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陽方言屬吳語婺州片。吳語是中國主要方言之一，對國語的形成有較大影響。
東陽方言保存著大量的古語成分，一些古語在現代傳媒語境中已經很少使用甚至完全不用了，但在東陽方言中還鮮活地保留著。例如：五更、幽盲、浼儂、爊羹、食官飯等等，稱得上是古語活化石了。
東陽方言凝聚著豐厚的傳統人文精神。例如稱行事厲害的女人為“呂雉婆”，罵弄事生非的女人為“妲己精”，譏諷嫌貧愛富的女人為“崔氏”，稱尊養父母的子女為“孝子”，叫讀書人為“秀才”，稱高考贏得地方第一名謂中了“頭名狀元”，譏諷工作無出色的人為“黃鯀”等等。方言引用古人或古代故事指稱某些人或某種社會現象，表達說話人的愛憎感和東陽人的傳統榮辱觀。
東陽方言真實記錄地域風土人情，傳遞先人的生存方式。例如稱女人為“內家”，反映了農耕社會男耕女織的生活和男主外女主內的治家觀念。包裝南貨乾果的“斤頭”，是東陽人走親訪友饋送的禮品，折射了禮儀之鄉的習俗。“開祠堂門”記錄了封建社會嚴厲的宗族自治制度。舉行開轎、迎燈、接龍接佛等活動儀式時，要選一個德高望重的“德門伯”做主持人，反映了東陽遵道重德的古風，也從一個側面看到民間迎神賽會儀式的隆重壯觀場面。小孩方言叫“麻痘鬼”，說明在醫學不發達的舊時農村，小孩一旦染上麻疹（也稱痘疹），死亡率極高，有“麻勿倒痘倒”的說法。
東陽方言獨特的語詞結構，映射東陽先人特有的思維模式。例如將盲人引路工具“數篤”引申為正確的言行，使“有數篤”和“嘸數篤”成為截然不同的兩種行為方式。將骰子的六個面之間最小的“麼”和最大的“六”組合成“麼六”一詞，來指稱某些言行“多出一點”的人。工匠和商人為保護行業私密創造了“七字”行話，使行外人無法破密，充分顯示東陽人的狡黠和智慧。
方言具有較強的親和力，傳遞出濃濃的鄉情。不論在外地和異國，只要一聽到鄉音，馬上會出現“老鄉對老鄉”，兩眼淚汪汪的動人情景。台胞四十多年與大陸阻隔，一旦開放，兩岸同胞馬上融和一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在口頭交流時書面語逐漸增加，方言逐漸消退，這是方言漸趨消失的一個信號。一位西方語言學家說過：“當一種文化的載體——語言發生質的變化後，這一文化便很難再被視為原先意義上的文化了。”方言孕育著一方文化，一個地區的特有語言的消失，足以導致這一地區文化的斷裂和泯滅，值得引起官方和民間有識之士的關注和重視。
其實方言和國語並不是對立而是統一的，我們使用的現代漢語就來源於古漢語、民間語和外來語，其中民間語即方言，其精華部分可融入、豐富和發展國語。但方言相對於國語，確實存在“義同音不同”的障礙，外地人很難聽懂，需要通過解讀來領會。
據2006年《新民晚報》報導，鑒於上海孩子不會說上海話，上海已有幼稚園推出“滬語”課程，受到家長的普遍歡迎。在義烏經商的外國人中掀起“學義烏話熱”，是異國人士對方言感興趣的一個典例。《東陽日報》開闢“東陽方言大家侃”專欄，東陽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相繼推出方言新聞和方言故事節目，深得觀眾的喜愛。新聞媒體對方言的關注，推動了方言的傳承與保護，是值得稱道和欣慰的。
東陽話是在東陽地區悠久歷史中形成的方言，匯聚了吳越江南語言文化的精華，有深厚文化積澱。東陽話承載東陽這座城市的時代回音、文化血脈、歷史記憶。
