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1920年到美國紐約倫斯勒理工學院攻讀化學系。1926年回國，任廣東化學工業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教授、理學院院長兼化學系主任。1932年日軍侵占上海，爆發淞滬戰役，被十九路軍聘為技術顧問兼技術組長，參與製造化學武器支持抗日。1933年為避免日軍搜捕，曾前往歐洲遊歷。1936年回國任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兼工業聯絡組組長。1943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抗日戰爭勝利後，任粵桂閩敵偽產業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兼處理局局長。1949年去台灣，曾任“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秘書長、“經濟部工業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等職。1985年病逝於台北。著有《民營廠礦內遷紀略》。
人物生平
1931年9月18日，日軍強行侵占我東三省，全國各界愛國民眾紛紛組織義勇軍，具有光榮愛國傳統的復旦大學也成立了復旦學生義勇軍，絕大部分學生都參加了這個組織。滿腔熱血的林繼庸對學生的愛國行為給予極大的支持。1936年10月，國民政府在上海設立學生義勇軍訓練處，林繼庸當選為復旦大學軍事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根據愛國學生的提議，親自到學生義勇軍訓練處請求允許該校學生在寒假期間組織特別軍事訓練班，到軍營中實習各種武器。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曾明令軍隊不準接受學生軍訓，他多番與十九路軍軍部聯繫，最後由蔡廷鍇親自出面保證，才特許復旦學生義勇軍隨營受訓。此乃開十九路軍學生義勇軍隨營訓練之先河。1932年“一．二八” 淞滬抗戰爆發後，學生義勇軍隨十九路軍於天道庵等處抗擊侵略者，還奉命擔任情報、傳令、運輸等工作。而林繼庸則被特聘為十九路軍技術顧問兼技術組長，參與製造化學武器，支援抗日。
1932年11月，國民政府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當時中國許多有才華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進入政府部門，為祖國最迫切的需要提供服務。任國防委員會國防化學委員的林繼庸積極為改造和創辦中國自己的軍事工業，生產軍火抗擊日本侵略而努力，培養和造就了不少人才。當時，日軍停泊在楊樹浦匯山碼頭附近的旗艦“出雲號”肆意橫行，林繼庸對之十分憤怒，約集徐學禹等人策劃炸毀該艦，行動時被敵方察覺，林當機立斷按下水雷電掣，引爆敵艦。敵艦雖未被炸沉沒，但日軍大將因受驚震傷，不久死去。林亦因此而成為日本侵略者追殺的目標。1933年，為避日軍搜捕，暫離祖國，遊歷歐洲。1936年回國出任民國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兼工業聯絡組組長。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 日本對中國進行全面的侵略，先北平、天津、次南京再上海的瘋狂進逼，使沿海工業發達城市先後淪陷。當時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工廠總數1255家， 占全國工廠總數近三分之一。為使民族工業免遭厄運，不少資本家出於愛國熱情，紛紛計議，舉廠內遷。上海機器五金同業工會、毛紡行會、上海中華國貨產銷協會等工商界行會組織，聯名向國民政府發出呼籲， “誓不以廠資敵”，要救政府派員聯絡，制定計畫，並給予遷移幫助。局勢嚴峻，輿論強烈，國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委派資源委員會林繼庸等赴滬調查上海各廠現有設備及內遷可能。接到任務後，林繼庸即於1937年7月28日召集會議，研究決定將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的工業遷往內地，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民營企業。之後，他親赴上海和民族工商業家胡厥文等商議民族工業內遷問題。大家均贊成政府組織民營企業內遷，認為這樣一來可以改變中國工業布局不合理的現狀，對發展後方工業有重要作用；二來又可保存物資，生產抗戰時期的軍需民用品以支援抗戰。經過一番調研，林繼庸親自動筆草擬了一份上海工廠內遷計畫提案遞交國民政府。按此計畫，第一批內遷廠應為煉鋼、煉氧、制罐、橡膠、水泥等重工業廠，以適應戰時需要。棉紡毛紡日用品等輕工業則列為第二批遷移。同年8月1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會議通過了這一提案，決定拆遷上海工廠，以資源委員會為主辦單位，會同財政部、軍政部、實業部組成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以林繼庸為主任委員，在上海主持適廠事宜，並由資源委員會撥款56萬元作為遷廠補助費用。之後，林繼庸又與胡厥文、顏耀秋一起到南京與國民政府再三交涉，又爭取到500萬元的搬遷費用。此外，林繼庸還被委為軍事委員會工礦調整委員會執行長兼化學組組長、廠礦遷移監督委員會執行組長、經濟部工礦調查處業務組長，領導組織內地民營工廠內遷。據有關統計，抗戰初期我國沿海地區有426家民營工廠和企業遷到四川、湖南、廣西、陝西等
省，其中遷到四川的有230家。林繼庸被民營企業家稱之為“遷川工廠之父”，遷川工廠聯合會還將遷川大廈禮堂命名為“繼庸堂”，李家沱工業區內建有“繼庸路”，以表彰其遷川的功績。對民族工業內遷和民族工商業家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中國共產黨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1939年11月間，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為了解內地新興工業情況，組織參觀重慶的民營工廠，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也參加了是次活動。周恩來還當場題詞：“供給前方的生產，是國防工業的第一要義。”董必武的題詞是：“在極艱難的條件下奠定了新中國工業的基礎。”
1943年，林繼庸調任新疆省政府委員兼建政廳長。然而，期望在新疆乾一番事業的他到任不到一年，就被新疆軍閥誣陷為漢奸而鋃鐺入獄。在獄中，他以堅強的毅力，用少許羊毛，捻成細線，學織毛襪來磨練意志。被營救後，寫下詩一首：“岩城達板古城台，萬仞天山一線開，無奈神工何覓處，林郎未老欲歸來。”抒發壯志未酬之懷。
抗戰勝利後，任粵桂閩敵偽產業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兼處理局長。任內曾到海南島視察工作，發現兩個鐵礦的礦工中有不少大學生，還有博士、教師，他們都是被日軍到這裡做苦工的，人數竟達3000多，而這裡的生活環境惡劣，瘧疾流行已奪去了不少生命。他當機立斷，表示“一切由我負責”，將原本要解送給國民政府的9000萬元中抽出7000萬元作為遣散費，下令限期妥善遣散員工。事後，林繼庸向宋子文詳呈此事，得到宋子文默許。宋子文十分欣賞其辦事果斷的作風，擬請其出任海南最高長官，但林繼庸吸取新疆任職時的教訓，婉辭不就。1947年春，參與處理因美國在中國傾銷水泥使上海華申水泥廠大幅度停工而激發的工潮，並與水泥行會、乳品製造業的民族資本家一同促請國民政府下令削減美國進口水泥和奶粉的數量，使這些民族工業得以生存。
之後，林繼庸脫離政壇，返穗創辦廣東農業機械公司，自任總經理。該公司解放後併入廣州重型機械廠。1949年，林繼庸轉到香港九龍深水涉，設立達利工業公司，生產塑膠梳子及皮帶。以後轉赴台灣定居，曾任“行政院”善後事業保管委員會秘書長，“經濟部工業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經濟動員設計委員會”顧問等職及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