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與祠堂
生祠是中國古代為紀念官員功德而在其生前為其建立的祠堂，立祠後依時祭祀，以表示感戴和欽敬之意。生祠中供奉的祠主去世之後，就不可以再稱為生祠，而要當作普通祠堂對待。我國古代宗法社會，倡導“慎終追遠”的祖先崇拜文化，祭拜他人的祖先是悖禮的。
所以，《論語》中孔子強調：“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記·曲禮》亦載：“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即非分、過分之祭祀，這是不合禮法的。因此，封建時代常常以“賜額”、“封號”的方法來塑造正統神祇。
立生祠並非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為健在的恩人而立，明顯具有“崇德報功”的文化功能，除此之外還有祝願祠主健康長壽之意，符合儒家文化和民間祈福訴求，能夠在倫理的層面上影響人們——對官吏而言可以勵志立德政當良吏，對百姓則可以倡導感恩報德等文化。所以，立生祠雖然是地方士民自為，仍然屬於封建時代國家所倡導的儒家信仰體系。
歷史記載
據載，謝氏入揭始祖為宋末元初愛國詩人謝翱，今炮台桃山和玉滘翔龍等地謝氏均為其裔孫。謝翱為福建長溪人，後徙居浦城，家境殷實。宋代末年，元兵南下，趙宋危殆，謝翱傾盡家資，率鄉兵數百人勤王。宋祥興元年（1278）初，謝翱以右丞相文天祥督府諮議參軍由閩入粵組建行府分司，隨行的妻子毌氏不久在潮陽海門船上產下一子，取名懷壺，母子遂居住潮陽海門白土村，謝翱則隨同宋軍繼續抗元，轉戰粵東等地，是年海豐五坡嶺兵敗後潛回潮陽家中。為逃避元兵追緝，祥興二年（1279）初，謝翱將妻兒留置潮陽海門，渡海回閩之浦城，宋朝滅亡後又遠遊浙東，以文會友，繼續聯絡志士，結社以圖復宋。其詩文作品多寄寓對宋室淪亡的悲痛，桀驁有奇氣。元代貞元元年（1295）謝翱卒於杭州，葬於桐廬富春江畔，其墓碑題曰“粵謝翱墓”。元代至順年間（1330-1332），其孫謝東山、謝西河由潮陽白土村先後遷至揭陽榕城和揭東玉滘尖山，創謝氏翔龍系，元末謝東山之子宗文創謝氏桃山系。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謝翱在粵裔孫從杭州移遺至潮陽隆井都九曲水“白馬翻肚”其夫人毌氏、子懷壺、孫西河墓地（古時當地人稱“謝厝墳”），並倡定每年9月18日為掃墓日。據光緒十七年《續修謝氏族譜序》載，謝翱裔孫多居揭邑，“去墓所百有五十里，山海阻隔，潮陽縣遠，屢經變亂，拜掃日疏，致遭來姚姓疊葬而有乾隆元年之控也。”清雍正十三年（1735），桃山人謝學聖（字復守，號乃願，謝翱第十五世裔孫，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科舉人，曾仕山西交城縣知縣）於交城縣任滿返回梓里後，聞悉位於潮陽海門西北九曲水的揭陽謝氏祖墓被當地古埕姚姓僭占，遂偕同桃山、玉滘翔龍謝氏族老鄉賢前往潮陽縣呈控，要求判還祖塋。時任潮陽縣知縣吳廷翰（名駿，《潮陽縣誌》載其為河南人）親詣勘究，秉公執法，判還謝氏三代祖墓，並發布告，著令“亂壘葬於謝翱公墓周圍者遷開，重修謝翱墓”。是年謝氏祖墓重修，吳知縣感崇謝翱文章和忠義著於世，親為其墓書“宋處士諱翱樂耕謝公墓道”神道碑，謝氏祖墓為之煥然一新。
此事民國元老劉成禺《世載堂雜記》亦有載：“清乾隆元年，翱墓碑字為潮陽姚氏竄易，翱十五代孫學聖等訟之官，得直，縣令吳廷翰為立神道碑。”今揭陽玉滘廈鄉《謝氏永思堂紀事錄》載有《九曲水翱公（樂耕）墓官訟文書》。為報答吳知縣明正之舉，桃山及翔龍謝氏族老鄉賢謝出類（字泰就，號簡亭，玉滘翔龍人，雍正庚戌進士，謝翱十四世孫）、謝學聖、謝琦崗（翔龍人，監生，謝翱十五世孫）等倡議於桃山村為吳廷翰知縣建造生祠以報其德。清乾隆元年（1736）生祠竣工，即今之“吳公祠”。據說，祠堂二進正座原來立長生牌一道，正面綠色金字書“潮陽縣正堂吳廷翰之祿位”。祠堂大門懸掛書匾“潮陽縣正堂”及“吳”字大紅燈籠，大門貼“百代衣冠濟美，萬年俎豆常香”對聯。古時桃山、翔龍謝族四時祭拜，持之有恆，玉滘翔龍謝氏祭祖時，須用高燈彩旗，欽鑼吹手前往桃山村吳公祠延請吳縣令長生牌位至玉滘謝氏永思堂中廳祭拜，祭拜吳公時須請進士謝出類伴祭，以盡主賓之禮。今玉滘廈鄉謝氏《永思堂紀事》之“祭祖儀式”所附錄“祭潮陽知縣吳公廷翰祝文”猶存。
明清兩朝以來，謝氏立吳公祠和敬重石氏祖婆的感恩戴德故事成為揭陽地區廣為傳頌的美談佳話。新中國成立後，因歷史原因，吳公祠被列為“四舊”之屬，吳知縣牌位等標誌性設施遭毀，但主體建築保全完整，祠堂長期被用作炮台鎮供銷合作社門市，今已閒置。吳公祠為空港經濟區（原揭東縣）文物普查登記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