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榘，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３日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父梁敬錞早年曾任北洋政府法務部秘書，晚年擔任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童年的梁守榘在北京家中的私塾讀古書和當時的國小教科書。１９２７年考入北京四存中學，後曾轉學到天津南開中學、北京師大附中、上海滬江附中和上海光華附中，１９３３年６月高中畢業。當時“科學救國”、“工程救國”的呼聲高漲，他立志鑽研工程技術，考取清華大學機械系航空組，步入“航空救國”之路。１９３７年畢業，獲工學士學位，隨即到空軍機械學校高級機械班學習。結業後目睹當時的主要裝備都是美國貨，且美國又提出對中國抗日戰爭所需的武器裝備要“現款自運”，更使他感到建立中國自己軍事工業的必要性，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擺脫它國的控制。１９３８年８月，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工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獲碩士學位。１９４０年２月，他放棄在美繼續學習或工作的機會，毅然決定返回戰火紛飛的祖國。
１９４０年２月至１９４２年８月，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航空系和機械系任講師、副教授。１９４２年８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在貴州航空發動機製造廠任技士、設計課課長。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後，他到杭州浙江大學航空系任教授，１９４９年６月後任該系系主任。１９５２年９月，奉調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工程系，任教授、教授會（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６年５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被授予上校軍銜。
１９５６年９月調赴北京，先後擔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設計部主任、研究所所長、分院副院長；１９６５年任第七機械工業部研究院副院長、七機部總工程師；１９８２年任航天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第三研究院科技委主任；１９８８年任航空航天工業部高級技術顧問；１９９３年後任航天工業總公司高級技術顧問。
梁守榘長期從事海防飛彈的技術領導工作，曾作為技術負責人或總設計師，領導研製成功幾種海防飛彈，裝備了部隊。他還曾擔任海防飛彈系列總設計師，全面負責各海防型號飛彈的技術工作。
１９５６年，他當選為中國力學學會常務理事，現為名譽理事；１９６４--１９８４年一直擔任中國航空學會副理事長；１９７８年當選為中國工程熱物理學會副理事長，１９９３年當選為理事長；１９７９年當選為中國宇航學會第一屆理事會副理事長，１９８６年當選為第二屆理事會常務理事，１９９３年當選為第三屆理事會名譽理事長；１９８０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現為院士）；１９８５年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ＩＡＡ）院士；１９８８年被美國國際空間大學創辦者協會聘任為初始會員。
他於１９６１年７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當選為第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梁守榘多次立功受獎，１９６４年榮獲國家科委一、三等獎各一項；１９８４年榮立部一等功；１９８９年榮獲航空航天部勞動模範稱號；１９９０年被批准為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１９９０年，他作為項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獲一項國家級科技進步獎特等獎；１９９２年被批准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貢獻的老專家；１９９４年獲求是科技基金會“傑出科學家獎”。
梁守榘在科學技術上的成就與貢獻，不僅表現在他的科技著作與論述上，更主要的是在從事飛彈研製的實踐中，以他淵博的基礎理論知識、敏捷的思維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把握著技術方向與技術途徑；帶領科技人員解決了多項技術關鍵；參與決策多種飛彈的技術方案及其他重大技術問題；領導和參加了多種飛彈的設計、試製、試驗、生產和飛行試驗，研製成功多種飛彈，滿足了部隊裝備的急需，使我國的國防力量得到了實質性的增強。
胸懷科技救國志 邁出教書育人步
１９３９年，年僅２３歲的梁守榘獲得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學位，本可以在美繼續深造或工作，但他深深地懷念著災難深重的祖國和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四萬萬同胞，放棄了舒適、優裕的學習、工作環境，回到了祖國懷抱，開始他教書育人的生涯。
在近２０年的教師崗位上，他兢兢業業、揮鞭執教，既嚴格要求，又循循善誘，旨在培養振興中華的棟樑。時至今日，我國航空、航天等科技界的學者、專家還都清晰地記著這位師長的神采和風貌。他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結合教學撰寫了十餘部講義和其他論著，不僅為當時有關專業的教師、學生提供了教材和參考書，而且對從事有關專業的其他科技工作者，都有參考價值。
對航天事業的創建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５０年代末期，我國開始仿製從蘇聯引進的Ｐ—２液體近程彈道飛彈。這在當時是一個全新的陌生的技術領域，他被任命為總體設計部主任，主持這一飛彈仿製的總體技術工作，開展“反設計”，即按引進的Ｐ—２飛彈的戰術技術指標進行飛彈設計，將設計計算的結果與引進的Ｐ—２飛彈的數據進行比較，驗證我們的理論分析、設計、計算是否正確，對有差別的地方進行分析研究，找出原因，有針對性地進行設計改進。通過這樣的“反設計”，極大地鍛鍊和培養了我們自己的科技隊伍，為獨立自主地研製新型飛彈奠定了基礎。在仿製的過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技術關鍵和難題，但他矢志不移，堅信中國人行！例如：當時的蘇聯專家聲稱中國生產的液氧不能用於液體火箭發動機的氧化劑，他默默地進行分析計算，用事實證明中國生產的液氧可以把飛彈送上天。１９６０年９月，用中國生產的液氧做氧化劑成功地發射了蘇制的Ｐ—２飛彈。後於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５日，我國仿製的第一枚液體近程彈道飛彈發射成功，從而揭開了中國飛彈事業的序幕。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創建初期，基本上沒有設計製造飛彈的設備和資料，只有幾十位從大專院校和工業部門抽調來的專家和百餘名當年畢業分配來的大學生，而且只有錢學森教授在國外參加過飛彈、火箭設計與試驗工作，可以說是白手起家。然而，創建者們沒有氣餒和退縮，而堅定地認為，外國人乾成的事，中國人當然也能幹成。他們圍繞航空與飛彈專業基礎知識舉辦訓練班。梁守盤擔任訓練班主任，並親自登台重操舊業，講授發動機專業的基礎知識。這些都為後來的飛彈研製工作發揮了作用。
梁守榘主張既要虛心地向蘇聯專家學習，認真消化、吸收蘇聯的技術資料和圖紙，從中獲取有益的知識；同時，又要對我們自己的工作充滿信心，堅定不移地貫徹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聶榮臻副總理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制定的“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的方針。關於彈上使用的環形氣瓶，蘇聯專家認為中國當時沒有冷軋鋼，必須使用蘇聯的冷軋鋼。梁守盤發現在環形氣瓶成形過程中，要經過回火工序，這實際上已成了熱軋鋼。他據理向蘇聯專家提出採用中國熱軋鋼的建議，並得到了蘇聯專家的同意。經過實際使用證明，用中國熱軋鋼加工的環形氣瓶完全符合要求。
在他擔任發動機過程研究所所長期間，能否使用偏二甲肼作為燃燒劑成為當時爭論的重大技術問題。蘇聯專家認為，用偏二甲肼作燃燒劑雖然可獲得較高的比沖，但有劇毒，而且毒性是積累性的，使用偏二甲肼等於抱著老虎睡覺。他本著科學求實的態度，大膽地闖了這個“禁區”，他與軍事醫學科學院合作，在朱鯤教授的主持下，經過反覆的分析研究和試驗，終於得出科學的結論：偏二甲肼及其燃氣雖有毒，但可以通過人體自身的代謝將毒性物質排出，因此是非積累性的中毒，並找到了解毒的特效藥，從而闖開了偏二甲肼不能作為液體火箭發動機燃燒劑的“禁區”。爾後，又在梁守盤的帶領下，研究出用偏二甲肼與煤油混合，代替需用２０公斤糧食才能提煉１公斤的混胺—０２的辦法，以此作為中、小型液體火箭發動機的燃燒劑，為國家節省了大量的糧食，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為研製更大推力的發動機，他提出可以不設計新的大型離心泵，而用幾個離心式渦輪泵並聯的構想。這一構想一提出，就遭到了蘇聯專家的反對，認為離心式渦輪泵不能並聯，理由是兩台泵的工作難以互相協調，會造成泵的工作負荷不平衡。他不迷信蘇聯專家的論斷，對已有的離心式渦輪泵性能曲線進行分析，認為渦輪泵並聯是可行的。他組織有關科技人員設計了兩台泵的共同出口管路，然後在試車台上進行並聯試驗，試驗前人為地造成兩個渦輪泵流量和壓力不平衡，試驗結果是兩台泵可以自動地達到平衡，證實這一技術方案構想是完全可行的，從而為大型液體火箭發動機渦輪泵系統的設計提供了一個新的技術途徑。
在研製貯存液體火箭發動機燃燒劑硝酸和氧化劑過氧化氫容器的過程中，從國外引進的資料中記載，為滿足耐高壓、耐腐蝕的要求，要採用不鏽鋼材料，但當時國內不能生產，而國外又禁運，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梁守盤憑其長於思考和想像的獨特之處，根據籃球雙層結構的原理，提出了試製雙層金屬容器的構想，裡層採用耐腐蝕性好的合金鋁，外層用強度高、耐高壓的鋼材，試製成功高壓容器；從而闖過了航天事業初創時期一系列技術難關。
潛心致力 碧海獻丹心 在海防飛彈研製中貢獻卓著
梁守榘長期擔任海防飛彈研究院副院長，分管技術工作，他提出了一系列關於這類飛彈的發展規劃，並主持和組織研製成功亞音速、超音速、小型固體三個系列岸對艦、艦對艦、空對艦多種海防飛彈，有的飛彈還多次參加國際防務展覽，受到了好評。特別是在被人們稱為“中國飛魚”的Ｃ８０１超音速固體反艦飛彈的研製中，他不僅帶領科技人員解決了多項技術關鍵，還排除了飛行試驗中出現的故障，以泰山壓頂不彎腰和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歷盡艱辛和坎坷，終於研製成功了這一超音速飛彈武器系統，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採用衝壓發動機作為動力裝置的低空超音速反艦飛彈Ｃ１０１的研製過程，更是曲折和荊棘叢生。早在１９６３年，正值一些已開發國家有人主張停止衝壓發動機研製工作之時，他和他的同事提出了繼續開展衝壓發動機研製工作的建議。這對當時剛剛起步的中國飛彈事業來講，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膽的構想。梁守盤分析了發動機技術發展的趨勢，認定衝壓發動機對飛彈與航天事業是大有用處的。他針對那種認為“連技術先進的美國都在收縮下馬的項目，我們中國就更不具備條件”的觀點，據理力爭，幽默地談到：“穆罕默德並沒有說過要造汽車，而伊斯蘭教的教徒不是照樣造汽車、坐汽車嗎？”正是由於他和他的同事們的堅持，最後領導決定將衝壓發動機列入研製計畫。幾經艱苦奮鬥，採用衝壓發動機的低空超音速掠海飛行的飛彈Ｃ１０１終於研製成功。在法國巴黎博覽會上被譽為“最令人驚訝的低空超音速反艦飛彈”。
作為科技工作的指揮員，他不僅提出技術方向和作原則性指導，而且對研製中的技術難點親自進行分析和參加解決。有一次，某飛彈在靶場進行飛行試驗，連續三發都發射失敗，試驗現場的廣大科技人員眾說紛紜，一時分析不出產生故障的原因。梁守盤到了現場，詳細地詢問了飛行試驗的有關情況，查看了發射架，並根據發射架的剛度試驗數據進行了分析計算，斬釘截鐵地提出：“把發射架前邊鋸掉１．２米，再把導流槽的底板尾段向下彎４０°，然後進行發射。”接著他又講述了有關發射架的剛性與彈性振動的有關問題。參試人員對此雖不大相信，但對他所提出的公式和計算又找不出什麼破綻，人們將信將疑地執行他的決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按照他的意見進行改進後，所進行的飛彈飛行試驗都取得了圓滿成功。參試的廣大科技人員無不由衷地佩服他的學識和實踐經驗。在這方面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如：靶場光測數據的折射修正、飛彈飛行中振盪問題等，他都絞盡腦汁，提出了頗有效果的解決辦法。
現在，我國海防飛彈已在獨立自主的研製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形成了中國自己的特色，所研製成功的飛彈的戰術技術指標可以與工業已開發國家同類飛彈相媲美。這與梁守渠所付出的勞動與心血是分不開的。
重視科技發展戰略、規劃的制訂，注意積累科技管理經驗
梁守榘不僅在科學技術上深有造詣，具有獨立思考、科學嚴謹、敢於直言的治學態度，具有對飛彈研製試驗中的重大技術問題進行決策的才華；而且還十分重視航天科技工業發展方向、發展戰略、發展規劃和技術途徑等的制訂工作。早在１９６４年，他在當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的幹部大會上，作了《關於技術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闡述了技術工作中存在的認識問題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意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聶榮臻副總理看了這篇報告後，親自做了批示：“梁守盤同志的這篇講話很好，提出了一些很現實、很具體、很生動的問題。……對我們科學技術工作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很值得提倡。”時至今日，他提出的科技人員的“三嚴”（嚴格、嚴密、嚴肅）作風的培養問題；設計中的繼承性與先進性的關係問題；保證技術指揮線暢通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梁守榘還多次提出關於航天科技工業管理體制和機構設定方面的建議；注意總結飛彈型號研製工作的經驗教訓，向領導陳述己見；親自起草和修改了飛彈研製程式；……。他的這些建議與意見，大多數都已被領導接受或採納，在促進航天科技工業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８０年代中期，他作為航天部科技委的副主任，曾分管航天科技工業２０００年發展戰略的制訂工作，他以嚴肅認真和積極負責的態度組織了這一工作。這一工作的圓滿完成，凝集著他的一份重要貢獻。
近年來，他還十分重視研究航天科技工業的經濟效益問題，較早地提出了飛彈型號研製工作要搞經濟核算和經濟承包責任制，極力反對包盈不包虧的假承包，努力探索飛彈工業增強經濟實力的道路。
梁守榘作為一名老專家，難能可貴的是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決不去迎合某一觀點，更不譁眾取寵，稱得上“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楷模。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從不推諉，屬於自己範圍內的工作，一定提出明確的意見，敢於決策、善於決策。現在雖已接近耄耋之年，仍孜孜以求地奮戰在航天工業總公司高級技術顧問的崗位上，關心著航天科技工業的發展，為其興旺發達而盡職盡責、獻計獻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