年的楊得齡老以79歲高齡辭職返歸故里。連年戰亂加上軍閥、政界的腐敗，晉裕公司經營日見衰竭，奄奄一息。1949年，新政府以8000元的代價收購了晉裕公司在杏花村的釀造廠。晉裕公司以這筆錢與另一私商合併經營文具業務，1951年倒閉。晉裕汾酒有限公司遂成為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